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血纪》中集(42)

【新唐人2011年11月18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八章:嬗变

第五节:我们还不如你们

林彪事件以后,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六队的山梁上那片宽大的洋芋地里,在我们下午收工去锨洋芋的队伍中,加入了一些年龄大约从十五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他们的口音和打扮上判断,这些孩子不是本地农民。

经过我们的接触和交谈才知道,原来这几个人是从眉山和乐山来的中学生,是不久前下放落户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乡知青。其中年龄稍大的,是“大风大浪”中撞荡过来的“老红卫兵”。

不过从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孩子看,他们虽在撞荡江湖中沾染了江湖习性,对人对事绝不像当年我们中学时代那种书生气,只是还没有脱掉孩子气,于是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印象。

(一)偶遇

高原地区,下午只要太阳一挨近地平线,出不了半个小时,天就黑下来了。这天下午,我匆忙完成了草皮任务,顶着下午的狂风,躲到山梁低洼的山沟那片平时洋芋长势最好的地里。一为避风,二为了锨洋芋。那天下午运气不错,不到两个小时,我就锨了足有半撮箕洋芋。

看看太阳已经开始落到三号梁的背后,知道时间不早,便收拾起铲草皮的工具,将锨的洋芋装进了一个小麻布口袋,正准备挑起箩筐往回走。

距我大约三十米远处,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朝我喊道:“把你的撮箕给我装一下”,那口吻完全是命令式的,教人听了好不自在。我没有理他,挑起自己的“行头”径直向山坡下走去。

这时他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将我拦住,一改刚才那种强行索要的口气,带着稚气和请求的口吻说道:“大叔,我忘了带口袋了,锨了这么多洋芋,只好向你借你的撮箕装一下了,明天下午三点钟,我一定准时在这儿把撮箕还给您”。

我看了看他那带着恳求的眼睛,从他那晒得黑黝的脸上淌下的汗珠,和他那件在风里飘拂的破衣见到了他的窘困。再往四周一看,山上已经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夜幕已经渐渐降下了,风还在呼呼的吹。

心中想一个才二十岁的孩子,还在穷山沟里为填饱肚皮忙碌,唤起了我一丝同情心。于是便停下脚步,放下了肩上挑着的扁担,并从箩筐里取出了撮箕向他递了过去,一边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听你口音不是本地的社员,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

他接过撮箕,迅速把刚才甩得一地的洋芋捡了进去,一面回答道:“我叫冷军,原来是眉山中学的学生,毕业两年了,当时满以为中学毕业后可得到一份工作,巴望着学校或用人单位的通知,没想到通知我的街道居委会,要我在三天内到居委会报到,接受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安排,后来便把我们分到这里来了。”

从他简单的回答里充满了灰色,不同于这个时代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们。

在监狱里,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接触到,打上“文革”烙印完全崭新的一代,例如沈良玉、潘羽方、孟平等人,他们性格中的自以为是、渺视一切,与我们这些同样在共产党校园里泡出来的浅见自私,胆小怕事,形成鲜明差异。

我曾用心思索过,形成我们之间代沟的原因:恐怕首先要归功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我们那个年代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运动,学生被打上了资产阶级烙印,一直处在被整的社会地位上;而现今的学生又是毛泽东调教的“夺权枪手”。

当然学生因成分不同烙著家庭的印记。黑五类的孩子,处于被歧视的位置上。红五类的孩子,一旦夺权使命完成后,他们将落根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是统治阶级还是和我们一样成为奴隶?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不过这不会影响他们的性格在形成中,被各自特殊的遭遇和条件左右。

所以我决定抓住眼前这个年青人,听听他的自我介绍。便不顾天色已晚,索性放下箩筐坐在地边。一边看他捡洋芋,一面同他聊起天来。

“你住在那个生产队?”我问道。

“梅雨三大队”他回答道。

“是住在生产队长家里还是社员家里,还是同其它一道分来的知青住在一个地方?”我继续问道。

“刚来时分散在农家,后来生产队长说你们还是自己住一处,自己管伙食,公社专门给我们分了一间房子,我们同时分来的人便集中到了一起,自己开伙。”

“你们的口粮是多少?有工资吗?”我问,年轻人摇了摇头,好像回答起来特别困难,我见他已将地上的洋芋捡完,装了整整一撮箕。不过那里面混著许多生了芽和烂掉一半的,便顺手将不能吃的甩掉,随口说道:“这些已经含有毒素不能吃了。”

他显得很难为情的说道:“不怕你见笑,其实我们比你们还不如,你们一天还有三顿饭,我们全靠自己了,工分粮不够吃啊。讲老实话,我们一年之中就没有吃过饱饭,到了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有靠在山坡上打游击过日子了!”他苦笑了一下。

