周光華:環境之殤 ──專制權力濫用的後患

【新唐人2013年5月12日訊】 盲目追求GDP的環境代價

在今年「兩會」上,代表們以投票方式表達了對環境部門的強烈不滿──得票最低。環境問題之嚴重,世界上污染程度最深的十大城市,中國就佔了六座。從方方面面來看,我們的人居和自然環境都出現了難以遏制、不斷惡化的問題:水資源遭受持續不斷的廣泛的污染,工廠有毒廢棄物和填埋物極大地毒化了土地甚至農田,空氣更不用說了──霧霾北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凡此種種,已經激起了民眾強烈的不安和焦慮。

縱觀過往,中國的環境危機頻發不是一天兩天才有的,在各級地方政府爭先恐後吸引外資、確立GDP至上政績觀的幾十年間就一直持續著。但是,那時候的環境污染並沒有成為像現在這樣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問題,它之所以現在成為一個社會熱點,與以下原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傳媒及網絡空間的拓展。

很多對於環境破壞與污染的深度報道最初都來自於網民的推動,然後又有媒體對網上發酵的熱點事件進行追蹤報道。

二、社會和經濟轉型促使人們對居住環境提出更高的要求。

長期以來,公眾對於增長率已經提不起興趣了,在這個國家一路狂奔向更高的經濟目標時,他們已經越來愈感到疲憊和厭倦。GDP和人民幸福關聯度的幻想早已破滅。在中國政府不惜一切代價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民眾依然發現他們在某種意義上被欺騙:政府承諾了經濟增長率會給他們帶來富裕、美好的生活,但是從來沒有告知他們這種全無底線的發展將會犧牲掉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居住環境。在這種發展模式中,人們對於GDP只感到虛假,他們更加注意到自己生活著的城市已經被污染到致命的程度。人們對於霧霾北京的憤怒其實是一種長期壓抑的集體憤怒,因為他們都有共同的焦慮和不安。對於這一點,政府實在是無法再迴避了。

環境問題成為社會動亂導火索

三、環境問題成為了中共統治危機的致命導火索。

過去,不管什麼媒體談到環境問題,通常是做一些無關緊要的批評,再呼籲加強一下監督,或者要求人們提高環保意識。像這樣所謂的輿論,實際上對政府、對民眾、對工廠企業都沒有真正的影響。但是現在就不同了,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隨時可能成為人們對政府的憎惡的釋放口。有關這一點,我們可以再回顧一下去年下半年在江蘇啟東發生的造紙企業污染事件。開始是有當地居民發帖指出污染問題的存在,然後熱心網友進一步了解揭示出造紙企業排放的污染物導致了這一問題,隨著網絡點擊率飆升以後媒體開始捲入,進行全方位的追蹤調查報道,最後是啟東十萬民眾進行抗議示威,發展成轟動全國的群眾事件和政府信任危機。環保已經從簡單、專業的環境管理和治理轉變為社會問題,並隨時可能成為政府統治危機的導火索,使得它變得更加紛繁複雜。這一性質上的巨大轉變也迫使政府不得不認真對待環境問題,畢竟這關係著政權的鞏固與否。

中國環境問題難解的根源

從實際層面來談環境治理的話,我們並不難發現存在著巨大的障礙:

一、環保部門有名而無實,無法發揮相應的作用。

環保部門的官員只是替罪羊。他們名義上是監測、管理、治理環境問題的最高負責人,所以全國上下都要求他們必須要為當前愈演愈烈的環境惡化現狀負責。但是,從客觀情況來說,他們在環境議題上的權力實在太小。簡而言之,環境問題牽涉很多利益關涉方,譬如企業、工廠、當地政府等等。如果環保部門做出了一個決策,想要處理解決環境問題,他們又不得不和當地企業、政府和警察等執法部門溝通聯繫。如果沒有其他部門的配合,他們就無法正常運轉。

二、沒有節制的國家權力帶來巨大的災難。

最可怕的問題還在於,中共以國家的名義濫用科技,以為人定勝天,肆意改變國土上天然的環境,貽害無窮。現代科技給人們帶來福音,但也使得人們產生了科學崇拜,相信科技能解決一切問題。殊不知,科技一方面帶來好處,但是也能產生無窮的禍害。而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中共那樣的不受制約,盲目、愚頑地實行這樣巨大的環境工程:三峽、向家壩、怒江水電、南水北調……雖然這些巨大的、改變了整個中國自然地貌的工程很少讓人們聯想到環境危害,但其實它們掩蓋著最深、最致命的危機。群山被推平,河流改道,三峽被淹沒,黃金水道被攔截……,由此帶來的水文地理、氣候、地殼的突然巨變遠遠超過任何一個科學家的知識範圍。中共將高度壟斷的國家權力和現代科技結合在一起,給世界和後人留下了最可怕的反面教材。

改變體制才能治理環境

總之,環境問題與中共的體制存在著很深的聯繫,尤其是國家權力的不受節制,從根本上導致了環境危害的泛濫──因為沒有任何一個監督機構或者民間團體能夠與其抗衡,而民眾也就被消聲,被動成為「沉默的大多數」。故此,必須要改變國家權力獨大的局面,引入外部監督力量,讓民眾參與,才能有效制約為所欲為的權貴利益集團,才能避免權貴利益集團用全體國民的環境安全和身體健康去交換他們私人的利益。不去觸動這個中共獨裁體制本身,中國環境問題永遠無法真正治理。

文章來源:《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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