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大涼山悲歌 (上)

【新唐人2012年10月23日訊】【導讀】這是一篇見證大涼山彝族人民1949年後的淒慘命運,和中共對大涼山彝族人民所犯罪行的文字。作者三度滯留大涼山,見證彝族人的沉重苦難。讀後感慨,刊出分享: 沒有共產黨,才會有新中國,才會有中國漢族人、藏族人、新疆人、內蒙人、彝族人,和所有各民族人民的安寧和幸福可言……

引 言

我已七十四歲,距蓋棺定論不過咫尺之遙,今天總結一下自己生命歷程中的左右是非,決不能說還為時過早。反思中我吃驚地發現,在我四十六歲以前的全部青壯年時代,經歷了三個非同小可的階段,那便是十六歲當所謂的解放軍,二十三歲被中共劃為極右分子並押去勞動教養修鐵路,二十八歲以叛國罪判刑十八年當了勞改犯,直到1980年我四十六歲服刑期滿的前夕,才被告知“屬於錯判,予以平反”。

在這三個生死攸關的階段中,我都曾或長或短地滯留在四川省內一個名叫大涼山的彝族聚居區,在這個遠離現代文明的荒山野嶺裏,我用近二十年血雨腥風的歲月,在完成自己思想定型的同時,也見證了這個古老民族在共產暴政蹂躪下,怎樣變得面目全非,又怎樣一天天走向種族滅絕的險境。

為什麼讓我這個遠方遊子來見證這裏的沉重苦難,這究競是令人詠歎的巧合還是令人詠歎的宿命?為尋求這個答案,我便開始回顧自己三度滯留涼山的遭遇,陷入了難以言述的痛苦沉思之中。

十九歲 奉命“解放”涼山

由於中共的新聞封鎖,一般人都認為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大陸建政就意味著全國“解放”了,殊不知遠非如此。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正在四川重慶西南軍區通信團無線電營當報務員,1952年這個團就曾經派了三十名報務員即十五部電臺,配合主力部隊在四川阿壩,對抗拒“解放”的藏族同胞進行了一場血腥地鎮壓,緊接著1953年7月,又以同樣理由在鄰近的黑水殺戮了半年多。而我本人在1953年也和二十個同事共十部電臺一起赴命配合部隊“解放”大涼山。

我們這群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年輕軍官從重慶來到成都後,第二天清早便急忙去北較場四川軍區司令部通信處,領收發報機等通訊器材。下午,我趁同事們逛街的機會,特意跑到四川省圖書館,借來一本商務印書館1947年出版的《涼山彝家》,這本小冊子是“萬有文庫”系列書中的一種,若干年後我打聽到該書作者李守義是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的教授,一位彝族問題專家,1956年我在整理彝族民歌時,為探討某些民俗問題還和他通過信。他在這本書中比較詳盡地介紹了彝族的社會結構和風土人情,還有作者在涼山實地考察中的見聞,一個重要特點是作者絲毫沒有渲染這個奴隸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似乎奴隸主(黑彝)和奴隸(白彝)之間,並不存在什麼“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總體印象,那是一個封閉落後的民族,它沒有成熟的市場,也沒有貨幣,還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狀態。好奇心和求知欲陪伴我熬了一個通宵將它讀完,隨後,在我們進入涼山的長途行軍中,書中那些令人大開眼界的奇風異俗,調劑了我們枯燥的行軍生活。

到涼山後,我被分配到公安十七團二營四連,駐紮在緊靠金沙江邊的雷波縣上田壩,這裏並非涼山腹心地帶,只是大涼山的周邊地區,但也不是彝漢雜居區。那時,中共中央對涼山的工作方針是“謹慎穩進”。上級解釋說,彝族從歷史上看與外部聯繫較少,國民黨事實上也從來沒有在這個窮山僻壤實現有效的統治,因為這個民族對外來的滲透非常敏感,要求各地慎之又慎地逐步向前推進。當時上田壩已有地方工作團,據說是得到當地頭人同意後才和部隊一起進駐的。