天色已黑下来,他捡起那甩在地头的绿色尼采破棉衣,提着一撮箕洋芋向我点了点头,便朝东北方向的土垅子沿着下坡大步走去。

第二天,他果然守约,准时把我借给他的撮箕送回到昨天相约的地点,与他同来的,还有三个比他年纪更小的孩子,看上去大约都不满二十岁。

第一次打交道就能守约,这让我们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大家欠了洋芋后,看看时间还早,便围坐在土边的石墩上侃起龙门阵来,同他一起来的是同他一道来这里落户的同学们。

“你们知道,我们是犯人,同我们交朋友,你们不怕么?”我看着那最小的孩子问道。可是孩子们回答得很恳切,他们说:“犯人怎么样,其实我们连你们都不如,我们过的是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这同冷军昨晚上的话是一样的,也是我们接触到的这些“知青”们共同发自内心的哀叹,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年青人就背上这沉重的包袱,还在那里去寻找他们的‘广阔天地’?

“你们到这儿来当知青,不是说完全根据你们的自愿么?你们为什么要选择到这儿来落户?”我问道。

冷军立即回答说:“我们从中学毕业后,是没有大学可升的,中学毕业表示我们的学生生活结束了。那时,如果不沾著亲戚朋友在工厂或政府里工作的光,找份工作比什么都难。总不能老守着在家白吃,街道的居委会三天两头来家里作工作,要我们报名上山下乡,说农村有广阔的天地,我们虽然也知道那是骗人的话,但并不敢反对。后来便硬性下了下农村的通知!”

冷军的话还没有说完,那最小的孩子便介面了:

“居委会的人把农村说得天花乱坠,说这里牛羊肉当小菜,我爸开始还怀疑,他问居委会的人,上山下乡有没有一个年限?一年还是两年期满后回家,分不分配工作?我们做梦都没想把我们弄到这鬼都不生蛋的地方,一晃过了两年多了,至于回城工作就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既然受了骗,为什么不回家呢?现在回到家里为时也不晚啊?”我打断他的话。

“没那么容易了,上这儿来时,我们的户口是跟着我们过来的,现在想迁回去要办户口根本不可能。但是你们都知道没有户口的黑人,派出所可以随时办你的收容,把我们抓了起来。”冷军恨恨地回答说。

我终于有点明白了,这些小青年是怎么被骗到这里来,欺骗加户口足以堵塞他们返城的路,这穷乡僻壤,对于再难治的调皮学生,足可以使他们就犯,天真的学生怎么玩得过北京的政治流氓?

“那么你们现在的口粮是多少呢?”四个孩子为了回答我的问题开始斗起胀来,大致结果是,去年大春,一直到国庆节以后,才开始分粮食。

每人分得的工分粮大约是二百五十斤谷子,这些口粮到了今年五月份早就吃光了,小春分配的口粮,洋芋加麦子每人折合只有九十多斤,还不够偿还向公社已经借来吃空的口粮。所以他们只好出来“打野食”,包括捡农场土地抛洒的粮食,无怪乎他们老是说:“我们还不如你们。”

当我告诉他们,我们每天的定量只有一斤一两,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开支,肯定也是寅吃卯粮,仅仅这么一算账,就把我们间的隔阂全打消了。

原来除了政治上的不同外,实际上处在相同的地狱层里。无非我们戴着一顶令人望而生畏的反革命帽子,行动有枪杆子押著。而这些小青年顶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桂冠,在身不由己和忍饥挨饿上,颇有同病相怜之处。怪不得他们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于是,我产生了到他们住地作客的想法,便提问道:“你们住在一起吗?”四个人不约而同的点点头,孩子们对我将造访他们“家”表示欢迎。当下告诉了他们住的地方,商定两天后下午四点钟,在他们的院子里相见。

按照约定,我预先准备了一小口袋大米,那天在约定的地点,山坡的农家大院里,冷军已在那里等候我了。

我走近才看清楚,原来他们所住的地方,就在我们秋天挑草时必经的路上,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今天我们有缘相逢。

当我跨进大院的门便联想起十五年前,我被放逐到南桐农村中那户姓赵的家中,脑子正回忆往事时,一股猪潲的酸臭夹着霉气扑鼻而来,这与十五年前几乎完全一样。

西厢一间大约十二平米的小屋,便是他们的“家”,农家的猪圈就在他们屋的背后,这又使我联想到起南桐界牌大队那一段集中居住生活。

不过,他们的环境比我们当年还差,屋里光线极暗,整个小屋除门以外,在侧面的墙上开了一个20厘米见方的小窗孔。

凭著暗淡的光线尚能辩认出,小屋里放着两张上下铺的床,两床之间摆着一张旧的小桌子,那上面就是他们四个人“吃饭”和“学习”的地方。

小屋显得十分拥挤,床上乱放着他们的被褥,因为光线太暗,看不清那被子脏成何等程度。

进门的屋角堆著洋芋,一看便知道,这是从我们三号梁子土里拣来的“口粮”,门口廊沿下,是一个用几块大石垒起的“灶”。

四位主人忙着洗锅淘米,洗洋芋。用堆放在院子背后的包谷杆,向日葵杆生起了火,半个多小时后,一盆香喷喷的米饭和一锅热腾腾的洋芋,便放上了那张桌子上,没有菜,只用一个土碟子盛着盐和辣椒水,五个人围坐在木板床上,边吃边说着各自的遭遇。

