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30日讯】读到显示器先生如约而至的《每一项努力都是对命运的谴责》，虽然以前多是止于默默欣赏而少有发言，但心里头其实很佩服他别择的眼光和背后的深意。说起来，恐怕部落里，每文都有意识的将文字和图片搭配在一起，以便更好说明主题的，就是我和显示器了。大概我们都有同一个感觉：有时候意在言外，一副形象或抽象的图片比冗长的文字更有说服力，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本期，显示器先生一如既往的精心组织，很有《新青年》时代《随感录》的味道。不知是否本人格调有问题，照片上的一幕，以前常在夜里路过城中村或旧城发廊的时候看到，所以看完照片后感觉和梁朝伟张曼玉的旧上海“花样年华”无关更和时尚无关。而在看到文中收录的drunkpiano的话后，对于将她的“给理想一点时间”和文章主题“每一项努力都是对命运的谴责”摆在一起，同样有一种不搭调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心里纠缠翻转，非得一吐不快。先来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像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为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要求法庭宽大处理，并说：“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该仪式。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看到醉钢琴小姐的话感觉又是老一套，照例的站着说话不腰痛。为了避免误解，特地去找了她发表在《新世纪》杂志和部落里的全文来看。原来标题就叫做《给理想一点时间》，上面截取的是原文最后一段话。而她在前面又说了什么呢？竟然是拿了国共内战来说事，对于胜败的原因，作者先是提出土地改革这个关键因素：
“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开展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然后醉钢琴在国共之间作了比较：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力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其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其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的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十年分期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以上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就历史说历史，但本身已经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作者藉以立论的“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就是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完全是照着官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调子在走。我们知道当时延安主要是在苏联支持下，在美国对大陆的放弃后，通过军队，战争而非农民的支持夺取政权的，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体的农民阶层关系不大。不说广大的“国统区”，即便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小片“解放区”，由于在西安事变后国共之间的协定，延安暂时停止提倡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在内战阶段“土改”也还没有真正展开。土地改革，事实上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在共产党已经夺取大陆政权，控制国家机器之后才在国内大多数地区全面强制推行的。就内战时期而言，即便参加“解放战争”的农民，也主要是在枪杆子的胁迫下参与到战争的后勤支援和兵力补充中去的。对此我在《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等文中有讨论过。
立论本身就经不起推敲，那么后面的推论，就更是有问题：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以至一度节节败退，甚至今天仍难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和“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道路；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这一逻辑的证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是否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作者显然在有意无意间，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范畴和理论范畴：即在历史范畴里，将六十多年前，共产党暴力夺取政权的共产革命，和今天在这个共产暴政下，民众争取民主自由的抗争混为一堂；而在理论范畴里，将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的马列主义，和东欧，中东北非中体现出来的，觉醒后的现代公民要求结束专制暴政，实现民主自由的民主革命理论等量齐观。非但如此，作者并以前一个“革命”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及其夺权后造成的连年人祸，惨痛现实的后果，来完全否定一切暴力手段，“激进主义”，来反证今天的民主革命只能采取她认同的那种方式进行——依靠体制内的渐进改良，依靠从上到下，自内而外的方式实现无缝转型，实现天鹅绒般的过渡。通观全文，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逻辑，多么难以接受的比较和推论啊！
