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傳】之十:才子雲集 傳世之作湧現

雄才大略、千古一帝之漢武帝傳(10)大紀元文化小組

漢武帝攜手群臣,成就了秦始皇稱帝以來第一個鼎盛時代,在文治、武功、科技、藝術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留下的豐功偉績足以令後世讚歎。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同時也是一位雅好文學及音律的才子帝王,他搜遺文、興漢賦、擴樂府,為強大繁榮的西漢王朝,注入了一股文采斐然的藝術風度。

大賦縱橫

一朝天子一朝文化,在後人的總結中,歷代中華王朝都有經典獨特的文學樣式,其它朝代都難以比肩,因此被稱作「一代之文學」。楚有楚辭,漢代有賦,唐詩宋詞元曲,都是那個時代造詣最高的文學形式。漢賦,就是漢代最典型的文學形式,尤其以漢武帝時期最為繁榮。經濟的富庶、物產的豐饒、軍事的勝利、政治的清明、四方來朝的興盛,塑造了大一統王朝的磅礴氣象。這些體現在文人筆下,就變成了一種鴻篇巨製、張揚文采的盛世文學——漢大賦。

司馬相如的代表作《上林賦》,極盡誇張地鋪陳天子遊獵的盛況和宮室的豪華壯麗。圖為明仇英《上林圖》局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公有領域)

漢大賦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也有駢文的節奏韻律,是一種力求文辭瑰麗、大量鋪陳的體裁。它大多描繪漢代的宮殿、都市、皇家生活的壯美與威嚴,並在文末附有規勸諷諫的文字。《文心雕龍》對漢大賦的定義就是「鋪採摛文、體物寫志」。在漢武帝之前,賦文學已經出現,受到楚辭影響,是一種「騷體賦」。到了漢武帝時期,社會的發展和皇帝的推崇,洋洋灑灑的大賦文學就應運而生了。

漢武帝剛即位的時候,仰慕賦作家枚乘的文名,以安車蒲輪徵召。但是枚乘年老,身體不好,在入京的路途中就去世了,讓漢武帝非常惋惜。不過枚乘有個兒子叫枚皋,也是作賦的名家,他通過北闕上書向漢武帝自薦,說自己是枚乘的兒子。漢武帝大喜,召他在大殿上現場作賦,並封他為郎中。之後,枚皋成了漢武帝的近臣,隨漢武帝四處巡行宮殿、地方以及封禪泰山。漢武帝每有所感,就命他作賦紀念。因為枚皋才思敏捷,每次接到詔令,揮筆即成,是一位高產的作家。

通過多種招攬人才的方式,漢武帝身邊匯集一大批文人雅士,很多大臣像是東方朔、嚴助、朱買臣等人都能作賦,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漢賦四大家之首的司馬相如了。漢景帝時期,司馬相如客遊梁國,做了一篇《子虛賦》,後來漢武帝讀了這篇文章,大為欣賞,忍不住感嘆:「可惜朕沒能和他生活在同時代!」身邊的狗監楊得意說,作者是自己的同鄉,漢武帝很快就召見了這位才子。

司馬相如對漢武帝說,《子虛賦》寫的不過是諸侯遊獵的事情,不足為奇,希望再獻上一篇描寫天子遊獵的大賦。司馬相如就寫了另一篇著名的《上林賦》,極盡誇張地鋪陳天子遊獵的盛況和宮室的豪華壯麗。這篇賦不僅歌頌了西漢作為大一統帝國無可比擬的形象,又暗含諷諫,開創了漢大賦的基本主題。漢武帝讀後大讚,封他做了郎官。司馬相如寫文章,與枚皋形成鮮明對比,他總是要花費許多時間構思,才能完成一篇大賦。但是枚皋在司馬相如面前,總是自嘆弗如。

這些文人在漢武帝身邊,既是文學侍從,也是政務上的得力助手,比如朱買臣在外地任太守,司馬相如出使過西南夷。賦作家不僅能夠以文才受到天子賞識,還能躋身政壇,可見當時文人的地位也是很高的,這也促使漢代文人越來越多地創作大賦。《漢書‧藝文志》統計了漢武帝君臣的作賦數量,司馬相如有二十九篇,枚皋一百二十篇,嚴助三十五篇,司馬遷八篇,統共有近三百篇賦,比西漢初期多出百餘篇,數量之多、質量之高,令人驚歎。

樂府詩歌

漢代成就最高的文學除了賦,還有樂府詩。詩歌歷史悠久,在古代社會中具有重要地位。古時候經學和文學基本是一體的,也就是文史哲不分家。比如儒家經典《詩經》,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其文學成就、教化作用都是非常高的。孔子也說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漢武帝尊崇儒術,自然也非常重視詩歌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大力發展音樂機構——樂府。

古代的藝術,詩樂舞不分家,詩歌都是配音樂演唱,或者再加上伴舞。圖為五代阮郜《閬苑女仙圖卷》局部。(公有領域)

