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人物】中國歷史上的“史聖”司馬遷

【新唐人2009年7月1日訊】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生於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親司馬談在武帝即位後,任太史令達三十年之久。司馬談博學,精通天文、《易》學和黃老之學。司馬遷十歲起誦讀「古文」,並接受其父的啟蒙教育。淵源久長的家學對他後來治學道路有深刻的影響。

司馬遷著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中家之言」巨著──《史記》。



武帝對命司馬遷為郎中。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封泰山,司馬談以職任太史公而不能從行,憤懋而死。司馬遷繼任父職為太史令,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櫃收藏的文史經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孫卿、壺遂及歷官鄧平、落下閎、天文學家唐都等二十餘人,改革歷法。在這年五月造成新歷 -《太初歷》。

《太初歷》改以正月為一歲之首(秦歷以十月為一歲之始),一月的日數為二十九點五三天,一歲一年一的日數是三百六十五點二五天,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歷法。此後,他秉父遺志看手準備編寫《太史公記》(《史記》)。



天漢二年(前99),李陵出徵匈奴時被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罵李陵投降可恥。司馬遷不作聲。武帝問他有什麼意見,書生氣十足的司馬遷百言不諱地說:「李陵轉戰千里,矢盡道窮,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他雖投降,尚屬情有可原。臣以為只要他不死,他還是會效忠漢朝的。」司馬遷的話激怒了漢武帝,司馬遷被判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

漢武帝時代,死罪可以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司馬遷沒有出錢,選擇受「腐刑」(宮刑)。經過六年的囚禁,徵和元年(前93)出獄。武帝任命他為中書令。從此他埋首奮發著述,終於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又稱《太史公記》、《太史記》,至東漢末年才百稱為《史記》。司馬遷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把它公之於世。其時已有少量缺篇,為後人褚少孫等補足。

《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記》有本紀十二,列傳七十,此外還有世家三十、表十、書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字,記載了從黃帝至漢武帝約三千年間史事。


「本紀」是全書的總綱,以編年為體,記載歷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遠的以朝代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實際當權者為主。「本紀」實質上是全國編年大事記,起提綱摯領的作用。「世家」亦以編年為體,記述王侯封國、開國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響的人物。其事或許並非牽涉全國,然於某一封國或全國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響,多數可視為「國別史」,諸如「晉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陳涉世家」等。

「列傳」所占篇幅最多,可分兩大類:一類是人物傳記,有一人一傳的專傳,有兩人或數人的合傳,按人物性質排列立傳。所記人物範圍極廣,涉及貴族、官僚、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哲學家、文學家、經學家、策士、隱士、說客、刺客、游俠、醫士、占卜者、俳優等社會各個階層。另一類是對外國或國內少數民族的記載,涉及中外關系史和國內民族關系史。前一類列傳有「伯夷列傳」,「孫子吳起列傳」、「刺客列傳」、「儒林列傳」等;後一類有「匈奴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朝鮮列傳」等。「列傳」對「本紀」起了充實和具體化的作用。

「表」,以譜列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簡要政績,以年代遠近、史事繁簡而別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觀之,也可分為大事表和人物表兩類,諸如「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觀,便於觀覽,可補「本紀」、「世家」、「列傳」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記載免於繁冗。

「書」,分門別類記述歷代歷法、禮樂、封禪、水利、經濟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史記》很重要的部分,諸如「禮書」、「樂書」、「歷書」、「河渠書」、「平準書」等等。其中尤以「平準書」最為精彩,記社會經濟狀況,特別是漢朝經濟政策的演變,開後代正史「食貨志」之先河。

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說,三十世家,是要寫出「輔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傳,是要寫出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們的活動。「君子用而小人退」,這是「國之將興」的徵兆;而「賢人隱,亂臣貴」則是「國之將亡」的跡象。


進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後論一他還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國家強盛太平,「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匈奴列傳》後論)「通古今之變」,包含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豐富內容。首先,他對歷史演進的過程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看法,這從《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紀》至《高祖本紀》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際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見其大概。五帝、三代因歷史太久遠,無法「論次其年月」。

《三代世表》至《十二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諸侯專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 207),歷史特點是「陪臣執政」,「海內爭於戰功」,「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對這段歷史,司馬遷寫道:「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

這四表不僅首尾相銜,貫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個歷史時代的特點,反映出司馬遷對於歷史進程的卓越見解。其次,在敘述歷史變化過程中還闡揚他的歷史進化觀。他的這種見解,在「八書」中貫徹得尤為突出。第三,提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的歷史命題。《太史公自序》在講到撰述「本紀」時,提出對於歷代帝王業績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詳察其何以終;於其極盛時要看到它日漸衰落的跡象。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歷史總在變化:要麼由盛變衰,要麼由衰轉盛。他就是用這樣的歷史哲學去觀察歷史,「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八篇,均已散夫,唯《藝文類聚》捲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賦》片段。他在《報任安(少卿)書》文中敘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宮刑的過程;抒發了忠而見疑、無辜受刑的悲憤,暴露了漢武帝的專橫殘忍及當時的酷吏政治;最後,表達了自已發憤著書、創作《史記》的決心。司馬遷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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