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30日訊】讀到顯示器先生如約而至的《每一項努力都是對命運的譴責》，雖然以前多是止於默默欣賞而少有發言，但心裡頭其實很佩服他別擇的眼光和背後的深意。說起來，恐怕部落裡，每文都有意識的將文字和圖片搭配在一起，以便更好說明主題的，就是我和顯示器了。大概我們都有同一個感覺：有時候意在言外，一副形象或抽象的圖片比冗長的文字更有說服力，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本期，顯示器先生一如既往的精心組織，很有《新青年》時代《隨感錄》的味道。不知是否本人格調有問題，照片上的一幕，以前常在夜裡路過城中村或舊城髮廊的時候看到，所以看完照片後感覺和梁朝偉張曼玉的舊上海「花樣年華」無關更和時尚無關。而在看到文中收錄的drunkpiano的話後，對於將她的「給理想一點時間」和文章主題「每一項努力都是對命運的譴責」擺在一起，同樣有一種不搭調的感覺。這種感覺在心裡糾纏翻轉，非得一吐不快。先來看看她是怎麼說的：
「相信時間，就意味著相信除了千千萬萬人日積月累的努力，歷史沒有進步的捷徑。對於渴望一夜之間得到解放的人們，這可真令人掃興。
「歷史也許會以進兩步、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進，某代人可能會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過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專制者中，時間是最專制的那一個。很多時候，人類一不小心誤會了自己，把自己想像得太過聰明，或者不夠聰明，而時間總是不徐不疾地將誤會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風波後，總理納吉因為失去「立場」而被判決絞死。在庭審中，他拒絕要求法庭寬大處理，並說：「我知道另一個納吉審判會為我平反，總有一天還會有對我的重葬儀式」。1989年6月16日，「總有一天」到來了，匈牙利舉行了納吉的重葬儀式，10萬民眾參加了該儀式。納吉相信時間，他贏得了勝利。」
看到醉鋼琴小姐的話感覺又是老一套，照例的站著說話不腰痛。為了避免誤解，特地去找了她發表在《新世紀》雜誌和部落裡的全文來看。原來標題就叫做《給理想一點時間》，上面截取的是原文最後一段話。而她在前面又說了什麼呢？竟然是拿了國共內戰來說事，對於勝敗的原因，作者先是提出土地改革這個關鍵因素：
「總結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時，一個經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國民黨沒有開展土改」，因而失去了農民。相比之下，共產黨土改搞得轟轟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當家做主人。農民分到了土地，於是參加革命保衛勝利果實。」
然後醉鋼琴在國共之間作了比較：
「問題在於，與「暴風驟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國民黨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謂暴力土改，其實是自古以來農民起義的升級版，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該殺殺，該分分。當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單是起義，還有一整套革命話語和儀式來賦予其意義。於是「剝削」「翻身」「階級鬥爭」這種陳勝吳廣們沒能想出來的詞彙成為日常用語，於是有了「訴苦會」和「鬥爭會」這種制度創新。
「而所謂和平土改，核心即贖買，政府用土地債券從地主手裡買地，再讓農民用數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從政府手裡低價買地，其好處是地主和農民可能「雙贏」：農民最後得到了土地，地主則得到了資本。國民黨在大陸期間沒來得及也無力大規模推廣和平土改，到台灣後推而廣之，結果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加快了台灣的工業化進程；其間也有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過土改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轉向工商業，推動了台灣經濟起飛。
