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1日讯】热点互动直播(594) 从汉学家受贿谣传看中西媒体标准：打破无自由的学术，自问良知决裂中共。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
最近中国的李希光和张一一在博客中称，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收受了张一一60万美元，为他争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言行引起马悦然的愤怒，那么他在5月19日宣布，从那一天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绝交。
那么李希光和张一一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传达这样的信息？另外，马教授这样的言行和举动，对西方的学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和西方媒体的标准有什么不同？在今天1个小时的热点互动节目中，欢迎观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号码646-519-2789和我们一起讨论。我们先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始末。
（影片播放）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5月16号转发一条微博，内容是“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收受中国内地作家张一一60万美元‘翻译定金’，导致诺贝尔文学奖110年来面临最大信任危机，其权威性和公正性遭遇空前挑战和质疑。”
李希光没有在博文中标明内容转自何处。当天，这条微博被转载了近200次。
而消息的原创者，也就是以炒作闻名的80后作家张一一承认，因为国内文坛“买奖”怪现象比比皆是，因此他才产生了“买诺贝尔奖”的想法。
据了解，张一一请马悦然将他的三个作品翻译成瑞典文，并且一次性支付‘翻译定金’60万美元，还请马悦然对其他的诺奖评委进行公关。
对此，87岁的马悦然给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发出公开信说：“我唯一的解释是某教授兼副院长完全缺乏道德感。可惜的是他这种非常卑鄙的行为会影响西方学者对清华大学的看法，也会增加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界的怀疑。”
人在美国的李希光副院长没有直接回应马悦然的批评。他通过短信表示，这条发在微博上的消息是“摘自中国广播网”。而广播网上的消息都是“据外媒”，所以，李希光在他的微博所发的消息也是“据外媒”。
不过消息中并没有指明是海外哪家媒体，也没有采访，通过Google英文搜索，也没有发现海外媒体的相关报导。
其实李希光并不是“翻译门”消息的始作俑者。在稍早前的4月29号，这位青年作家张一一已在他的微博中曝出了这一说法。
不过，张一一向媒体声明说，“60万美金”确有其事。但是他也承认，并没有直接和马悦然面谈翻译的事项，也没有亲手交钱给他。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位“中间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表示，即使李希光不是谣言的源头，但他是有责任的。她说，李希光是新闻学院的教授，连这样的新闻也没有去查新闻源头就转载，是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学术良心。
那么“中广网”真是这个假新闻的源头吗？独立中文笔会常务秘书张裕经过检索调查后发表文章指出，“中广网”对这一消息另有六则相似和相关的报导，最早的消息来源，有经过责任编辑审稿的报导，都是来自中共政府的最高官方电台网站“中国广播网”。不过，这些文章目前都已经被删除。
马悦然5月19号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教育参赞张宁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起初我把这事当作一种非常可笑的游戏。可是我得知李希光教授利用官方的中国广播网传达小骗子张一一的谣言之后，我决定从今天起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的使馆绝交。”
自称为80后作家的张一一是多起“新闻炒作事件”的主角，他曾经“向李湘求婚”，声称要“整容成莎士比亚”，他还考证出“曹雪芹是贾雨村的未婚妻”等等新闻，事后却都被媒体证明“并无确实根据”。
（影片结束）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从汉学家受贿谣传，看中西媒体标准”，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参与讨论，热线号码是 646-519-2789。那今天我们有两位现场的嘉宾和一位在线的嘉宾和您一起讨论，一位嘉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先生，李博士您好。
李天笑：主持人好。
主持人：另外一位是前中共宣传系统的官员张凯臣先生，张先生您好。
张凯臣：您好，大家好。
主持人：那么另外还有一位西方人，他对中国的问题是相当有研究，他是Matthew Robertson，那我们就叫他马修，他是英文《大纪元》中国专栏的记者，Hi Mat，Mat你好。
Mat：你好。
主持人：那首先我们想请李博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他的背景。
李天笑：马悦然是一位泰斗级的汉学家，他的职称非常多，比如他曾经担任过斯德哥尔摩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主任，又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是18位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一，他是所有评委中唯一懂汉文的人，而且他又两次担任过欧洲汉学学会的主席，应该说他是精通中国文化，而且卓有成就。
实际上他研究这个汉学是从老子的《道德经》开始启蒙的，他当时研究哲学，但是他发现搞不懂《道德经》里面的一些深奥的理论，他就请教他的导师，当时他的导师也是一个汉学家，很有名的语言学家。结果老师就叫他去看一些英译本，就把自己的草稿给他，他看了以后，他开始就感兴趣了，对东方的文化、哲学、宗教、语言等等开始感兴趣，然后他就拿到美国一个基金会的一笔奖学金，然后到中国进行地方方言的调查。