四个人中冷军年龄最大,经历最复杂,那天下午,也主要是听他的故事。

他从读书,讲到当红卫兵;从北上窜联中途退回讲到武斗;从破四旧讲到打砸川西一带的寺庙和文物,从肆旡忌惮讲到内心的忏悔,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类似的经历我已听过,只是地点时间不同,并不感到特别新鲜。

不知不觉天已黑净,廊下的炉火早已熄灭,放在小木桌上的盆子里剩下的洋芋全都冷了,我站起身来将堆在盆子边的洋芋皮丢到屋前的土地里,时间已经很晚,我猛然想起,进入六队的那两扇铁门,不知是否关了,进去时,岗哨会不会找麻烦,便连忙起身告辞,匆匆直奔五子梁子而去,耳中还在不断的响起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日子还不如你们”。

从那以后,我们不时在我们的山梁上看到他们为生活而挣扎的身影。

(二)情缘

文革后期,我对二胡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这种善于舒发心底悲情的乐器,从没有人手把手指点过我,李克嘉编到农六队时,农五队原先占据的房子改建成了小监,他入狱的时间比我晚一年,当我们在1964年从黄联关押送到这里来的第二年,他才从成都监狱押到这个农场。

1966年,他从农五队编入六队后,由于累次越狱逃亡,所以名扬盐源农场,成了农场第一流‘反改造尖子’。

1968年夏天,那次在农六队监球场击毙一名从小监逃出来的囚奴,当夜被老管叫出来陪“杀场”的就是我和他。

大约从67年开始,每到晚饭之后,他便坐在监舍房前的廊沿下,拉起悠扬的二胡曲子。在我听到的“江湖水”演奏中,除了从广播里时不时传出的中央乐团的演奏,我还没有听到过像他所演奏的催人泪下。

其实他演奏的仍然是刘天华的老作品,不过经过他的手,那二胡两根弦里,流出来的真有“幽咽泉流水下滩”,“别有幽情暗恨生,”的情调。那一宛流淌的清泉,淌入闻者的心坎里,会让人仰空长叹,轻梳自己所遭遇的悲苦人生。

我听得出他所奏出琴声分明在用心与人交流,一曲一调便是心在呕歌,那琴弦上所飞出的,其实是他心的哭声和呐喊!

我便下决心,一定要学会这种能表达内心的乐器。

我想,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也许借助于这种乐器同人交流来得更容易,更能表达心的声音。

当然,我知道要学会用二胡与人交心,对于像我这种连它的基本指法都不会的人一定很难。为此,李克嘉送了一把淘汰的二胡给我,另赠“心领神会,自己摸索”的八字真言,什么也没有教我。

与此同时,我托上山伐木的李相华为我从山上带回几块黄秧木,并请擅长木工的人自制了一把新二胡。

听众告诉我,拉哑胡进步不大,认为既要练习就必须按上卡子把声音抖出来练习。于是我大胆的安上了二胡的高音卡,让我的“杀鸡杀鸭”声接受大家的评议。

农六队的几位“胡琴手”,琴声有别,三个月后,当陈孝虞听到我的琴声后,惊奇的问我道:“还从来没有听你拉过二胡,不料你也会这一门。”还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学的?”我微微一笑问道:“能打上等级么?”他说:“不错,只是声调太悲伤太压抑了!”

这正是“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高山流水有知音,他对我的夸奖,证明我用琴表述了我的哀伤,被他听出来了。

只要闻者能听得出那琴声中的悲伤,便证明我这种用琴说话的初衷得到了实现。也唯有能听出那悲伤的人,便是亲身领受这种处境的同情者。

唯愿从琴弦上抒发出来的压抑,能唤起精神麻痹的人,从昏昏渡日中惊醒。我想连自己的处境都不知悲伤的人,就不可能想去改变这种处境了!