「既然更接近雙贏，為什麼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沒有市場？仔細想來，無非是因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種一夜之間「你的就成了我的」的變革方式，和平土改的政治利潤低。一顆鑽石放在你面前，一個人告訴你，你現在就可以免費得到它，另一個人告訴你，你需要十年分期付款才能真正擁有它，你跟誰走呢？」
以上的論述，基本上還是就歷史說歷史，但本身已經存在許多問題。比如作者藉以立論的「農民分到了土地，於是參加革命保衛勝利果實」，就是不完全符合歷史的，完全是照著官方中學歷史教科書的調子在走。我們知道當時延安主要是在蘇聯支持下，在美國對大陸的放棄後，通過軍隊，戰爭而非農民的支持奪取政權的，與作為中國傳統社會主體的農民階層關係不大。不說廣大的「國統區」，即便在抗日戰爭中形成的小片「解放區」，由於在西安事變後國共之間的協定，延安暫時停止提倡土地革命和階級鬥爭，在內戰階段「土改」也還沒有真正展開。土地改革，事實上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在共產黨已經奪取大陸政權，控制國家機器之後才在國內大多數地區全面強制推行的。就內戰時期而言，即便參加「解放戰爭」的農民，也主要是在槍桿子的脅迫下參與到戰爭的後勤支援和兵力補充中去的。對此我在《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等文中有討論過。
立論本身就經不起推敲，那麼後面的推論，就更是有問題：
「自由主義在整個20世紀被左翼或右翼激進主義圍追堵截，以至一度節節敗退，甚至今天仍難在民眾中紮根擴散，根源也許就在於這個「慢」字。當激進主義向民眾許諾立竿見影的變革時，自由主義許諾的只是漫長生長期之後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變化，激進主義的前提必然是「萬眾一心」和「同仇敵愾」，從而為一元化權威體制鋪平道路；自由主義則意味著人人各自為政，只通過「看不見的手」形成合力。激進主義交給你一個救世主，而自由主義僅僅是將你交還給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嗎？「一個強大到可以給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強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集體化運動，正是這一邏輯的證明。鑽石捧在手裡還沒捂熱，後來通通交到國家手裡。到50年代末，台灣的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大陸卻出現天災人禍。那些死於饑荒的農民是否想到，他們的痛苦與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間，是否有種隱秘的聯繫。
「相信時間，就意味著相信除了千千萬萬人日積月累的努力，歷史沒有進步的捷徑。對於渴望一夜之間得到解放的人們，這可真令人掃興。」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對於渴望一夜之間得到解放的人們」，作者顯然在有意無意間，混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歷史範疇和理論範疇：即在歷史範疇裡，將六十多年前，共產黨暴力奪取政權的共產革命，和今天在這個共產暴政下，民眾爭取民主自由的抗爭混為一堂；而在理論範疇裡，將一個極權主義政黨的馬列主義，和東歐，中東北非中體現出來的，覺醒後的現代公民要求結束專制暴政，實現民主自由的民主革命理論等量齊觀。非但如此，作者並以前一個「革命」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及其奪權後造成的連年人禍，慘痛現實的後果，來完全否定一切暴力手段，「激進主義」，來反證今天的民主革命只能採取她認同的那種方式進行——依靠體制內的漸進改良，依靠從上到下，自內而外的方式實現無縫轉型，實現天鵝絨般的過渡。通觀全文，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邏輯，多麼難以接受的比較和推論啊！