主持人：那是什么时候？
李天笑：很早了，反正在60、70年代的时候，很早。那个时候他到了四川，到四川以后学习了方言不算，据说出来以后还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这当然是他的中文方面的一些底子。当然身为一个汉学家首先就要有深厚的中文底子，你看他最近写的几封信，刚才我们看到了，几乎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外国人，他用词精确和描写事物的这种感觉，已经超过了一个中国人。
另外，最主要的就是他对中国的文化深入了解，比方他曾经翻译过七百多种中国的文学和语言作品，有宗教方面还有历史方面的。他曾经出过两百多本著作，就是关于中国方面的著作，而且他最主要的就是把中国人第一次推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圣坛，当时的高行健，我们知道，这个人当然是一直受中共迫害，而且他发表众多的文学作品被中共当局一直是禁止的。那么这样一个人，当时他发现了，在偶然机会发现了他，然后把他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最后把他推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宝座。这个功绩实际上是不可磨灭的，当然也引起中共方面的记恨，伺机报复。整个事件的背景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
主持人：那么刚才李天笑博士谈到这位马悦然教授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汉学家，那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他写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教育参赞张宁先生的公开信，我们就看看他中文的造诣。
他说：“尊敬的张宁参赞，我给您寄上我昨天给清华大学顾校长写的一封公开信。最叫我惊讶的是，一位清华大学教授兼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希光，在他自己的微博会传达小骗子张一一的非常可笑的谣言。有这样的负责新闻教学的教授怪不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赚五毛钱的小骗子像狗皮的毛一样多。这种卑鄙的行为无疑叫原来很有声望的清华大学为天下笑。”
所以我们看他写的这封公开信，我们就看到他的中文造诣；另外他还给清华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我非常惊讶一座原来很有声誉的中国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竟然可以伪造谣言，谴责我接受了六十万美元的贿赂，为了要翻译一位我不认识的作家的作品，而且劝我瑞典学院的同事们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那位作家。我唯一的解释是某教授兼副院长完全缺乏道德感。可惜的是他这种非常卑鄙的行为会影响西方学者对清华大学的看法，也会增加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界的怀疑。”
这就是他的两封信。那么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另外还有张凯臣先生，那我想请张凯臣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李希光和张一一又是什么人。
张凯臣：李希光是中国清华大学传播学院的副院长，他还是教授，应该说从国内来看，他是一个重量级的新闻人。张一一是80后的一个青年作家，他一个特点就是靠制造绯闻，制造很出奇的一种新闻，耸人听闻的事件来提高他自己的知名度。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建政以来，随着它专制统治的日益加深，中国大陆这个土地上基本上已经没有作家了，也没有真正的新闻人，有的只是御用文人和奴才作家，这个事实必须要搞清楚。
主持人：那么李博士，为什么马悦然教授他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断交呢？如果是这两个人在他们的微博上写的东西。
李天笑：我想首先他被党文化的这种卑鄙的做法所震惊了，从他自己的文化背景中可以看出来，他可能看到过一些卑鄙的事情，他没有见过这么卑鄙的事情。首先他不能接受中共打击对手，用污蔑、泼污水的这种方式来对待他，因为他对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推广做出了很多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在欧洲，在北美，在整个西方世界，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他没想到受到这么大的污损，说他是接受60万美元，他说可能吗？以他自己的地位，以他的声望，他用这个东西，得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可想像。
再有一个，他当时认识高行健完全是出于偶然读到他的作品，然后觉得为之倾倒，觉得他非常好，然后主动去为他翻译的，根本不像张一一说我还要用钱来收买你，他觉得太无聊了，太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一个。第二个，我想他主要愤怒而跟中共断交的原因就是在于，他发现所有李希光所传的谣言都是通过中共的官方网站“中国广播网”转载的。
主持人：就是说不是一个个人行为。
李天笑：还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因为你想如果发现一个，你可以说也许是偶然的，但是刚才那个新闻报导说有好几个，那这就说明可能是经过一些策划所造成的东西。而且在这个网上对他来说，讲他接受了还不算，还说国外已经有报导说诺贝尔奖对他造成了11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挑战什么的，这对他的声誉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污辱。我觉得他很愤怒。
