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錯】格局決定上限 中央計劃不出科技進步

有冇搞錯》。3月9日。

多年前在網上看過一個段子,真實與否無法深究。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美互派教育考察團到對方訪問。美國考察團考察後,發現中國學生的學習非常刻苦,主動性極強,每天功課都做到晚上十點以後。而且,中國學校注重數學、物理、化學等等科目,相對來說,比較輕視社會科學和其他文科。學校中理工科成績最好的學生,是學校中的明星。他們因此得出一個結論,未來二三十年,中國的科學技術進步,必定會將超過美國。

中國考察團到了美國之後,發現美國學校課堂機率鬆散,學生並不非常用功,學習時間短,功課也少,考試居然很多是開卷。學校課程裡面,文科成績最受重視,數學反而教得少。高中數學,比中國差了好幾個級別。最有意思的,是美國高中極為重視體育運動,籃球、棒球、橄欖球校隊成員,是學校中的明星,受到學校、學生和家長的追捧。他們的結論,和美國人一樣,也是二三十年後,中國科技進步,一定會超越美國。

結果當然完全出任意料。以諾貝爾獎為例,我們只算科學類,從2000年以後,美國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總共25人,諾貝爾物理獎26人,生物和醫學獎22人。中國大陸,只有一個人。

除了諾貝爾科學獎項外,美國人帶動了互聯網科技大躍進,生物科技大發展。而中國人呢?據說有新四大發明,共享自行車、高鐵、網購、移動支付。嚴格說起來,這四個東西,沒有一個是真正中國大陸發明的。

這種現實,是否應該讓中國人或者中國政府認真思考一下,原因到底在哪裡?

正在北京召開的兩會推出機構改革方案,國務院機構改革排第一名的,是重組科技部。官方是這麼說的:對國際科技競爭和外部遏制打壓的嚴峻形勢,必須進一步理順科技領導和管理體制,更好統籌科技力量在關鍵核心技術上攻堅克難,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加強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組建中央科技委員會,中央科技委員會辦事機構職責由重組後的科學技術部整體承擔。

也就是說,國務院這個科學技術部,其實只是一個辦事機構,因為中共中央還要組建一個科學技術委員會,國務院這個改革科技部,只是中共中央科技委員會的「辦事機構」。

我們都聽說過的,中國過去幾年投了超過一萬億的資金,去支持中國半導體芯片科技,結果當然是慘不忍睹。中共歷史上最輝煌的成就,就是投資數百億,以餓死上千萬人的代價,成功造出了原子彈。但那個原子彈,不是自己研究的。

中國原子核子物理學家錢三強的夫人何澤慧,被認為在中共研發原子彈過程中的貢獻中,比錢三強更高。何澤慧出身於蘇州官宦世家,1936年以最優異成績畢業於清華大學,1940年獲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工程博士學位。後來在巴黎法蘭西學院與居里夫人的女兒女婿共同做研究,進了巴黎大學的居里夫人實驗室,因此也被稱為「中國居里夫人」的稱號。她和錢三強回到中國,一起研究原子彈和氫彈。

後來中央電視台曾經採訪她,恭維她貢獻巨大,她說:那都是抄來的,抄誰不會抄啊。何女士當然是自謙,我們現在是抄也不會抄呢。但她說的是實情,當年的原子彈,確實是從蘇聯人那裡直接抄過來的。

我們還是回到那個段子吧。中國學生那麼努力,高中生的數學、物理和化學,都比美國人強多了,為什麼二十年後的比較結果那麼難看?

我在英國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是伯明罕大學化學科的博士生。他的導師據說也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畢業後留校做博士後,主要幫教授帶研究生。

他的學生有二十多人,主要來自中國和印度,只有兩個英國本地的學生。我問他,這麼多學生裡面,誰最有可能做出創新發現或發明,他想了一會,告訴我說,應該是那兩個英國學生。

我很好奇,問他原因。他解釋說,做博士生很辛苦,中國留學生說那是「高科技奴工」,拿錢少,幹活多,有時候要連續十個小時待在實驗室裡面。中國和印度的學生,智商都很高,而且成績很好,但他們大多想的是找工作,哪個公司工資高,誰能夠幫他們辦身分。但那兩個英國學生,卻是真心對化學感興趣,對化學實驗充滿了熱愛和嚮往。每次實驗室下來,大家都疲憊不堪,只有兩個英國學生,在酒吧裡面還會津津樂道地談實驗。