事實上，如果我們考諸歷史，那麼可以說真正按照作者理想中的「不流血」的方式實現民主轉型的，幾乎絕無僅有。從光榮革命（歷史學家認為，在1688年荷蘭王實際上是對英國王室進行了一場不流血的政變，他與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聯合起來，靠武力長驅直入，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統治、防止天主教復辟，君主立憲制政體即起源於這次光榮革命。若不推翻舊政權，英國又怎麼可能有後來長達兩個世紀的輝煌？）到後來的一系列最早的民主國家的建立，都是如此。當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美國，不就是靠拿起槍來，反抗英國殖民軍隊的獨立戰爭才獲得了自己的立國之本，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嗎？而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不就是全世界聯合起來，反對軸心國的極權侵略，依靠戰爭——最典型，最暴力的革命方式——才保護了民主世界的制度成果，才結束了那些暴政國家的專制歷史，才在戰後實現了廣大第三世界民主國家的民族獨立和民主建國的嗎？（對民主革命和暴力革命的關係問題，這兩者不是一回事，但也並非毫無關聯，簡而言之，兩者之間並非絕對的排斥，而是天然交集在一起。面對某些朋友扔過來的一頂頂為官方抓人提供口實的「鐵帽子」，我一直澄清自己不是「唯暴力論」者。對此已在《精衛填海聲聲慢》中有詳細辨析）
問題正在於此：掌握至高無上的權力和龐大既得利益的專制者，那些政治流氓是根本不和你講道理的。試問：誰不願意走更好走的路？誰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並非民眾願意以流血犧牲的慘痛代價來換取民主（革命一開始，散亂盲目，沒有組織的人民面對高度組織化和現代裝備的軍隊，總是要吃大虧的——但如果我們僅僅以這個藉口來放棄反抗，那麼所有的民主革命都不會發生，今天的世界依然停留在前現代），而是在專制者的頑固不化，步步緊逼下，人民不得不以這種方式，以短期來看風險和代價都較大的方式，來追求自己長久而穩固的幸福。相反，如果我們僅僅因為害怕犧牲就放棄抗爭，那麼日後勢必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就如慢性癌症一樣，一味的拖延和姑息，將腐蝕掉整個健康的機體，這才是真正的養虎遺患，才是真正的不仁與不智呢！對此我在《大變局》和《十年》等文中已經有充分展開，這裡略過不提。
我們姑且不說作者想當然的拿自己來代表了所有的「自由主義者」，而且還把自由主義嚴格限定在「只是漫長生長期之後的瓜熟蒂落」，從現代政治學科的常識來看，這本身就是一種謬誤；那麼即便按照作者標榜的「激進主義交給你一個救世主，而自由主義僅僅是將你交還給你自己」，我們不禁要問：像您這樣的依附體制內的「自由主義」，又怎麼能做到「將你交還給你自己」？如果你連自己的自由都無法得到——試問您有批評政府的自由嗎？您何時真正正面質疑過這個暴政？——那麼您憑什麼向億萬同胞許諾某一天「將你交還給你自己」？長久的等待，換來的是更大的不公，更殘酷的迫害和掠奪，到了今天，難道您還指望那些在疼痛中醒來的人們能相信體制內改良派的那一套說辭嗎？還奢求當局會主動的把權力交出來，把利益吐出來，主動在制度上約束自己，審判自己，真正實現「主權在民」的最高原則嗎？
對於醉鋼琴的大話空話套話，還有一點補充：
1，「時間總是不徐不疾地將誤會澄清……在總結蘇東轉型之艱難時，一個解釋是：制度也許可以一夜之間改寫，但是企業家精神、商業頭腦、市場意識，只有通過漫長的學習才能形成。對於急於宣佈轉型本身是個錯誤的人，顯然又忘記了「時間」這個因素。20年後的今天，蘇東諸多國家經濟都逐漸步入了良性增長，再次證明時間的力量。」
——時間不是外在於我們的，不是某個有意志的主宰性的客體對象，請不要把它當命定論或萬能的上帝；對每一個活著經受專制的人來說，時間就是苦難，就是生命，就是苦難的生命。如果我們在六十多年的不幸命運之後，還不及時覺醒，還不進行整體的抗爭，那麼無需懷疑——「時間總是不徐不疾地將專制延伸」。