再有一个，实际上对中共来说，现在对他这个人，可能他当初支持高行健得到了诺贝尔奖，对他进行一种报复。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说……跟他不认识的张一一也好，李希光（也好），他跟他们没有仇恨嘛，跟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关系，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通过官方网站传播这些事情。他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他就指出来这个是中共在里面搞的鬼，所以我觉得他的眼光非常的精准，不愧是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
主持人：说到这我就想，比如说李希光，他可以说贵为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个副院长，他应该懂得新闻的原则，而且包括中国的这些官方网站来传播这样的文章，包括张一一写这样的文章。那么他们就没有想到，第一，这会对个人的信誉造成一种非常不好的影响；第二，对中国的新闻界，甚至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为一个政府的形象的影响，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张凯臣：天笑博士在《大纪元》发了一个文章，专门对这个问题讲得很详细，我读了以后受了很多的启发，通过这些明显的问题，我想补充我自己一点观点。我感觉这个事情应该说是预先策划的一个阴谋，我想就是80后的张一一这个作家想策划这件事情，本身他是一个小人物，没有什么更大的影响力，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和影响力，但是他首先必须得做一个源头，做一个打手和小丑，先出面制造这个事实，挑起这个事端，然后由刚才我讲的“权威性”的新闻人物来出面，引起国际国内的关注。
因为他贵为清华大学传播学院的副院长，虽然中国的教育一塌糊涂，北大、清华教育质量和他在世界的排位很靠后，但在中国还是数一数二的。所以他出面就是要迷惑人心，尤其选的是这么大的一个教授，肯定是有出处，有依据，有影响，说话有权力的，使天下人相信。不但欺骗中国人，也欺骗外国的一些人士。
他主要一个目的就是栽赃陷害，要把这件事情做实，做实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一两句话轻描淡写就能把它做成的，必须有策划、有安排、有实施、有源头；谁是主力，谁是小丑；谁是主攻，谁是侧攻。我想这个事情本身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策划，想把马教授打下去的一个主要目的，所以请他出面。
“中国广播网”是中国的官方网站，因为现在网站林立，他如果想造谣或者想躲责任，他完全可以用一个不知名的民间小网站，甚至某一个博客个体来做，但是他为了使人们相信，为了欺骗更多人，他利用“中广网”官方网站，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不惜这个代价，但是往往……
主持人：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看这样的做法也许对一些国内的人可能就会很多人相信了，但是毕竟马悦然教授在国际上很多人都知道他、了解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先接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我们接一下新泽西州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您好。
彭先生：主持人、嘉宾好，听众大家好。我觉得中共的传媒它没有记者但是它有宣传员，以前就是宣传党的政策的这些人，在几十年前一直是这样子，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我也经历过它的宣传。
还有一点就是刚来的时候，“中国广播网”或者《世界日报》好像都是台湾那边的民间但是有官方的立场，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它的新闻还比较公正。但是最近这十年，我也早就看出来了，大家好像全部变调了，怎么变成好像《新华社》，讲的东西都一样。就是现在“中国广播网”，我也有收音机，我听听越听越没兴趣听，为什么呢？它报导这个新闻，简直就是用《中央广播电台》或者北京电台或其他里面的电台，直接就这样播出来了。
主持人：好，谢谢彭先生。我们想问一下在线的Mat（马修），如果在美国的话，像李希光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而且是新闻学院的副院长，您认为他会这样做吗？为什么呢？
Mat：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在西方学术界，大家都很注重他的信誉，都是讲有核实可靠的资料，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听到这么一个消息，或是教授或是记者，他会先要了解那个消息的来源、源头，然后去查，了解它到底是真的还是不真的，可以拿到什么样的证据，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证据，你不会去散发这个消息，因为本来就是不负责任，而且这不是西方界的一个看法，这是常识，而且有责任嘛！
主持人：好，谢谢Mat。我们回来问一下李天笑博士，刚才这位观众朋友说了，它没有记者，它有的是宣传员。那么在中国的媒体界，记者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媒体有什么样的规则或者原则呢？
李天笑：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必须按照党的宣传口径办，因为中国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基本都是官办的，官办也要按照政府的说法去做。所以西方新闻界有句话叫做“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实际上中国来说，现在是“人咬狗小新闻，党咬人大新闻”，所以这个事情就突显出整个中国新闻界是被党控制的，甚至利用中共媒体来造谣，然后达到它的政治目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另外，比方像这种报导原则里面，具体来说就包含比方说经济虚报、业绩高报、领导关怀重点报，还有大灾小报，伤亡人数能报就不报，报了也打折报；另外的话，贫困、失业、上访、自焚尽量不报，这是具体的。也有另外一个类型的，就是小骂大帮忙，打擦边球，绕着红线转，这也是一种方式。