樂府從秦朝就已經設立,是負責管理音樂的官署,到了漢武帝時代,成為正式的集採集、創作、演奏音樂為一體的專業機構。這裡要說明一下,古代藝術也是詩樂舞不分家的,詩歌都是配音樂演唱,或者再加上伴舞,所以當時的詩也是歌曲,叫作「歌詩」。西漢的詩歌就在樂府機構中繁盛起來,成為經典的漢樂府。

西漢初期的詩歌創作並不多,主要有漢高祖創作的《大風歌》,還有唐山夫人創作的大型詩歌《房中樂》,後來加上配樂更名為《安世樂》,之後樂府機構只是沿襲舊樂,沒有新作。到了漢武帝時代,樂府得到空前發展。首先是增添了演奏曲目。漢樂府有三大曲目,一個是《房中樂》十七章,其它兩部都創作於漢武帝時期。一個是《郊祀歌》十九章——由司馬相如等文人奉召賦詩、音樂家李延年譜曲做成的皇家祭祀樂章;另一個是鐃歌二十二曲,被稱作是軍中之樂。

在豐富樂府曲目這方面,李延年的貢獻是非常大的。李延年出身音樂世家,父母兄弟都是音樂藝人,他本人更是懂音律、擅歌舞,受到漢武帝的賞識。史書上說,李延年所創作的音樂,聽到的人沒有不被感動的。比如他曾作一首《佳人曲》,漢武帝聽了之後感嘆,世間哪有這樣的佳人呢?於是平陽公主就把李延年的妹妹推薦給漢武帝,成為最受寵愛的李夫人。李延年也因此更受器重,藉著漢武帝祭祀天地、興禮造樂之際,他不僅把舊曲翻為新聲變曲,還把張騫從西域帶回的音樂改編為二十八首「鼓吹新聲」。由於高超的作樂技藝,李延年被封為協律都尉,顯赫一時。

另外,漢武帝還為樂府制定了採集、整理民歌的制度,這樣宮廷中出現了趙、代、秦、楚等地方的歌曲。到漢哀帝時,各地匯總的民歌多達260篇。採集民歌的意義也是很重要的,自孔子編《詩經》,整理周代「國風」,到戰國、秦漢初年,這項文化工作就中斷了,漢武帝的舉措是繼承、恢復了民歌的收集和整理。這些民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代表的是百姓的心聲,能夠很好地幫助朝廷了解民間疾苦和政務得失。

如果說漢賦代表了宮廷文學的成就,那麼漢樂府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間文學的精華。而且漢樂府詩歌繼承了詩經的傳統精神,成為詩歌史的又一高峰。很多文人也用樂府篇章作詩,為後世詩歌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文采煥焉

除了對文學的倡導,漢武帝本人也熱衷文學、勤於創作,成就斐然可觀,史學家班固用「卓然」、「煥焉」形容漢武帝的文采。漢武帝一生做了許多大事,也遇到了許多祥瑞之景,為紀念這些事情,漢武帝除了命大臣寫詩作賦外,也親自揮筆,留下許多詩篇。

漢武帝曾為傾國傾城的李夫人寫下深情悼念的《李夫人賦》。圖為《畫麗珠萃秀》冊之「李夫人」,清赫達資繪,梁詩正題。(公有領域)

比如元狩元年(前122年),漢武帝在打獵中捕獲一頭白麒麟,於是寫下一首《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前113年),有人在后土祠旁挖出一口寶鼎,漢武帝心有所感,作《寶鼎之歌》;同年在渥窪水中驚現一匹神馬,他又創作《天馬之歌》;還有一次在巡行河東途中,漢武帝寫下了一首《秋風辭》。

元封二年(前109年),漢武帝祭祀泰山,途經一個叫瓠子的地方,黃河即將決口,他命令隨從大臣中將軍以下的官員都必須加入搶險行列,背柴禾加固河堤。面對洪水險情,漢武有感而發,作《瓠子之歌》;同年,甘泉宮內生長出一棵九莖連葉的芝草,他又寫下一首《芝房之歌》。

太初四年(前101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征大宛,帶回汗血寶馬獻給朝廷,漢武帝為紀念此盛事,作《西極天馬之歌》;太始三年(前94年),漢武帝巡視到東海的時候,獵獲一隻赤色大雁,又作《朱雁之歌》。

漢武帝的詩歌具有楚辭特點,既有細膩入微的真情實感,也有一代帝王胸懷天下的氣勢,其中《秋風辭》和《瓠子之歌》可以算作代表作。我們先來看《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悲秋」是中國詩歌中常見的主題,漢武帝在樓船中與群臣宴飲遊樂,卻在把酒臨風之際,感受到時光的飛逝,於是寫下感秋之作。前三句描寫秋景,文辭優美,第四句點明懷佳人也就是渴慕賢才的主題。後面幾句描繪作詩的背景,在歌舞昇平中生出人生短暫、少壯難再的感嘆,韻味無窮。