這讓我想起了一句話:能力決定下限,格局決定上限。做多大的烙餅,是由鍋決定的。

美國經濟學家杜拉克,是創新創業領域中的大師。他在談到創新創業的時候,提出過非常多的相關理論,其中我記得,最重要的有一條,就是:中央計劃是創新的大敵。

這個好像不容易理解,領導重視,投入很大,應該容易出成績,為什麼反而是大敵呢?其實,這個從哲學高度應該更好理解。既然是創新,就是前人不了解不知道的內容,既然不知道不了解,又如何能夠提前去設計方向呢?反過來說,如果由一個不了解最新領域的人,去設計了一個創新,最後這個計劃,將反而是一種障礙,一種阻礙。

這尤其在官本位的體制中,或者是權威的體制中,就更為突出了。

前蘇聯的例子就是這樣。中共的科學技術委員會就是模仿前蘇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全世界都開始進入前電子時代。作為戰勝國,蘇聯和美國的電子技術可以說是並駕齊驅。那時候最先進的就是真空管,它體積很大,像一個小瓶子一樣,可以對電子信號進行重新發送。當時的電子設備,小到民用的收音機、擴音機,大到雷達,都是用真空管處理電子信號的。

五十年代,半導體發明,但很明顯有很多弱點,信號還原度遠遠不如真空管。蘇聯科委研究了一番,最後決定還是要大力發展真空管。結果蘇聯科學家,用了近二十年時間去研究真空管的改進。當然,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電子管半導體飛速發展,等到蘇聯人反應過來,想要改變的時候,已經落後二十年了。等到蘇聯開始研究電子管,美國已經開始集成電路,然後集成電路微型化,就是所謂的芯片了。

在應用方面更是如此。

七十年代初的時候,中國城市的孩子裡面流行半導體。大家熱衷組裝收音機,從商店買來各種元器件,按照圖紙用電烙鐵,用錫把一個一個的元件固定在電路板上。

我那時上初中,有兩個同學,這方面非常厲害。有一次他們居然裝出來一個對講機。就是walkie talkie。當然非常初級,功能很差,只能在一兩公里遠收到信號,再遠就收不到了。但就這樣,大家也還是極為興奮。大家於是拿著兩個極為粗陋的東西來試驗,走到另一棟樓的樓頂通話。

「地瓜地瓜,我是土豆」,或者是「長江長江,我是黃河,我是黃河」,真的能夠聽得到,大家開心得不得了。有一個小孩心血來潮,對著對講機說,「台灣台灣,我是北京」。大家哈哈大笑。

結果當天夜裡,全副武裝的軍人,闖進了一個小孩的家裡,把他嚇得半死。好在他父親也是軍官,而且他是十二三歲的小孩,軍人問了半天,認定確實是小孩子的把戲,最後只是把東西收走了。

一番驚嚇,大家都不敢再試新東西了。我的那些天才同學們,最後沒有一個人變成了半導體專家,連去電子廠工作的都沒有。

那時候,商店裡面有不少半導體元器件賣,有什麼二極管、三極管等等。有朋友的親戚在軍工廠工作,常常給他帶來一些質量非常好的東西。他告訴我們說,我們在街上買到的,質量都很差,是三級產品。他說,一級產品用於軍隊設備,二級產品都丟掉,埋起來了,怕給老百姓拿去搞出什麼新東西,三級產品才公開銷售。對於他的解釋,我從來沒有去求證過,但以我對那個體制的了解,這絕對是合理的處理方法。

這種封閉式的發展,其結果可想而知。中國曾經有一個很有名的造電視機的企業,叫長虹電器,四川綿陽的,原本就是專門給軍隊生產電子產品的。後來專門賣日本的彩色顯像管,一度占據了中國電視機市場的一半左右。只是,這種工廠主要靠抄,抄誰不會啊,自己沒有研發能力,很快別人發明了液晶電視,也就沒落了。

中國國有的高科技企業,有清華紫光,還有北大方正,一個硬件,一個軟件,結果現在一個已經破產,一個即將破產。他們不是不受重視,一個背靠清華大學,一個背靠北京大學,也不是沒有錢,兩個公司都曾經上千億資產。但是這種官僚資本,最後沒出任何新東西。

我想,還是杜拉克說得對,依靠中央計劃,依靠權威定方向,這些都是創新創業最大的敵人。因為創新需要自由思想,需要挑戰權威的勇氣,而這些恰恰是專制體制不能容忍的內容。

能力決定下限,格局決定上限。水泥堤壩,可以管住小河流,但限制不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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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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