作為技術幹部,我比連隊的官兵佔有更多的自由活動空間,我的全部業餘時間都是在周邊彝胞家裏度過的,我學習他們的語言、歌曲和舞蹈。這裏居住的是沙馬家的安家娃子,其實就是贖了身的奴隸。有一位和善的彝族老大爺名叫沙馬格志,他是這裏的頭人即人們稱為首領的“頭面人物”,但其身份畢竟是奴隸,也就是中共的依靠物件。他有兩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女兒,一個叫沙馬烏子,一個叫沙馬阿子,這兩姐妹一改彝族人長年不洗臉的習慣,在上田壩開了歷史的先河,成為洗臉的帶頭人。格志大爺見我對他的民族如此鍾愛,特意送了一個發音為“木直南樓”的彝族名字給我,他微笑著對我說:“木直是你的姓,南樓這個名字在彝語裏是老虎的意思”。在得到這位頭人的認可後,我這個名叫木直南樓的解放軍便在上田壩一帶東家進西家出的走家串戶。

彝族人十分好客,眼看過彝族年了,彝胞們會通宵達旦的跳舞唱歌,喝他們自己釀造的酒。這正是我收集民歌的大好機會,有一位在貿易公司工作的彝族朋友很樂意替我作簡單的翻譯,我記錄了幾十首民歌準備日後整理。其內容多為歌頌民族英雄,也有愛情歌曲,詞句優美感人,我從這些樸實無華的詩句中,認識了這個民族的勇焊與自尊,善良與慷慨,它使我更加喜愛它的藝術和創造這些藝術的人民。

本來是年輕男女們狂歡的日子,某夜,大夥卻嘟嘟囔囔地要一位老大爺唱歌,他是格志大爺的堂兄,名叫沙馬古迫,看樣子已近六十歲了。他沒有象年輕人那樣踏著舞步吟唱,而是坐在板凳上唱道:“過年了/這是先祖定下的日子/讓我們喝醇香的酒/這是祖先教我們釀的美酒/讓我們唱動聽的歌/這是祖先傳下來的歌。 過年了/快樂的孩子又長了一歲/過年了/優郁的老人更老了一年。”歌聲高吭淒惋感人。我不知道這是一首古老的民歌,或是古迫大爺即興創作,但我分明看見他佈滿皺紋的眼角,閃耀著兩顆晶瑩的淚珠。翻譯悄悄對我說:“沙馬古迫大爺不同意他堂弟與解放軍合作,兩兄弟鬧得很僵。”這使我想起他先前看到穿軍裝的我時,曾露出厭惡的眼神。

由於彝族內部各家支之間長期的冤家械鬥,槍枝彈藥成為整個民族視為寶貝的東西,他們利用“山高皇帝遠”的地理優勢生產鴉片煙,又用鴉片煙找周邊的地方軍閥換取槍枝彈藥,其操作方法與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在南泥灣生產鴉片煙異曲同工。但生產技術的落後決定了這裏的收穫畢競有限,能換得的槍枝彈藥也很有限,致使全涼山沒有一挺機關槍,誰有那麼多子彈任它傾瀉?彝族方面的軍事實力和其民族內部的紛爭中共也早已瞭若指掌,既然毛澤東以“人民大救星”自詡,他派兵進駐涼山也宣稱是來拯救這裏的人民。看來這裏的人民並不歡迎他的拯救,共產黨的軍隊首先就用軍事演習的方式向對方炫耀武力。對這個武器裝備落後得可笑的對手,用“殺雞焉用牛刀”一詞來比喻似乎也不過份。我所在的這個連隊,用一兩挺重機槍、三五挺輕機槍,若干枝衝鋒槍稀裏嘩啦一陣掃射,也就算一次象模像樣的軍事演習了。

指導員知道我和彝胞們過從甚密,讓我和那群頭人觀眾呆在一起,聽聽他們的反應。此時我在人群中發現了沙馬古迫,正嘟著他倔強的嘴唇蔑視著在高處發號施令的連長。突然間“唏裏嘩啦”地槍聲大作,頭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嚷道:“敗家子,敗家子!”因為傾瀉著的正是黃金般珍貴的子彈呀!

