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辛灏年《谁是新中国》(86)

【新唐人2012年6月6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二 对外高喊抗日统一战线 对内推行革命统一战线以加速赤化运动

应该说,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乃是中共对外持续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对内发动和推行“革命统一战线”的真正起点。因为,在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巩固了权力的毛泽东已从此放开了他“坚持革命而不是坚持抗日”的胆量。同时,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至此已不再是毛泽东一人之所为,而是中共一党之所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阴谋扩张路线使中共党人尝到了甜头。当然,如前所说,这自然为中共集团的整体素质所决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政府军艰苦的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终于借谈“抗日战争和战略问题”,而开始大谈起“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了。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注五十七】
  
在这里,已经没有一言一语以谈抗日。相反,“抗日”已经被公然地换成了“革命”,“抗日战争”已经被换成了“革命战争”,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换成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毛泽东笔下的武装斗争所指,已决不是正在屠杀我们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而是那个正在艰苦抗日的国民党“友军”。至于毛泽东要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即发动农民战争的方法,就更不是要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要夺取那个正在艰难抗日的国民党政权了。一年之后,即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所写的发刊词中,又全面地论述了中共应如何在抗日战争中进行“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问题。这就是中共党人在后来所说的“革命的三大法宝”。可惜的是,这三大法宝,竟没有一件法宝是用来对付日本侵略者的。
  
同时,为了在党内将“抗统”转变为“革统”,更为了将“革统”从党内“统”到党外,毛泽东乃开宗明义地说道:“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而这个工程就是要“建设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注五十八】
  
两个月后,毛泽东已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转换成了“革命统一战线”。他在大谈知识分子的问题时,已经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注五十九】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又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党内指示中,将如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发展中共“革命统一战线”的手段和内容予以了明确说明。他说:“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的人民中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
  
这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壳之下,所要建立的中共“革命统一战线”。其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革命”,是为了在抗日的旗号下,继续和扩张“赤化”运动。这无疑是对中共两度“四项保证”的公然背叛和彻底背叛。
  
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并不是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发展到相持阶段,才开始在“抗统”的旗号下建立“革统”的。实际上,在中共首次提出“四项保证”,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再度提出“四项保证”之始,中共就已经阴险地在做着“要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准备了(详见下章)。

第三 抗统与革统的理论基础 ——“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一致性”理论

一 虚假的抗统和真实的革统需要有理论的支撑
  
毛泽东除掉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始,就已经对内提出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究竟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大道理”,以压迫和说服那些想对日寇打大仗和硬仗的中共将领以外,当毛泽东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阴阳两谋”,已经对中共的图存与扩张产生了初步的效果以后,当国民党、蒋介石所领导的卫国战争在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日本狂图三月亡华的速决论已经破产之际,如果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必须趁抗日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进行更大的“革命”扩张,他就必须拿出理论来说服他的全体党人,以实现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统一”。即为他在虚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建立中共一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奠定理论基础。

二 “阶级斗争可以调节的理论”与“一致性理论”
  
在对毛泽东来说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理论。他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注六十】这样一来,由于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调节”,因此如何停止和发动阶级斗争,与如何缩小和扩大阶级斗争,就不仅完全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手里,而且完全可以按照毛泽东和中共的需要,来任意进行“调节”了。
  
由是,毛泽东又说道:“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注六十一】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建立虚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真实革命统一战线的结合点。因为即便是民族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它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因此,中共坚持阶级斗争就没有错。同时,阶级斗争的民族斗争这种形式,又表现了阶级斗争双方在民族斗争中的一致性。所以,当中共图存、甚至是扩张的政治经济要求需要不破裂的阶级合作时,中共便可以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共图存的目的已经达到,甚至是扩张的力量已经足够到不怕阶级合作的破裂时,中共便可以为了扩张和夺权而连友党也敢反,友军也敢打,直至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也不用喊了。因为,阶级斗争是由中共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进行调节的。
  