这一年下半年秋播到来之前,蔬菜组被派去毛牛山上为菜地积肥。那里是以松柏为主要树种的原始森林区,成为聚居在那里的彝族人放牧的场所。

因为多年积存下来以松叶为主的腐植土,以及遍地牛羊拉撒的粪便,便是我们积肥的主要原料。

进山那一天,我带上的除了被盖衣服,还带上了李克嘉送给我的那把二胡,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原始森林,一个小时后,在密林中的公路旁边,一幢中式大庄园里停下。

这大宅院便是我们暂住的地方,进入大院大门左侧厢房的楼上,爬上楼梯在木楼的地板上铺好了地铺,下午就进了山林。

来到大自然中栖身而居,久被铁窗之下长期闭塞的心灵暂时获释。这儿再也没有报告声和监狱那股恐怖和阴森,时值深秋,那林间散发出来的自由气息,慰抚我心灵长期受到的压仰。

“森林真美!”我大声呼叫着。陈肖虞在远处传来了惊呼,“看,好大的蕈。”他手里正捧著一朵足有半斤重的红白相间的山蕈。我们都围了过去,相互询问,无人能说出它的名称。

继续收索,那在树下和草丛,石壁中藏着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蕈还真不少,久在外住的李相华给我们指点那些是无毒的。于是我们边收拢腐植土,顺便的捡回了那些山蕈。

庄园附近的水井里,正好有几个彝族的女孩子在那里取水,水装进一个像坛一样的瓦器中,顶在头上便赤脚踩着山间小道的石子路,很快消逝在密林中。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们没有同这些取水的女孩子交谈过,但那情景绝对比画上的生动多了。虽然她们头脚甚至脸上都是“花”的,但那绝对是美丽的。

堂屋里升着火。铁锅里煮著一大锅下午捡回的蕈子。我独自爬上楼梯,取下挂在墙上的那把二胡,调整了一下弦的紧度,轻轻开始拉了一曲‘良宵’。朝着木楼上的小窗子向外望去,暮色的白雾已徐徐复盖了远近的松林,渐渐地我陶醉在琴声中,有意让那些飞进密林深处的旋律,召唤那些无家可归的幽灵!

忽然,在那上来的楼梯口上,半暗的烛光中晃惚地冒上了一个人头来,紧接着从那里传过来一声低声的呼唤“老孔”。

我吃惊地转过脸去,狱中十五年,人们一直呼唤我为“孔老二”,用“老孔”相称的同难实在不多,尤其是这个蔬菜组。“孔老二”的称谓使我同大家很贴近。这“老孔”的称呼,听去却极为熟悉,我很快分辩出来,并且几乎失声惊叫道:“冷军。”

果然是他,他很快地跨了上来。在农六队山梁上我已有很久没看到他了,万没有想到竟会在这个地方重逢。我丢下了二胡,迎上去同他紧紧握手。再看看他那模样,暗淡的烛光下,只觉得他瘦了些,不知是什么时候还戴上了眼镜。楼上没有凳子便只能坐在地铺上。

入坐后,我发问道:“你怎么也会到这个地方来?其它的几个同学呢?”他开始慢慢地讲出这一年来的变化:“原来在一起共患难的四个同学,只有一个得到了城里的招工指标,据说是他父母疏通了县招工办公室里的负责人,回城去了。

“剩下的三个人去年冬天合计偷杀了公社的病羊,被抓住挨了民兵一顿打同公社闹僵了,便回了眉山。”

“老爸死后,我的家便不再存在。正好碰上盐源公路局的养护段招工,我报了名,临时工工资每月二十元,除掉伙食以外,每个月剩下四五元另用钱。但生活上比原来在农村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安定一些”。他叨叨讲述一年来的经历。

“这几天我们住的道班正好也在这座大宅院,下午六点钟收工回来,正在弄饭,便看到你们从树林中回来,夜色中看到你,因为光线太暗,我还不敢认,直到吃过晚饭听到楼上的二胡声,循声找来,刚刚爬上楼来,果然是你。”

(三)归宿

他一边讲,一边摸着我放在床上的琴,羡慕的赞道:“真没想到你还会拉这么一手好二胡。”听到他这一番相别后的介绍,在昏暗的烛光中,我注视着这位邂逅相逢的“知青”朋友。

临时工是暂时的,每月收入仅这么一点,转瞬间已经二十四岁的人了,到了成家的时候,但,谁又愿意同他同甘共苦?目前条件娶妻安家成了奢望。生活的教育,使他把我们的命运联接在一起了。

在山上停留的仅仅只有两周短暂的时间里,他每天晚饭后都要爬上我所住的楼阁来“杀鸡、杀鸭”的练习二胡。

我告诉他我的体会是琴为心声,不一定要跟着别人的老套子练习,只要学会基本的指法后,便可根据自己的耳朵和感觉拉出好听的旋律来。

两周后,我们从那里离开的时候,他依依不舍向我辞别。那一天,他送来了一个瓶子,里面装着配发给他们的白糖,并且一再的摸着我带上山的那一把二胡,我明白他的心思,当即把这把二胡送给他作为分别的纪念,并在那琴上刻下我的名字。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以后,即1975年初,我在农六队的围墙里,读到了一张由当时成都地区某法院盖上了公章的“严打布告”。布告中公布的那一次枪毙的十几名名单中,其中排在第三名的朱红批笔下面,赫然印着“冷军”的名字。我楞住了,天下同名姓的人多的是,这冷军难道真的凑巧是他吗?