衝鋒號響起,有三顆紅色信號彈冉冉升起又緩緩落下,這時出現了一個意外效果,頭人們不知道是什麼新式武器從天而降,嘩的一下全都匍匐在地甚至哆嗦不已,我看見人群中獨有沙馬古迫象鶴立雞群般站在那裏紋絲不動,另一個站立不動的是我,我因為瞭解信號彈毫無殺傷力,而他卻是因為鎮定,非同一般的鎮定。

彝族也有巫師,稱作“畢木”,那是一種屬於男性的世襲的職業,也是這個民族能識文斷句的“文化人”。當彝族人需要詛咒他的敵人時,就會把“畢木”請來,讓他對著某只狗背誦一段經文,他們認為這樣便能使某種妖魔附在這只狗的身上,然後將狗打死,掛在仇人過往的路邊的樹上,據說仇人走了這條路便會象樹上那條狗似的死去,他們稱這個作法叫“咒路”。

軍事演習以後,彝族人非但沒有被武力威脅所嚇倒,而是把軍隊常走的路邊,全都吊起了一條條死狗,它說明彝族人已經把以“救命恩人”自居的解放軍視為自己的敵人。與此同時流傳著一個說法:解放軍將進攻大涼山。

仿佛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到通知,將和一些彝族家支舉行一次“鑽牛皮”儀式,如果用現代語彙來表述“鑽牛皮”的意思,它就象當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字儀式般煞有介事,只不過它借用的是彝族的一種古老的賭咒發誓的形式罷了:“鑽牛皮”那天,在一塊略大於藍球場的空地上,上田壩周邊的幾個家支的頭人,率領著一百多名彝族戰士,背著他們心愛的步槍,腰間纏著的子彈袋襯托出挺直的胸膛,一個個英武異常地坐在空地的一邊。與之對立的是一百多名駐軍官兵,他們也全副武裝地坐在空地的另一邊。隨即工作團團長和駐軍連長講話,內容都是三言兩語地表示彝人、漢人都應該團結得象兄弟般一家人;接著又有兩位彝族頭人講話,據說他倆談話的內容大意都是解放軍說永遠不會進攻我們,我們當然也不會打他。剛說完我發現沙馬古迫這個老小夥子從人群中站起來吼道:“別忘了祖先早已說過的話,‘石頭不能當枕頭,漢人不能交朋友。’”對這句不合此次“鑽牛皮”時宜的話,周圍的人也只是面面相覷地沒人阻止他,也許因為他畢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

與此同時,在會場的下方,三五個彝族小夥子正走向一頭黃牛,只見其中的一位用一把鐵錘在這只牛的兩角之間猛敲了一下,這牛便癱倒在地。幾個年輕人摸出小刀踴到牛屍邊,七手八腳地剝下那張血淋淋的牛皮,取來兩根竹竿分別從左右兩方將牛皮繃開又高高撐起,來到會場入口處,他倆各自舉著一根頂上掛著牛皮的竹竿,相距一米多面對面站著,頭頂上繃開的牛皮共同組成了一扇虛擬的門洞,締約雙方的頭面人物將從這個門洞、也就是這張牛皮下面穿過,也可能這便是“鑽牛皮”這個特殊名稱的由來。

這時真正的主角上場了,他是一位五十多歲滿臉皺紋的老“畢木”。他在門洞的一側站定,左手提著一隻剛剛被殺、喉管上還在滲血的公雞,右手舉起一把鏽跡斑斑的寶劍,大聲宣佈“鑽牛皮”開始。