而作者舉「蘇東諸多國家」為例，正好反過來證明她的主張是錯誤的：試問如果二十年前，蘇東各國不是主動的，及時的，徹底的結束了共產專政，即刻進入民主建設的通道，又怎麼可能實現此後「經濟都逐漸步入了良性增長」？更不用說整個國家的新生，從此進入民主制度的「良性循環」了。
2，「1956年匈牙利政治風波後，總理納吉因為失去「立場」而被判決絞死。在庭審中，他拒絕要求法庭寬大處理，並說：「我知道另一個納吉審判會為我平反，總有一天還會有對我的重葬儀式」。1989年6月16日，「總有一天」到來了，匈牙利舉行了納吉的重葬儀式，10萬民眾參加了該儀式。納吉相信時間，他贏得了勝利」
——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間，10月24日～11月4日納吉重任政府總理，11月1日兼任外交部長，公開宣佈要蘇軍立即撤退，匈牙利政府廢止華沙條約並實行中立，請求聯合國干預。1958年以組織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國家制度罪和叛國罪，被判處死刑，6月16日在布達佩斯被處決。此後的匈牙利乃至整個東歐，都因「華約」體系而長期被蘇聯軍隊佔據（不包括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齊奧塞斯庫和鐵托比那些小老弟們更強硬一些），並在《友好互助條約》的框架下，遭受蘇聯計劃經濟，封閉市場的經濟盤剝和掠奪。此後近半個世紀，東歐陷入政治，經濟，文化的長期停滯，乃至倒退中。直到1989年迎來民主革命的浪潮。
首先，要看到：雖然納吉在坐牢兩年後死在共產專制的槍口下，但他面對的和我們面對的，依然是完全異質的兩個政權。無論是否公正，至少在形式上他經過了審判，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呢？歷任歷次路線鬥爭中，被毛及後來的黨內政變推倒下台，非法囚禁的「一把手」和接班人們呢？
進一步來看，那些在鎮反，反右，大躍進，文革，八十年代抹等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冤屈乃至死去的無數中國人呢？他們何嘗得到過公正的審判？還有今天刑訴法的修改呢？納吉可以得到歷史的，真正的平反，那也只能是在共產專制被推翻之後，那麼今天的中國人呢？為了維護偉光正的無上權威，所謂的「平反」，是多麼屈辱而不切實際，僅僅因為鄧是反右的主導者，所以至今這個運動都無法徹底否定，還留下「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任炳」這五大右派，及在國外去世不久的林希翎等人（請參見林輝先生《五個大右派為何永不能被「糾正」？》）。即便是百萬以上的摘帽右派，依然從未為自己討回過公正。更不用說從那時到今天連綿不斷的人禍，難道作者因為不坐高鐵，不住豆腐渣房子，吃的是特供，所以連這一切都看不到嗎？
其次，納吉究竟是為什麼才坐了那麼多牢，受了多少年苦，而且還因此死在暴政之下，醉鋼琴隻字不提，卻空泛的說「總有一天」，「相信時間，他贏得了勝利」云云，實在是對納吉本人的殘忍，對與此同時東歐國家遭受共產毒害的更多普通人，無名者的殘忍，更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如果我們總是一廂情願的將開明專制下可以嘗試的東西，生搬硬套的挪用到一個黑暗專制下，那麼結果非但無法自救，而且還將遭受更多不幸。這不是理論錯置的問題，更已經被共和國的歷史和現實所充分證明了。
我一再強調：今天大陸上的黑暗專制，是與東歐，北非乃至當年台灣的開明專制完全不同的東西。甚至今天我們面臨的外部環境，也大大不同於當年的民主革命了。那時在冷戰對峙下，共產陣營面臨外部的強大壓力，民主很大程度上是從外部輸入的，推動的；而今天，當局用民眾血汗和未來的環境代價聚斂的巨大財富，進行軍備擴張，並且以此為誘惑與威懾，換取了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綏靖政策，所以當前形勢要嚴峻得多。而在民主國家與專制者之間，同樣存在勾結的北非來看，其民主革命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那個起點就在於其國內民眾首先舉起了反抗暴政，建立民主的鮮明旗幟，提出了明確的，要專制者倒台的政治綱領，並有勇氣付諸行動。這才在此後短短數月內如星星之火，點亮了整個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民主之光；這才獲得了整個世界和聯合國的道義聲援與切實的經濟，軍事援助；這才有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權貴集團的倒台，以及也門，敘利亞等國權力世襲政府今天的岌岌可危。