于是站在那布告下详细地读起来,当我读到这是一个眉山中学的学生,又介绍他曾落户盐源县梅雨公社落户后,我的眼前活现了他的身影,再去读被枪决的“罪恶事实”,那上面写道:

某年某月某天的一个晚上,他翻进了某农宅,准备偷走那人家放在屋里的一背兜三十多斤包谷子,当下被主人发觉,阻拦他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黑暗中,两人打了起来,老太婆还一面吼著。冷军顺手拣起一根扁担,将阻拦他的老人打倒在地,匆匆抢走了那一背包谷子。

不料那老太婆当即倒地身亡。又一起为抢三十斤包谷子,赔上一老一少两条人命的悲剧,便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在穷蹇饥饿的毛泽东时代,可说是天天发生著。

不用怀疑冷军翻墙入室,只为了偷一背包谷,当然是饥寒所迫。而年轻的冷军之所以下手杀人,难道不是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结果么?

在他们身上留着文革“你死我活”的畸形烙印,被长期的中国饥饿现状所逼迫,这冷军为三十斤包谷子,而早早付出他年轻的生命!

他那杀鸡杀鸭的二胡声,仿佛还响在我的耳边,想到“你死我活”这句文革时髦的语言,以及对道德观念的摧残,他会早早丢失年轻的生命吗?

这么一张布告在我读来,怎么也是当代“知识青年”对毛泽东悲惨命运的控诉,我在监狱中萍水相逢的这位“知青”,就这样在地狱大门上跳进万劫不复的火坑中。

后来,在我落实政策以后认识了更多的“知青”朋友,他们命运大致相似,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进入中年和老年时回首过去,往往会与我一样,扼腕叹息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而这一代被欺骗的孩子们,无论从道德修养还是知识都是空白,文革把他们变成了满脑子空空的愚民。

真不明白,这追逐独裁复辟的毛魔头,为什么对于无知的青年学生会如此捉弄伤害?难道这种对中国社会毁灭性的破坏出自他的本性?

难道,在中共独裁统治下,像冷军这样旡知的青年学生归宿就是死亡吗?

第六节:喋血苹果林

盐源的地理位置,从纬度看应属于亚热带地区,如果不是因为海拨较高,使它形成旱季特长,秋冬风沙大,冬季严寒的高原气候,这里应是气候易人的地方。几年试种苹果和梨子成活率较高,种下的树只要在苗期经过灌溉、培土、中耕后,第二年就可开花结果,就是种在红土坡地上也是如此。

如此年复一年,成活的果林便从山沟里向山上延伸,几年后,各队的周围逐渐变成了果木林。囚奴们用自己的汗水和辛勤劳动改造著这荒漠红土,果木林使原来的红土地变成了片片绿州。

只是在中共暴政之下,这些绿州下面不知埋著囚奴们多少白骨?

二道沟地区的场部,为了专门供应干部和武警的疏菜,将二百多名刑满囚奴,继续留在这里种植蔬菜。被中共称为“刑满释放犯”是身份特殊的“公民”。

1972年开始,在菜地周围种上了果树。几年后,这些果树长大成林,管理人员在蔬菜地周围用墙圈成了果园。

原先关押我和陈力的那个“仓库”也划在果园圈里,从围墙墙头上日渐冒出来的果树,已覆盖了早先那些红砖建筑群。

从内地引进的一批良种苹果,每到夏季结实累累的果树上,硕大的果实压得碗口粗的树枝躬身垂地,果子的芳香招来一群群蜜蜂。为了防止刑满人员和流放者偷摘果子,苹果成熟后刑满人员,便被禁止踏入那林中。

原先的围墙加高到三米,墙头布著铁丝网,并专门买来凶恶的狼狗。从此果树园子变成了阴森森的禁地,在几次不知情的“小偷”越墙翻入,被狼狗咬得血淋淋的惨案发生后,就绝少有囚奴们进入那园子了。

直属场部的三角洲而今也是绿茵复盖,原先的基三队改为机修厂和木工车间。从成渝两地押来的少年犯进行了改编,大多调往其它中队,留下的修理工和车钳工,成为机修厂的骨干。但他们永远都脱不掉“刑满释放犯”那张皮。