按彝族民俗,參加明誓的雙方均派出各自的頭面人物參與此項儀式以顯示其誠意,我所在的連隊出場的有連長和指導員,地方政府出場的是工作團的正副二位團長,彝族方面有四位高大墂悍的黑彝頭人。這些頭面人物將依次走到“畢木”跟前,這時一位“畢木”身側的人將一杯酒湊過來,“畢木”朗朗有聲地吼著些什麼,事後有翻繹告訴我,他叫喊的是“誰要是違背今天的誓言挑起戰爭,誰就會象這只雞和這條牛一樣死去”。說罷,他把雞的喉管湊近酒杯,讓幾滴雞血滴進酒裏,依次走來的參與這項儀式的頭面人物,接過這杯血酒一飲而盡。這個一飲而盡的動作十分重要,據說歷史上有過在“鑽牛皮”的儀式上,因沒有城意不敢喝下這杯被“畢木”念咒過的血酒,為明誓的對方識破後,導致當場火拼的悲劇,這些禁忌在事前便向不瞭解這項儀式的漢族頭面人物曉以利害,這次“鑽牛皮”似乎一切順利。最後的程式是分食牛肉,當頭面人物依次聽“畢木”念咒後仰脖喝酒的時候,那三五個彝族小夥正料理著這一大堆牛肉,有的切割,有的燒烤,最後拾掇成彝族人認為已熟的“美味”,漢族人當然會大不以為然。

未熟的兩筐牛肉抬到會場,按一人一塊的標準分發給每一個與會者,不管你是否能咽下這些帶血的肉塊,無論如何也不能扔掉它,這也是一種不可違犯的民俗。

彝族有民諺說:“黑彝腦殼一般大”。這意思是說,所有的黑彝都是世襲的頭人,沒有一個黑彝能統管另一個黑彝,他們除接受血緣婚嫁帶來的同盟關係以外,不會接受任何發號施令者。整個民族沒有一個為全族公認的領袖人物,但他們有強烈的民族自尊,有誓死捍衛自己家園的信念,在這方面沙馬古迫的思想可算是全民族的主流意識。而另一方面,這個共產黨統治的極權國家,會允許你這些一個家支一個家支地擁有自己的武裝部隊和不受統治者管轄的地盤嗎?雖然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容忍了,這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事實上的存在,但“俱往矣”,“還看今朝”的“風流人物”毛澤東決不會允許它的存在!這便是鑽一萬次牛皮都不可能解決的根本問題。

1954年,中共中央下達了一個十人小組檔,該檔開始用“血仇分子”來定位某些有直系親屬被共產黨處死的“同志”,規定這類分子不能在要害部門工作,不能入黨。這類檔的貫徹執行從不含糊是党的光榮傳統。我這個從檔案中篩選出來的“血仇份子”便順理成章地調離涼山,也遠離了那個名為要害的部門,回到通信團並立即轉業到南充縣民政科工作,這時我終於明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只是共產黨喊的是統戰青年學生的漂亮口號,骨子裏卻絕對是磨刀霍霍地按階級報復的原則辦事。

1956年我奉命帶領南充縣的幾位“積極份子”到省會成都出席“四川省烈、軍屬、復員軍人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份子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意外地碰到曾經也在上田壩工作團工作過的曾某,後來他被調到了雷波縣民政科也來參加這個會議,我從他滔滔不絕的“他鄉遇故知”的擺談中得知,我離開上田壩不久,解放軍便開始對“不願接受民主改革的叛亂份子”進行了堅決地鎮壓,戰鬥十分激烈,雙方的犧牲都極為慘重:“你過去的許多彝胞朋友可能都不在了。”他不無遺憾地說。還特別告訴我,我們都很熟悉的沙馬格志大爺,在去勸說重重圍困在碉堡裏的“叛匪”投降時,被碉堡裏射出的一發子彈打中心臟當場犧牲,事後被授予了烈士稱號。

兩個月後,我在《中國青年》雜誌的彩色封面上,看到了格志大爺的女兒沙馬烏子穿著彝族的百褶裙,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的巨幅照片。在封面圖片的解說中,知道她是以彝族月琴手的名義,代表中國青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了世界青年聯歡節。我心想,這位連簡譜為何物都不知道的彝族姑娘,除了能向這些“社會主義陣營”內的朋友們證明中國的“民族大團結”的冠冕堂皇以外,就很難去和那些“兄弟國家”的青年聯什麼歡。