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诸历史，那么可以说真正按照作者理想中的“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几乎绝无仅有。从光荣革命（历史学家认为，在1688年荷兰王实际上是对英国王室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他与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起来，靠武力长驱直入，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君主立宪制政体即起源于这次光荣革命。若不推翻旧政权，英国又怎么可能有后来长达两个世纪的辉煌？）到后来的一系列最早的民主国家的建立，都是如此。当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不就是靠拿起枪来，反抗英国殖民军队的独立战争才获得了自己的立国之本，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吗？而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不就是全世界联合起来，反对轴心国的极权侵略，依靠战争——最典型，最暴力的革命方式——才保护了民主世界的制度成果，才结束了那些暴政国家的专制历史，才在战后实现了广大第三世界民主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建国的吗？（对民主革命和暴力革命的关系问题，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但也并非毫无关联，简而言之，两者之间并非绝对的排斥，而是天然交集在一起。面对某些朋友扔过来的一顶顶为官方抓人提供口实的“铁帽子”，我一直澄清自己不是“唯暴力论”者。对此已在《精卫填海声声慢》中有详细辨析）
问题正在于此：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庞大既得利益的专制者，那些政治流氓是根本不和你讲道理的。试问：谁不愿意走更好走的路？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并非民众愿意以流血牺牲的惨痛代价来换取民主（革命一开始，散乱盲目，没有组织的人民面对高度组织化和现代装备的军队，总是要吃大亏的——但如果我们仅仅以这个借口来放弃反抗，那么所有的民主革命都不会发生，今天的世界依然停留在前现代），而是在专制者的顽固不化，步步紧逼下，人民不得不以这种方式，以短期来看风险和代价都较大的方式，来追求自己长久而稳固的幸福。相反，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害怕牺牲就放弃抗争，那么日后势必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如慢性癌症一样，一味的拖延和姑息，将腐蚀掉整个健康的机体，这才是真正的养虎遗患，才是真正的不仁与不智呢！对此我在《大变局》和《十年》等文中已经有充分展开，这里略过不提。
我们姑且不说作者想当然的拿自己来代表了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把自由主义严格限定在“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从现代政治学科的常识来看，这本身就是一种谬误；那么即便按照作者标榜的“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我们不禁要问：像您这样的依附体制内的“自由主义”，又怎么能做到“将你交还给你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自由都无法得到——试问您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吗？您何时真正正面质疑过这个暴政？——那么您凭什么向亿万同胞许诺某一天“将你交还给你自己”？长久的等待，换来的是更大的不公，更残酷的迫害和掠夺，到了今天，难道您还指望那些在疼痛中醒来的人们能相信体制内改良派的那一套说辞吗？还奢求当局会主动的把权力交出来，把利益吐出来，主动在制度上约束自己，审判自己，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最高原则吗？
对于醉钢琴的大话空话套话，还有一点补充：
1，“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
——时间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不是某个有意志的主宰性的客体对象，请不要把它当命定论或万能的上帝；对每一个活着经受专制的人来说，时间就是苦难，就是生命，就是苦难的生命。如果我们在六十多年的不幸命运之后，还不及时觉醒，还不进行整体的抗争，那么无需怀疑——“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专制延伸”。
而作者举“苏东诸多国家”为例，正好反过来证明她的主张是错误的：试问如果二十年前，苏东各国不是主动的，及时的，彻底的结束了共产专政，即刻进入民主建设的通道，又怎么可能实现此后“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更不用说整个国家的新生，从此进入民主制度的“良性循环”了。
2，“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为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要求法庭宽大处理，并说：“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该仪式。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10月24日～11月4日纳吉重任政府总理，11月1日兼任外交部长，公开宣布要苏军立即撤退，匈牙利政府废止华沙条约并实行中立，请求联合国干预。1958年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6月16日在布达佩斯被处决。此后的匈牙利乃至整个东欧，都因“华约”体系而长期被苏联军队占据（不包括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齐奥塞斯库和铁托比那些小老弟们更强硬一些），并在《友好互助条约》的框架下，遭受苏联计划经济，封闭市场的经济盘剥和掠夺。此后近半个世纪，东欧陷入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停滞，乃至倒退中。直到1989年迎来民主革命的浪潮。