最後要說明的是，如果體制內的醉鋼琴希望以這種「歷史證明」的方式來鼓舞民眾，來預言暴政的必然崩潰，那麼我相信她的出發點是好的，是高尚的。但她由此提示或暗示人們就此等待，就此順從，乖乖接受歷史決定論之下「退一步」的命運，卻是很讓人不可思議的。作者既然說「自由主義在整個20世紀被左翼或右翼激進主義圍追堵截，以至一度節節敗退，甚至今天仍難在民眾中紮根擴散，根源也許就在於這個「慢」字」，那麼我們當然要問：您說的「慢」究竟是什麼意思？是慢慢的等待統治者良心發現，認識扭轉嗎？是慢慢的讓所有遭受不幸的人的生命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流逝掉嗎？還是通過長期的啟蒙實現公民社會的成長？
如果是後者，那麼請問在變本加厲的專制暴政之下，公民社會可有任何自然成長的機會和空間？假設如你們所說，專制來自傳統文化，和當局無關，為什麼在回歸前的香港，在台灣傳統文化得到了真正的「轉換性創造」？並在民主平台上煥發出現代性的迷人光輝？那麼為什麼偏偏是在那裡的華人反而更有民主的素養和公民自覺？今天你們瞧不起的所謂「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你們嘲笑的「屁民」和無中生有幻想出來，然後以此恐嚇民眾，為專制的穩定延續辯護的那些不存在的「暴民」，即便其真的存在，不也正是共產專制長期荼毒之下的慘痛後果嗎？不正是專制者親手製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嗎？為了降低「暴民」的戾氣和數量，不正需要我們即刻脫離製造「暴民」的暴政土壤，截斷專制這個一切問題的最後根源嗎？
假設如你們所論定的：今天的大陸民眾由於此傳統專制，一旦發動起來就必定是1949年「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所以根本沒有追求民主，享受公民自由的資格，那麼這和當局拿來做遮羞布，鼓吹「五不搞」的那些早已破產的藉口又什麼不同？難道在體制內知識精英看來，我們就只配享受這樣的共產專制，難道我們這個有輝煌的古老文明，有充分的道德，理性傳統的民族，就連東歐和中東的老百姓也不如？難道在您看來，中國人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只配如成龍說的，需要被管起來？就沒有地區和社區自治的能力，就沒有通過民主制度，治理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智慧與道德自覺？難道信息時代為公民啟蒙，權力制衡和民主革命提供的史無前例的轉型契機，也不能夠讓絕大多數早已脫離文盲，追求幸福的體制外中國人充分汲取以往的，國外的制度轉型教訓，真正的走出權力壟斷的中世紀？並且真正充滿希望和熱情的，在自然正義和程序正義的共同推動下建設自己的國家？如果您只相信長期啟蒙——一邊向體制外民眾宣傳漸進和平改良的好處，要求他們放棄抗爭；一邊向體制內既得利益集團描繪民主的美好圖景，希望他們改弦易轍——那麼為什麼從始至終，連最根本的問題，連這個政權的黑暗歷史和制度本質都避而不談，卻只一味的，空泛的說將來的民主如何如何的好？外國的民主如何如何的完美？請問這不是畫餅充饑又是什麼？——當然，快餓死的是別人，需要畫餅來充飢的也是別人，而你們自己的肚子，卻總是飽飽的，衣食無憂，靠山穩固啊。
在上面，我幾乎是全文照錄了《給理想一點時間》原文，所以不存在故意曲解的問題。無論對歷史事實的判斷，或是在此基礎上的理論分析，朋友們將兩篇文章擺在一起，自己判斷就是。倒是由此文，不由得想起前幾天和一位我向來尊敬的，海外朋友的交流乾脆貼過來:
那位朋友：「我想提醒小平一下，古今中外，但凡體制內的利益集團，從沒有不是緊密勾結在一起維護小集團利益的，從沒有一個看起來不是鐵板一塊的，但也從沒有一個能千秋萬代的。」
我的回應：「**兄的話，誠然是對的。過幾十年，或一百年來看，當然都將被證明其準確無誤。可惜的是，空頭的許諾或空洞的預言是美好的，但是無用的，試問：其結束要多久？我只怕在「鐵板一塊」——不管其鐵板是真是假——的暴政壽終正寢，自然而然的結束其「千秋萬代」的偉業之前，我們這一代人，兩代人，三代人，早已被折磨死了。