《瓠子之歌》是漢武帝在黃河決口現場即興所做,表達了拯救蒼生的博愛胸懷。我們節選第二節賞析:「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筊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這一節描寫了堵塞決口的緊張場面,前兩句點明河水的湍急,暗示工程難度之大。接下來是治水過程,柴草不足立刻砍伐竹林來築壩。治水勝利後,漢武帝不忘向百姓宣諭防治水患的重要性,整首詩寫得氣壯山河,也流露出帝王心繫天下的悲憫情懷。

《漢書‧藝文志》記載,漢武帝也創作過兩篇賦,其中一首是《李夫人賦》,另一首已經不可考。李夫人就是《佳人曲》中的女主角,但是早早就病逝了,留給漢武帝無盡的傷感。有一天,漢武帝思念李夫人,命方士為她招魂,漢武帝只能遠望不能近觀,感慨說:「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於是寫下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悼亡賦,展示了偉岸帝王情深意重的一面。

正史之祖

有句話說:「西漢文章兩司馬。」指的是漢武帝時代兩位姓司馬的文豪,一個是以辭賦著稱的司馬相如,另一位就是史學家兼散文家司馬遷。司馬遷出身史學世家,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完成了史學巨著《史記》。《史記》的地位有多重要呢,它在史學上是正史鼻祖,在文學上是散文經典,在經學上又是一家之言,在古代的典籍中幾乎沒有一部著作達到《史記》這樣的成就,所以呢它是一部「絕唱」。

司馬遷出身史學世家,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一部史學巨著《史記》。圖為司馬遷(左)和他的《史記》(右),明萬曆二十六年北監刊本。(公有領域/大紀元合成)

那麼這部巨著是怎樣完成的呢?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就是漢武帝時期的一名史官,也就是太史公。司馬談博學多聞,精通天文、《周易》及儒、道、墨、法、陰陽等諸子百家有精湛的研究的學問。在漢武帝在全國搜求前代遺文時,司馬談有機會博覽天下的經典古籍。史官的責任是著史,司馬談就有個志向,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貫穿古今的通史。而司馬遷自幼繼承家學,通曉諸子百家,從董仲舒、孔安國等名師學習經學。長大後他開始漫遊各地,採集舊聞故事,積累下豐富的歷史素材。

司馬遷是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文人,為人聰慧通達,善於文辭,後來在朝廷中擔任郎中。到了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準備封禪大典,司馬談因故未能參加,深以為憾,以至於身患重病。剛好司馬遷出使巴蜀後趕回來,見到臨終的父親。司馬談就把自己未竟的事業託付給司馬遷,希望他能繼承祖先治史的事業,繼任太史公完成那部史書,並且記錄下漢代以來帝王將相的輝煌功績。三年後,司馬遷擔任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104年),出於修史的需要,司馬遷提議改曆法、更年號,並參與《太初曆》的制定。《太初曆》取代了秦漢以來的《顓頊曆》,以正月為歲首,採用有利於農時的二十四節氣,是中國古代曆法的重大進步。在世界上,太初曆也是處於領先水平,比古羅馬的儒略曆早了五十八年。新曆法確定後,漢武帝為此舉辦盛大的典禮頒布新曆法,並把那一年定為太初元年,新曆法也因此得名《太初曆》。之後,司馬遷正式撰寫《史記》。

再到天漢三年(前98年),李陵因為遭遇匈奴大軍,力竭投降,還有傳聞說他幫助匈奴練兵,漢武帝怒其忘恩負義,朝臣也多認為李陵罪在不赦,而舉薦李陵的司馬遷卻為他辯護,因此被以欺君之罪判處死刑。為充抵死罪,司馬遷不得不忍辱接受宮刑。之後他得以繼續著史,頂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寫作不輟,終於在征和二年(前91年)完成了《史記》一書。

《史記》記載了從黃帝時期到西漢約三千年的歷史,首創了紀傳體編史方法,確立了本紀、書、表、世家、列傳五大體例,跨時久遠,體式完善,為後來的「正史」提供了完美的範本,因而成為二十四正史之首。而且司馬遷著史,並不是單純記錄歷史事件,而是繼承《春秋》微言大義的精神,將自己對歷史、人生的思考融入其中,也就是實現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在漢武帝時代的文學藝術中,漢大賦有著縱橫張揚的文采,漢樂府囊括天下民歌,史傳又有著宏大豪壯的願景,無論哪一種文學樣式,都體現著宏偉、博大的特點。

都說時勢造英雄,或許一個前所未有的繁盛時代,才能孕育出志向遠大、才情洋溢的文人,才能留下這樣氣勢壯闊、文辭瑰麗的藝術。從這點來說,漢武帝不僅以自身的才華,倡導並繁榮了漢代文學,更為當時的文人創造了一個自由創作的廣闊舞台。(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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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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