首先，要看到：虽然纳吉在坐牢两年后死在共产专制的枪口下，但他面对的和我们面对的，依然是完全异质的两个政权。无论是否公正，至少在形式上他经过了审判，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呢？历任历次路线斗争中，被毛及后来的党内政变推倒下台，非法囚禁的“一把手”和接班人们呢？
进一步来看，那些在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八十年代抹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冤屈乃至死去的无数中国人呢？他们何尝得到过公正的审判？还有今天刑诉法的修改呢？纳吉可以得到历史的，真正的平反，那也只能是在共产专制被推翻之后，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呢？为了维护伟光正的无上权威，所谓的“平反”，是多么屈辱而不切实际，仅仅因为邓是反右的主导者，所以至今这个运动都无法彻底否定，还留下“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任炳”这五大右派，及在国外去世不久的林希翎等人（请参见林辉先生《五个大右派为何永不能被“纠正”？》）。即便是百万以上的摘帽右派，依然从未为自己讨回过公正。更不用说从那时到今天连绵不断的人祸，难道作者因为不坐高铁，不住豆腐渣房子，吃的是特供，所以连这一切都看不到吗？
其次，纳吉究竟是为什么才坐了那么多牢，受了多少年苦，而且还因此死在暴政之下，醉钢琴只字不提，却空泛的说“总有一天”，“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云云，实在是对纳吉本人的残忍，对与此同时东欧国家遭受共产毒害的更多普通人，无名者的残忍，更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如果我们总是一厢情愿的将开明专制下可以尝试的东西，生搬硬套的挪用到一个黑暗专制下，那么结果非但无法自救，而且还将遭受更多不幸。这不是理论错置的问题，更已经被共和国的历史和现实所充分证明了。
我一再强调：今天大陆上的黑暗专制，是与东欧，北非乃至当年台湾的开明专制完全不同的东西。甚至今天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大大不同于当年的民主革命了。那时在冷战对峙下，共产阵营面临外部的强大压力，民主很大程度上是从外部输入的，推动的；而今天，当局用民众血汗和未来的环境代价聚敛的巨大财富，进行军备扩张，并且以此为诱惑与威慑，换取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绥靖政策，所以当前形势要严峻得多。而在民主国家与专制者之间，同样存在勾结的北非来看，其民主革命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那个起点就在于其国内民众首先举起了反抗暴政，建立民主的鲜明旗帜，提出了明确的，要专制者倒台的政治纲领，并有勇气付诸行动。这才在此后短短数月内如星星之火，点亮了整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民主之光；这才获得了整个世界和联合国的道义声援与切实的经济，军事援助；这才有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权贵集团的倒台，以及也门，叙利亚等国权力世袭政府今天的岌岌可危。
最后要说明的是，如果体制内的醉钢琴希望以这种“历史证明”的方式来鼓舞民众，来预言暴政的必然崩溃，那么我相信她的出发点是好的，是高尚的。但她由此提示或暗示人们就此等待，就此顺从，乖乖接受历史决定论之下“退一步”的命运，却是很让人不可思议的。作者既然说“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以至一度节节败退，甚至今天仍难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那么我们当然要问：您说的“慢”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慢慢的等待统治者良心发现，认识扭转吗？是慢慢的让所有遭受不幸的人的生命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流逝掉吗？还是通过长期的启蒙实现公民社会的成长？
如果是后者，那么请问在变本加厉的专制暴政之下，公民社会可有任何自然成长的机会和空间？假设如你们所说，专制来自传统文化，和当局无关，为什么在回归前的香港，在台湾传统文化得到了真正的“转换性创造”？并在民主平台上焕发出现代性的迷人光辉？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在那里的华人反而更有民主的素养和公民自觉？今天你们瞧不起的所谓“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你们嘲笑的“屁民”和无中生有幻想出来，然后以此恐吓民众，为专制的稳定延续辩护的那些不存在的“暴民”，即便其真的存在，不也正是共产专制长期荼毒之下的惨痛后果吗？不正是专制者亲手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吗？为了降低“暴民”的戾气和数量，不正需要我们即刻脱离制造“暴民”的暴政土壤，截断专制这个一切问题的最后根源吗？
假设如你们所论定的：今天的大陆民众由于此传统专制，一旦发动起来就必定是1949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所以根本没有追求民主，享受公民自由的资格，那么这和当局拿来做遮羞布，鼓吹“五不搞”的那些早已破产的借口又什么不同？难道在体制内知识精英看来，我们就只配享受这样的共产专制，难道我们这个有辉煌的古老文明，有充分的道德，理性传统的民族，就连东欧和中东的老百姓也不如？难道在您看来，中国人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只配如成龙说的，需要被管起来？就没有地区和社区自治的能力，就没有通过民主制度，治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智慧与道德自觉？难道信息时代为公民启蒙，权力制衡和民主革命提供的史无前例的转型契机，也不能够让绝大多数早已脱离文盲，追求幸福的体制外中国人充分汲取以往的，国外的制度转型教训，真正的走出权力垄断的中世纪？并且真正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在自然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共同推动下建设自己的国家？如果您只相信长期启蒙——一边向体制外民众宣传渐进和平改良的好处，要求他们放弃抗争；一边向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描绘民主的美好图景，希望他们改弦易辙——那么为什么从始至终，连最根本的问题，连这个政权的黑暗历史和制度本质都避而不谈，却只一味的，空泛的说将来的民主如何如何的好？外国的民主如何如何的完美？请问这不是画饼充饥又是什么？——当然，快饿死的是别人，需要画饼来充饥的也是别人，而你们自己的肚子，却总是饱饱的，衣食无忧，靠山稳固啊。