历史的事实是,为了充分地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抗统”的幌子下建立旨在夺权扩张的“革统”,当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已经日见其弱,中共却因不抗日和假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而日见其强时,毛泽东也就愈来愈张狂地对他的党人说道:“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注六十二】至此,毛泽东终于摊开了他的底牌: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斗争的政策。这就等于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因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对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阶级斗争罢了。而对这个阶级斗争进行调节的权力,便掌握在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手中。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和牺牲惨烈的伟大卫国战争,就是这样地被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当成了夺权、扩张和斗争以及再度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时机和条件。

第四 中共双重统战获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对扩张 夺权 打天下的意义

一 中共双重统战成功的原因
  
就中共一方而言:其一、是打着抗日旗号进行欺骗的成功和打着抗日旗号以进行招兵买马的成功。其二、是打着抗日旗号以发动农民战争和建立农村独裁政权的成功。其三、是中共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诱引知识分子,主要是一批在战争年代虽失意、失路,却满怀报国热情的小知识分子们参加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其四、是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持续使用“革命两面政策”,因假抗日和不抗日而没有遭遇战争创伤,却反而“不战而创强”的成功。其五、是中共将正规军的全部力量都用来做“发动群众”工作和建立敌后分裂政权的成功。其六、是中共在“阴面”而非“阳面”,因而能够玩尽阴谋手段所造就的成功。其七、是中共在一个相当民主的政治条件下,作为一个合法的在野党,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争取不明真相之社会力量和不明真相之国际力量的同情,甚至能够联合和联络所有反对党派以“乘乱争民主、闹自由”的成功。其八、是中共能够将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
  
就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一方而论:其一、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输诚”的措置不当。具体言之,就是当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后主动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时,执政的国民党由于与中共有过所谓合作的经历和教训,因此,一方面应对中共惯用的阴阳两面政策有相当的警惕,不能予以轻信;一方面则在接受中共“输诚”的政策上,决不应该为他留下一个“独统”的陕甘宁政权和晋察冀政权,更不应该在中共的红军被改编为政府军之后,又在接受最高统帅部指挥的名义下,由中共和毛泽东享有独立指挥和绝对指挥其军队的权力。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全民抗战之中,为中共留下了一个可以完全不听指挥和绝对独立自主的条件,从而为中共使用阴阳两谋的策略创造了机遇。
  
其二、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因肩负着抗日的重任和保护人民的责任,于民族大义之下,不得不对中共一再地采取让步的结果。并且,在让步既不能使中共自省,又不能禁止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扩张时,却不敢“大义灭共”,而只是软弱地采取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予以限制,一则限制不了,二则只会引起反弹,三则反而授中共统战其他合法党派反对正在领导抗日的执政党以口舌。
  
其三、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没有接受北伐前后中共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对国民党采取“挖心战术”的严重历史教训所致。在中共以高喊团结抗战和运用所谓四项保证向政府“输诚”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居然重新予共产党在后方大城市、甚至是陪都重庆宣传共产革命、共产思想及共产文化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办报、办书店和设办事处的自由,重新予共产党借抗日为诱饵以对国民党进行渗透的自由。直至为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暗渡陈仓为共产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抗日的国民党军队里面发展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提供了连共产党也想象不到的“大好政治条件”。却完全没有想到,在延安和中共统治的所有地方,即所谓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却绝没有宣传三民主义的自由,绝没有中国国民党发展的自由,绝没有中华民国政府行使其权力的自由。相反,在延安长达四年半的整风运动中,在中共所领导的所谓抗日根据地中,却一直是在长期地和随时随地地“深挖”着国民党特务。仅延安一地就在整风中挖出了数千名所谓国民党特务,并因此而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直至枉杀了无数条性命。而中共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招降纳叛、收买挖心和暗结蛛网的种种做法,却在毛泽东对党内的指示、毛泽东的《选集》和中共的内部文件里随处可见。所以,当抗战胜利结束时,在国民党中,在国民革命军中,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中,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早已结成了一张若大的网路,不仅无所不及,而且无法清除。
  