一个叫郭贤的老师傅,有一手好修理和驾驶技术,场部专门为他配了徒弟,既作帮手也作学艺的学生。

郭师傅性格内向,不大说话,对狱中的残酷压迫,都抱着“忍”字当头,熄事宁人的态度,成天埋头修车,开车时极少与人口角争吵。

派给他的徒弟叫孙明权,据郭贤介绍孙的父亲原是一名屠夫,母亲早亡。文革开始,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家被抄,年仅十五岁的孙明权,流落街头成了“黑七类”。后来因饥饿所迫几次行窃被抓住后,少管所判了他三年徒刑,并把他流放到这里,刑满后便安排到机修厂当了郭贤的徒弟。

孙明权性格内向,从小所遭到的厄运,埋下他爆炸性的反抗基因。在盐源农场他饱赏奴役。不过他在咬紧牙关,默默承受给他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积蓄它们,把它们变成引爆后可以毁灭一切的力量。

在机修厂一晃六年,孙明权已是廿四岁的年青人了。

1974年的一个秋天傍晚,孙明权吃过晚饭,沿着通向场部的马路,向场部大操场走去,那里今晚放映露天电影。

那时正逢苹果收获季节,马路左手,高高围墙圈著的苹果园,不断向路人散发出果子的香味。

平时路过总要捡一块石头,向那沉甸甸的树杆打去,掉在墙外的果子便是他的狩猎物,但此刻他抬头看时,发现园内的果子刚被下掉,松了包袱的树杆重新挺直了腰,马路上稀稀落落掉了一地黄叶。

这时,跟来了两个小伙子正向场部快步走去,看到孙明权在那里发楞,便向他喊道:“孙明权,电影开映了,还站在这里等谁呀?”孙明权没有回答他们。他发现,那扇平时留给刑满人员出入果园的小侧门半掩著,推开门跨了进去。

天色暗淡,茂盛的苹果园静悄悄的。周围果树,果子刚被下完,树下草丛中偶尔还露出半边白而带黄的“落果”。

他扒开草丛拾起一个来看,却是烂掉半边熟透的果子,砸烂被弃的果子东一个西一个藏在草丛里,看样子,因为时间匆忙来不及收拾“战场”。

那侧门大概也是匆忙中忘记了上锁,于是他重新扒著草丛,一边寻找,一边在又大又黄的果子中挑选起来。这里的苹果都称得上“极品”,果实不但香甜而且硕大,大的都在半斤以上。

没花上十分钟,他在草丛里捡了六个“落果”,装进裤包已鼓鼓的装不下了。最后拣的两个拿在手里,正准备从那铁门里离开时,忽然背后果林深处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站住!”

孙明权缩回了脚转身过去,那女人正从黄色大楼的方向向自己走来。他已经认出此人是场部的会计彭××,在所有场部的女“干部”中,这彭某一向以对两类人员刻薄著称,人称“母老虎”。

此时她的脚上正拖着一双拖鞋,好像吃过晚饭后刚洗过澡,上这儿来散步的。

孙明权停下了脚步,心中思量这女人究竟喊自己干什么?

那女人走近他,相距大约五公尺的距离,带着训斥口吻喝道:“谁叫你私自到果园来的?知不知道这儿是不准你们进来的。”

孙明权对这种训斥非常反感,这片果园从栽种到管理,他都一手一脚参加了,这女人凭什么不准我进来?

“你们这些贼性不改的家伙进来偷什么?把你偷的苹果全部掏出来放在地上。”女人带着轻蔑和侮辱的口气命令孙明权。

孙明权木然的站在那里,没有听从那女人的命令。面对着这个母老虎,此刻他还真没有想出对付她的办法,如此僵持了五分钟。

“听到没有,把你偷的苹果统统给我拿出来放在地上,你晓得偷一个苹果罚多少钱么?”女人继续泼声吼著。

“我没有偷,园里果子已经下完了,我路过这里在草堆里拣到的烂苹果”。孙明权被逼开始申辩,口气里满含着委曲。

“捡的?你上那儿去捡这么大的苹果?”女人指着他手里拿着的果子尖声呵斥道:“还有,你是怎么进来的,从那儿翻的墙?

“后院小门是开着的,我进来时看到苹果已经下完了,才进来捡几个落果。”孙明权一边指著身后的小门,一边将自己手中的苹果向她递了过去,说道:“你看,这果子是摔烂了的。”

“你敢顶嘴,你敢说不是偷的,今天人赃两在,被我抓到你还敢狡赖?”女人暴燥起来,母老虎的威风抖露无余。

面对这个蛮不讲理的女人,孙明权有些激怒了,他站在那里,满面带着怒色一动不动。

那女人伸过手去,抓他衣服中装得账鼓鼓的苹果。眼捷手快的孙明权盯准了那伸向他的手,迅速抓住它轻轻地向右一带,顺着那扑来的势子,母老虎在出其不意中轻飘飘向前扑去,做了一个“狗抢屎”。