就在這個時候,南充出現了一個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軍官學校的新單位,因為那時剛剛實行軍銜制,據說要把這些昔日的排級幹部、今日的少尉軍官加以突擊訓練,儘快地讓他們脫離半文盲土包子的尷尬,以便能和華沙條約締約國的軍官們站在相同的地平線上。沒想到就調來了三兩個公安十七團二營的軍官,甚至還有我當年所在連隊的排長,我們在街頭散步中邂逅,這又一次的他鄉遇故知讓我知道我們那位山東籍的連長和山西籍的指導員都先後陣亡。我不禁暗想:這兩位當年參加“鑽牛皮”喝過血酒的頭面人物真的被“畢木”的咒語擊中了嗎?

來人中的這兩位少尉,都是從所謂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中走過的倖存者,是負過傷、立過功的出生入死者,他倆都異口同聲地告訴我,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頑固的敵人”。有一次,其中的一位前排長對我說:“‘彝匪’很殘忍,我們所有犧牲的人都會被他們把衣服、鞋子扒光。”我暗自驚歎這個細節和《靜靜的頓河》中、哥薩克與紅軍作戰時扒死人衣服的場景何其相似。我沒有對陳述者表示什麼,但我在心中暗想,彝族一個頂尖級的所謂富豪,他一生也沒有穿過一件棉衣,一雙膠鞋。在冰天雪地裏披著他們稱作“察爾瓦”的薄羊毛披風打著赤腳衝鋒陷陣該有多麼艱難,他們沒有被“階級性高於人性”的理論洗過腦,沒有侮辱死者的願望,但他們也怕冷怕凍。

我當時的思想水平並沒有發展到企圖判斷這場戰爭究竟誰是誰非的程度,但是我強烈地希望能從文學的角度來表現這個純樸善良的民族。事實上早在1954年春,我就寫過一篇反映軍民團結的體制內的“黨八股”在軍報上發表,四川軍區派來一位姑隱其名的攝影記者,準備為這篇“黨八股”拍一組照片,記者到上田壩以後,我這個“始作俑者”責無旁貸地當上他的“聽用”,便與他混熟。當他任務完成動身返回成都的前夕,我交給他一摞我搜集整理的彝族民歌,請他帶交給雜誌社發表,一個月左右後,我發現這些民歌都陸陸續續地署上他的名字在《四川日報》上刊出,只不過在他的姓名之後加了一個“輯”字,大意是把我的一份勞動“輯”成了他的成果,這個小插曲也讓我這純真的文學青年長了點見識,好在我手頭還存有事後我收集整理的一大堆類似文稿。

當涼山慘遭刼難時,我的“彝族情結”也在我的胸中湧動著,我在北京《民間文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組彝族民歌,在《草地》雜誌上發表了《金沙江邊送別》的散文,1957年又發表了描寫一位彝族傳奇英雄的長詩《一朵巍峨的白雲》。這首六、七百行的長詩,在南充縣機關中引起轟動的原因並非詩的本身,而是它帶給我的幾百元稿費,它幾乎相當一個人一年的工資收入。還有一個意外效果,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中,這首詩在許多大字報中任毛澤東的真假門徒們亂潑髒水。

轉眼三十多年以後的1990年,我當時在四川省作家協會混飯吃,恰有機會去到今天的涼山首府西昌市,我此行的公幹便是找涼山作家協會主席吉狄馬加,辦完公事後我順口問了問這位元彝族詩人是否認識他同族的沙馬烏子,作為出過國的彝族婦女,她的知名度可想而知,馬加說:“當然認識,她已經退休,和她丈夫一起住在新華書店”。

三十七年後五十多歲的沙馬烏子對我已毫無印象,我問了問他父親的事,也問了她伯父沙馬古迫的事,她的回答把我驚呆了:“是我伯父親手殺了我的父親”。我又問他:“古迫大爺呢?”“他開槍射殺了我的父親以後,知道這場戰鬥的敗局已定,便登上碉堡頂層上吊自殺了”,她的聲音在顫抖。

過了一陣,我倆抬頭四目相對時,眼睛都被熱淚包孕。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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