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7日讯】【编者的话】夹边沟,这是一个特别的、具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地名。50年前,几千名中华民族的精英,被作为政治犯关押在这里,最后绝大部分又饿死在这里,使得这里成为当代政治迫害最为惨烈的地点之一。关于这里发生过的惨剧,噎有几位作家披露于世,但是由于大背景的影响,许多人还并不了解或是了解不多。希望大家能抽空读读文章,它会打开了解这一惨剧的窗户。


夹边沟,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网络图片)

说来万分惭愧,我听到“夹边沟”这个名字,竟然迟至2005年,还多亏天津作家杨显惠的来访。

1946年出生的杨显惠以他的年龄幸好赶不上反右的年代。他只能当个上山下乡的知青。1965年,只有十九岁的他,刚刚高中毕业,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到一个小宛农场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在这里,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第一次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此后多年来,夹边沟对于杨显惠,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四十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向他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开始,系列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上连载,引起全国轰动,《上海女人》和《逃亡》获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首届学会奖短篇小说奖(全国读者投票评选)。系列结集时,全国多家出版社竞相争夺出版。后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名为《夹边沟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名为《告别夹边沟》(两者稍为有些不同)。



《夹边沟纪事》- 一部震撼人心的历史见证之作!(网络照片)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有一位八十二岁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上海学者朱学勤把《夹边沟纪事》看为他“精神年轮”里的三本书中的一本。他说,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文学批评家雷达为《告别夹边沟》作序,标题是“阴霾里的一道闪电”,高度赞扬杨显惠的贡献,认为书中表现的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发人深省。

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大鸣大放期间因“右派”言论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1957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没有人想及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根据幸存右派的回忆和杨显惠的调查,1960年春播时,有一半的人噎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他是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后来被借调到甘肃进行规划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在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

就在这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

“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谁知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