前脚向前一个趔趄,后脚上的拖鞋因跟不上她肥胖的身体,被摔在一边。赤脚站起,这可是她没有防备的。

当她站稳,狼狈地立在草地上后,立即发泼地尖声狂吼道:“快抓贼!……你还敢打干部!”气急败坏下,她满脸通红,语无论次,先前的盛气凌人迅速变成了狂怒。

两个干事闻声从办室楼里跑出来,那女人见援兵已到,越发发起横来,一边尖声狂吼:“抓住他,抓住这贼儿子,这家伙狗胆包天了,偷东西还要逞凶打起老娘来了!”一边从地上捡起那只被甩掉的拖鞋,朝孙明权劈头砍去。

孙明权此时像一个石头人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那泼妇用她的鞋在他的脸上括,鼻血立即沁了出来。女人仍不甘心,指挥从办公室里出来的人,把他扭送进了办公大楼。

直到深夜,三个小时的电影散场后,孙明权的师傅郭贤才接到场部的通知,叫他到场部办公大楼去“取”回自己的徒弟。

郭师傅接到孙明权时,他刚被松绑,遍体鳞伤。当着孙明权的面,那女人还着实教训了郭师傅一顿,说他管理不严,徒弟出来偷苹果打干部还不知道。

少年因父母伤害而流落街头所积郁的恨,已在他年幼的心灵中深深埋下火种,他常说,来他家抄家人是一群虎狼,入狱后,非人的炼狱加深了这仇恨。

而今天他因几个落果受到这女人这般侮辱,更使他感到活下的艰难,人们并不知道他内心的痛楚!但他却因性格内向,忍受这新痛旧伤。

彭干事对孙明权侮辱后,他依然和他的师傅一道,每天一大早,驾着推土机到正在修筑的2号水库大坝上,直到傍晚才带着疲劳,为开回的拖拉机上油、保养。郭贤没有察觉徒弟在想什么?孙明权挨打的事,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有一天,孙明权在工间休息时跑到炮工班去,并从那里拿了十个雷管和一包炸药,放到驾驶室里。郭贤只皱了皱眉不解地嘀咕道:“要那玩艺儿干什么?炸鱼么?”孙明权赶紧附合道:“附近一个老乡想到小金河去炸点鱼要的。”

郭贤脸上掠过一丝狐疑,但他清楚这位徒弟的性格,多问了反而自讨没趣,看看徒弟正在忙着洗抹车身,也就信以为真,不再追问下去。

距“偷苹果挨打”事件大约两个月,这天下午,孙明权向他的师傅请假:说自己肚子疼了好几天了,今天想到医院开点药,便离开了工地。

大约已五点多钟,已到下班时间,办公大楼里的人开始向大门口走去。孙明权独自一人蹲在大门右面,看见有人从里面走出来,他也开始站起身来朝着左侧的围墙走。他边走边盯着从办公大楼出来的人,那彭干事的身影出现了。

孙明权等到那女人从自己的背后超过后,慢慢转过身来,跟在她后面,走过拐角,迅速赶到她的前面,猛然一转身指着她,大声的吼道:“姓彭的,老子今天要跟你算总账!”

说时迟那时快,孙明权将披着的工作服一掠开,露出穿着背心的身子来,那胸前密密麻麻的捆着十个雷管,颈项上吊著一包炸药,左手捏著导火索,右手摸出打火机!

那女人猛然见到的,竟是两个月前亲自处罚的年青人,面对着他的那一双几乎在燃烧的怒眼,这位平常向来把就业人员当成奴隶,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的母老虎,早已魂不附体,心中明白这年轻人要干什么?连“你要干什么?”都没有问出,脸色顿时苍白,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她想喊,但因为突然的恐惧使她喊不出声来,恐怖地盯着年轻人手里的打火机。她知道,自己的性命已拽在小伙子搬动打火机的指头上了,此刻她看清了这个年轻人,这被她骑在头上拉屎拉尿的“下贱胚”!

对方的眼里射出来的那种蔑视自己,仇恨自己的目光不但使她内心在颤抖,而且感到一阵深深的懊悔,虽然这种悔恨只是一瞬即逝的念头。甚至于她想下跪,她想求饶,但是,已经太晚了,此时她所有的注意力,死死盯着那已经点燃的导火线,火向着那雷管燃去……

突然间,她拔腿就跑,然而哆嗦的两腿怎么也抬不起来。

随着她一声尖叫和绝望喊声,轰然一声巨响,在一股强大的气流和火光中,雷管的碎片带着那从孙明权身上撕下来的血和肉,向围墙上,马路上,以及探出墙来的果树枝上,四面八方飞溅而去。

而那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的胖女人扑倒在地,周围更远处的行人有的被气浪冲出几步远!强烈的爆炸声淹没了人们的惊叫和喊声!。

十秒种后,硝烟慢慢散去,留在原来那个地方的是孙明权倒在血泊中的残躯:他的胸膛全部炸空,他的五脏六腑带着殷红的血肉,重重地贴在那围墙上,挂在树技上,洒落在马路上……

唯有那顽强的头颅以及那血肉模糊的脸上;那双似乎永远不会被征服的倔强大眼睛,还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前方,好像正在检查他的对手是否与他同归于尽!!并向所有目击者,控诉这女人对自己无缘无故的侮辱;倾诉出他长期积郁在胸中的怨恨!!