其四、由于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是一个领导抗战的党,又是一个正在抗战中推进民主政治的党,用中共和中共领袖王明的话来说,就是“抗战中的中华民国人民已经享有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不仅她的一切表现和作为都在明处,而且,既能给人骂,又能给人反。然而,中共在野,延安在暗处,犹如费正清所言,还是一个“农村独裁政权”,既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所以,你听到的便都是好听的大话和假话,不好听的真话和实话,你根本就听不到。并且,即便是你要去参观和考察,他也只给你看他要给你看的,而他不愿给你看的,你是永远也看不到。这就在不明真相的人们眼中,造成了所谓国统区有明有暗,而“共统区却是一片光明”的错觉。这就为抗战的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不抗战的斗争中,带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更为美国等所谓的国内外民主势力对共产党产生好感,和对国民党产生恶感,造成了先天的畸形效应。由是,这个执政党,当她在长期的艰苦抗战中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之后,再被那个不给人骂、更不给人反的在野党共产党,以及由它所统战的各合法民主党派所共同骂倒,直至打倒,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今日,将台湾推向了民主和繁荣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和在海外天天被人骂,和五十年来绝不允许任何人骂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大陆,在海外也鲜有人敢骂的情形,实已将这个道理对比得再清楚不过。

二 中共双重统战对其扩张 夺权和打天下的意义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在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曾一再宣扬他们之所以革命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拥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而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指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内的共产革命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了中共夺权成功的法宝,是因为:没有统一战线,便没有中共对外所曾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共图存的达成,就没有中共扩张的实现,就没有中共对内建立共产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此其一。
  
其二、没有统一战线,中共就失去了实现武装斗争的可能。也就是说没有了统一战线,中共就非但少了一个重要的法宝,而且少了第二个重要的法宝 —— 武装斗争。因为中共如若不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四项保证”,并获得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的“接受输诚”,其时中共的残余武装力量非但不能得以扩张,只怕连图存也完全不能。而图存之后,如若不继续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喊抗日,则中共的武装斗争和武装力量的发展,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和来源。对此,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明白地说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按:这个敌人是指正在领导抗战的中华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非日寇),统一战线是实现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按:即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实行武装斗争)。”【注六十三】
  
其三、正因为统一战线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装斗争即武装发展,带来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战爆发仅只两年多,当大量的国民党官兵牺牲在对日抗战的战场上时,几乎不曾主动对日寇打过一场象样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仅有二万人马的中共,不仅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对内宣称“已有五十万大军活跃在敌后广大的国土上”,【注六十四】 而且,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经明确地说道:“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的大党”。【注六十五】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多年之后,当中共党史专家在总结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时,曾激动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使共产党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狭小的处境,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抗战中,共产党依靠这个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地发展了人民武装和政权,很快地发展壮大了党的力量。这就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注六十六】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读得懂的某些假话、大话以外,其余的话,无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图存和扩张的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法宝,所以,中共才有可能将前此十年中苏联所交代的三大叛乱叛国任务,即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抗日”这个不同的和国难当头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大发展。如前所说,只不过武装暴动被换成了抗日名义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被换成了抗日旗号下的农民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被换成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罢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的叛乱和叛国,便终于在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得到了成功,或曰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准备。这一切实在应该归功于苏俄为他们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归功于日本帝国对我国长期并且是疯狂的侵略战争,归功于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之日,敢于假抗日和真卖国的“胆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是否存在过的问题,历史亦终于走到了能够揭开它真相的这一天。

注 释

【注五十七】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六页。

【注五十八】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注五十九】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注六十】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四九一页。

【注六十一】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四页。

【注六十二】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三九页。

【注六十三】 毛泽东:“共产党员发刊词”。

【注六十四】 〔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注六十五】 《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二七九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注六十六】 中国大陆《党史信息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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