在上面，我几乎是全文照录了《给理想一点时间》原文，所以不存在故意曲解的问题。无论对历史事实的判断，或是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分析，朋友们将两篇文章摆在一起，自己判断就是。倒是由此文，不由得想起前几天和一位我向来尊敬的，海外朋友的交流干脆贴过来:
那位朋友：“我想提醒小平一下，古今中外，但凡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从没有不是紧密勾结在一起维护小集团利益的，从没有一个看起来不是铁板一块的，但也从没有一个能千秋万代的。”
我的回应：“**兄的话，诚然是对的。过几十年，或一百年来看，当然都将被证明其准确无误。可惜的是，空头的许诺或空洞的预言是美好的，但是无用的，试问：其结束要多久？我只怕在“铁板一块”——不管其铁板是真是假——的暴政寿终正寝，自然而然的结束其“千秋万代”的伟业之前，我们这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早已被折磨死了。
“问题正在于此：生活在这个暴政下的国人，没有已经逃离出去（或进入体制内，或自以为安全的站在历史之流的岸边，或自以为手里拿着“时间”这个神器藐视众生）的少数同胞幸运，我们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也不是规律的见证人。恰恰相反，我们都每天每夜生活在这个黑暗的历史之中，正在做共产专制史的牺牲品和填充物啊。
“政治正确的预言，历史规律云云，谁都可以说上几句，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丧失了最基本的现实感和主体意识。即是说，任何所谓“规律”，所谓“理想”，都不是外在于人类社会之外的某个对象式的主宰，或宗教意义上的上帝式的存在。历史正义，民主制度，都不可能在某个早上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突然自动自觉的实现。而是只能靠我们一个个具体的人，组织，一次次的努力行动去推动它，实现它的。
“所以，只有我们自己，才是“规律”的主体，就是“理想”的载体。为了不再无声无息的被专制分割，吞噬，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就只有挺身而出，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民主长城。”
说到底，命运就在我们自己手里，“民主自由”并非某些人随意玩弄的概念名词，或是只属于将来时态，而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关。作为最大利益相关人的我们自己都不去争取，难道还能指望有其他的英雄，其它的国家挺身而出？如果我们今天不脚踏实地，痛定思痛，对这个制度和政权有充分，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前提下，在明确的目标下努力在大地上耕耘，又怎么可能收获将来的果实？靠消极等待和某些人施舍而轻易得来的果实，很可能是有毒的。如果以“历史规律”的名义劝戒人们放弃抗争，将“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势所必然，那么这和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哪怕您是打着“民主”或“自由主义”的招牌，不同样是在为集权主义张目？不同样是一种无视具体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和价值尊严的集体主义迷乱？这不是同您宣示的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完全的背道而驰吗？您将所有绝望之中反抗暴政的中国人都划定到“激进主义”，“非理性”的阵营里去，并作种种居高临下的道德批判，种种冷漠无情的诛心之论，难道您就因此成为真理的掌握者了吗？在您继续接受专制的供养和推崇的时候，就因此而心安理得了吗？
有些朋友，自己在体制内，享受着身为三驾马车之一的，种种豢养的好处，与之同流合污，甚至苦心为其辩护，却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时间”，“历史”之类的宏大叙事和崇高主题的当然代言人，同时又开不出任何有效的药方，反过来规劝甚至嘲骂每时每刻都在遭受不幸的人们。有些朋友，自己和专制之间不清不楚，或已移民置身事外，却要求我们在幻想中放弃现实斗争的努力，除了让人们忍耐，等待再无他法。这种矛盾的身份，矛盾的论调，真让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您真正信仰民主，那么何以要如此的南辕北辙？何不痛快的退出这个专制的体制？我相信以您“豪华”的海外学历，要在国内国外随便找个职位，都是相当容易的，不是吗？连自己的立场，身份都可疑，又怎么说服人家来相信你？
其实这样的人物和论调，非此一家，也非自今日始。从百花凋零，红花独放开始，从午夜枪声，遍地鲜血开始，杀一儆百，洗脑收买之下，早已经在国内，在体制内蔚为大观了。结果又如何呢？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眼睛去看。对那些体制内朋友来说，即便你的确有自己的苦衷和难言之隐，无法对体制作正面的批评和抗争，没有关系，至少请您保持沉默，至少请您不要用最恶毒的猜想和政治脏水，来诬蔑体制外无数的，更清醒，更坚决，对黑暗专制决不妥协的同胞们。如果精英们还是继续陶醉在此类似是而非的新型洗脑之下，那么他们将因其“理性的无知”而离真实的中国越来越远。如果中国永远是这种官方背后推动的论调做“主旋律”，到时候，我恐怕中国的“纳吉”永远也不会出现，出现也将无声无息，死在某个角落里而不为人知。到时候，“自由主义者”醉钢琴老师预言的美妙未来，同样永远也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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