「問題正在於此：生活在這個暴政下的國人，沒有已經逃離出去（或進入體制內，或自以為安全的站在歷史之流的岸邊，或自以為手裡拿著「時間」這個神器藐視眾生）的少數同胞幸運，我們從來不是歷史的旁觀者，也不是規律的見證人。恰恰相反，我們都每天每夜生活在這個黑暗的歷史之中，正在做共產專制史的犧牲品和填充物啊。
「政治正確的預言，歷史規律云云，誰都可以說上幾句，可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喪失了最基本的現實感和主體意識。即是說，任何所謂「規律」，所謂「理想」，都不是外在於人類社會之外的某個對象式的主宰，或宗教意義上的上帝式的存在。歷史正義，民主制度，都不可能在某個早上我們睜開眼睛的時候，突然自動自覺的實現。而是只能靠我們一個個具體的人，組織，一次次的努力行動去推動它，實現它的。
「所以，只有我們自己，才是「規律」的主體，就是「理想」的載體。為了不再無聲無息的被專制分割，吞噬，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就只有挺身而出，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民主長城。」
說到底，命運就在我們自己手裡，「民主自由」並非某些人隨意玩弄的概念名詞，或是只屬於將來時態，而是和我們每一個人都相關。作為最大利益相關人的我們自己都不去爭取，難道還能指望有其他的英雄，其它的國家挺身而出？如果我們今天不腳踏實地，痛定思痛，對這個制度和政權有充分，清醒的認識，並在此前提下，在明確的目標下努力在大地上耕耘，又怎麼可能收穫將來的果實？靠消極等待和某些人施捨而輕易得來的果實，很可能是有毒的。如果以「歷史規律」的名義勸戒人們放棄抗爭，將「某代人可能會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過倒霉的一生」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勢所必然，那麼這和馬克思主義的那一套又有什麼本質區別？哪怕您是打著「民主」或「自由主義」的招牌，不同樣是在為集權主義張目？不同樣是一種無視具體的，每一個人的生命和價值尊嚴的集體主義迷亂？這不是同您宣示的個人本位的「自由主義」，完全的背道而馳嗎？您將所有絕望之中反抗暴政的中國人都劃定到「激進主義」，「非理性」的陣營裡去，並作種種居高臨下的道德批判，種種冷漠無情的誅心之論，難道您就因此成為真理的掌握者了嗎？在您繼續接受專制的供養和推崇的時候，就因此而心安理得了嗎？
有些朋友，自己在體制內，享受著身為三駕馬車之一的，種種豢養的好處，與之同流合污，甚至苦心為其辯護，卻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時間」，「歷史」之類的宏大敘事和崇高主題的當然代言人，同時又開不出任何有效的藥方，反過來規勸甚至嘲罵每時每刻都在遭受不幸的人們。有些朋友，自己和專制之間不清不楚，或已移民置身事外，卻要求我們在幻想中放棄現實鬥爭的努力，除了讓人們忍耐，等待再無他法。這種矛盾的身份，矛盾的論調，真讓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如果您真正信仰民主，那麼何以要如此的南轅北轍？何不痛快的退出這個專制的體制？我相信以您「豪華」的海外學歷，要在國內國外隨便找個職位，都是相當容易的，不是嗎？連自己的立場，身份都可疑，又怎麼說服人家來相信你？
其實這樣的人物和論調，非此一家，也非自今日始。從百花凋零，紅花獨放開始，從午夜槍聲，遍地鮮血開始，殺一儆百，洗腦收買之下，早已經在國內，在體制內蔚為大觀了。結果又如何呢？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眼睛去看。對那些體制內朋友來說，即便你的確有自己的苦衷和難言之隱，無法對體製作正面的批評和抗爭，沒有關係，至少請您保持沉默，至少請您不要用最惡毒的猜想和政治髒水，來誣衊體制外無數的，更清醒，更堅決，對黑暗專制決不妥協的同胞們。如果精英們還是繼續陶醉在此類似是而非的新型洗腦之下，那麼他們將因其「理性的無知」而離真實的中國越來越遠。如果中國永遠是這種官方背後推動的論調做「主旋律」，到時候，我恐怕中國的「納吉」永遠也不會出現，出現也將無聲無息，死在某個角落裡而不為人知。到時候，「自由主義者」醉鋼琴老師預言的美妙未來，同樣永遠也不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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