“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他们把我们欺压得太过分了。”有人在吼。

“只可惜孙明权没有在办公室下手,在那里一条命少说也要赚他几条!”有人在议论。

“死一个换一个,值得,孙明权真男人!”

男人们在人群中向死者翘起了大姆指。称赞孙明权才是真正的汉子,孙明权终于用他年轻的生命作代价,出了他们心头共同的恶气!

女人们发出惊叹和惋惜,称赞著这个平时貌不惊人沉默寡言的年轻人。这是沉默了十年的盐源农场数千就业人员,第一次表达他们同残暴的狱吏同归于尽的愤怒。

孙明权的名字,一定会记载在盐源地方英雄史册上,为后人所传颂。

无论是男人和女人都对那母老虎发出了齐声的咒骂,在议论中:“遭老天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恶人也有这样的下场。”是共同的。

三分钟后,场部警铃大作,足有两个班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队跑步进入“出事”现场,他们用刺刀和警棍驱散著围观的人群!。顿时,救护车的长鸣,士兵的呵斥,警犬的狂吠,跑步声乱作一团。

邓扬光拿着一个喇叭,声嘶力竭地向围观者吼道:“统统给我回去,这里马上戒严,不回去的统统给我抓起来。”然而,没有几个人理他。他的狂叫被淹没在人们的鼎沸之中了。天空里响起了枪声!

又过了大约十分钟,所有周围的马路通道,田坎上都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骚乱终于没有发生,邓扬光着实捏了一把汗!

第二天,郭师傅被抓进了小监,发生在场部的这椿惊天惨案迅速的传遍了整个盐源农场,也传遍了盐源县城。

自从林彪事件以后,中国大地上疯狂的“阶级斗争”沉静了片刻,这个农场当兵的打人风暂时收敛了一阵。林扯高也从农六队调回场部,并取消了他的革委会付主任的头衔。

不过,在群丒乱午的年代,倒了一个林彪又接上一个更凶的江青,臭了王力、关锋,又会钻出迟群和梁效来,一群群的打手,一帮帮的小丑,走马灯似的充当着专制主义的厉鬼。中国人已经在二十年里见多了,只要毛泽东那老魔头的灵位“大难不倒”,乱必会继续下去。

独裁者既将遮羞布彻底撕掉,便操起加紧镇压和分化两把屠刀,对稍露头的人民反抗会毫不客气地与以铲除。“严打”运动一个接一个,所谓“思想”罪犯,当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打击对象。

孙明权事件正好猛烈地触动了当时盐源农场当权派们的敏感神经。

孙明权事件的第二天,以“全体党员和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擦亮眼睛,对敢于以身示法进行反革命报复破坏,和颠覆政权的反革命活动以迎头痛击”的巨幅横幅;伴之以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誓把批林批批孔斗争进行到底的时髦大字报,像一层层白色的网,复盖了盐源农场的场部三角洲!。各队加强了警戒,打人风再度掀起。

不几天,场部召开了“宣判大会”,孙明权被追判为死刑。郭贤因此殊连下狱严刑审讯。一批“言论”犯和越狱犯押上了刑场。各个队都加紧了“搜寻两类人员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侦破、立案”工作。

说也奇怪,在如此凌厉的“红色”恐怖中,从场部又传来新闻,说自孙明权自杀后,凡路过那段马路时,都会听到那贴着他血肉的围墙上,发出一种声音来:倘若是场部的管教人员路过,会听到“恶有恶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的呐喊,并夹着不知从那里括出来的阴风,煞是恐怖;倘若是劳教人员或流放者,那声音会变成“我死而无憾,朋友记住替我报仇。”

这奇怪的传闻活灵活现,又一次轰动了农场。

于是场部的干部便亲自督阵,从蔬菜组抽调了几十个劳动力,用了整整一天,将那墙上和地上的血迹一片一片刮去,然而那很深很深的印迹,就像烙在那围墙和马路上,怎么刮也是殷红的;而那依稀可闻的声音便一直没有断过。过路者在那里可以侧耳聆听……

直到六年后,在我平反获释刚要离开这个农场时,我还特地去那儿向这位可敬的英雄道别,默默谨记他的嘱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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