像这个《凤凰电视台》，今天它的一个主持人自曝说讲错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体制内的，结果今天就不出现了，一个姓窦的。另外，早先有一个评论员他也是讲了一些真话，结果也被开出去了。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制造一种假象，好像能够有一些独立的媒体，或者是海外的媒体，就是给它们一种关怀。但是这种现象在国内也有，就是这种。
另外的话就是叫“有价新闻”，比方说这次李希光，据说他大肆赞扬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后，就被西南政法大学聘为教授，然后给他一套高级的房子，三层楼，有带车库的。人家是大概两千多1个平米，他大概就一千多1平米，等于是连送的这样的送给他了，他也不用经常去。
在报导新闻的时候也有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说我报了你的东西，你要给我报酬，这也是金钱渗透了整个新闻界，也是道德沦丧的一种表现。所以总的来说，中国的新闻界应该说是乌烟瘴气，基本上能够想发出一些正义声音的事实的报导，那可能就受到打击、打压。
主持人：我想这种现象可能对西方人来说，就更是非常的困惑，难以理解。比如说像李希光和张一一这样的文章，可以在官方网站流传；还有一些文章就被过滤掉，甚至有人认为你是“破”了它的线，就是你没有进行自律。那么在中国到底现在媒体是如何操作的？比如说我是一个记者，不论我是中国记者也好，还是西方记者也好，那我要报导总要有个原则，你说这个是可以报，那个是不可以报。那么现在没有原则，那大家怎么操作呢？得遵守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呢？
张凯臣：天笑博士刚才把总体上中国大陆新闻界的一些管控情况讲得很清楚，关中外记者在中国依据什么，从中共的角度来说，中共是选择性的新闻，选择性的管理。利于它统治，利于专制的，不管这是真是假，哪怕是瞒天过海，造谣惑众，也堂而皇之的要给发出去，可以宣传出去；（如果）是事实，哪怕铁打的事实，说是被暗杀了，有多少人举报啊，证人啊、线索啊，它可以视为乌有，这是中共今天管理新闻界、管理文化界的一个残酷的现实。
所以就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讲的：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就说法律对中共没有用，就是作为记者，你想实事求是的报导，你没有任何护身符，你只有完全依附于中共，按照它的口味去办，你才有一些生路，你才能发表出来。所谓的“原则”就是适合中共的就生存，不适合中共的就死灭，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新闻文化管理的原则。
主持人：好，我们有观众朋友在线等候多时了，我们先接一下中国上海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您好。
彭先生：你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比如说老江的“三个代表”啊，或者老胡讲的那些东西，也都是马列的那些剽窃吧，他那是明摆着要剽窃，那也没什么创新，因为领导带头嘛，老百姓肯定就跟着来。另外讲中国的腐败问题，学术腐败也是政治腐败导致的，比如说好的教授，从国外那儿知道是剽窃的，写得好的都是错的，一个人写错了，好多人都是错的，抄来抄去也没人管，他们也不去想到做好学问，误人子弟的做法也是屡见不鲜的，你看国外的教授写一本书，花5 年、10年，他们写的错误基本上很少，比如说计算机数学、物理剖析那些书，很少有错的。
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袁隆平就是研究水稻的，也不是老江和老胡要吃饭嘛，全世界人都要吃饭，对它政治没有什么利益，所以选什么院士啊，选什么职称啊，很难的，最后也是美国给他一个外籍院士。就像钱学森研究那些导弹，为了它的政治目的，它也需要这种人，所以这种人获得利益也就无所谓了，也就很轻易能够拿到。我想请两位老师作一个评价吧，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我们接下一位加州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请讲。
丁先生：安娜主播好，张凯臣博士好，李天笑博士好，还有来宾Mat好。关于这个汉学家教授受贿赂这个问题啊，范围可以说得很广，稍微简化一下。这个是否谣传啊？显而易见的，西方媒体绝对不可能造假，因为大多数西方人脑筋不会转弯，一根肠子通到底，看起来比较顽固，实际上人家是很老实的。
而中国媒体就不要说现在，在二战前国民党“宁汉分裂”时期，中间双方就相互造假，后来在大陆沦陷到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到今天，又形成更多造假，因为中国百姓的劣根性就是比西方百姓……一个学生领袖讲的，说是迷惘、自私自利。
他也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有美国强，照现在这个进展的话。最后两句话，他这个人现在在美国，他就离开美国，永远别再回来。这是他讲的。谢谢，晚安。
主持人：好，谢谢。那我们来回应一下刚才彭先生和丁先生他们所说的话，还有他们的问题，张先生请。
张凯臣：这个彭先生我就观察他，他是咱们《新唐人》的忠实观众，他经常来互动，我们要感谢他。他提了很有价值的问题，我总体上回答他的问题。他说中共底下媒体人为什么能丧失原则，而被中共利用，为了被金钱所腐蚀，干一些出卖良心的事；国外为什么这种事基本很少，在有些领域甚至没有。他让我们解释这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他，就是体制不同。
因为中共是一党专制，一党专制必须控制新闻，它如果实事求是的发布新闻，人民就要说了，我们不希望一党专政，我们希望民主，希望宪政，希望监督，希望国家的人民真的当家作主。所以它就要一党专制，控制媒体，就是说一党专制好。
但是国外真正是三权分立，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媒体是社会公器，是第四权力，它是为人民、为国家、为民主而把持一些原则。所以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出现李希光、张一一这个事件，而国外这种事件很稀有的根本原因所在。
主持人：嗯，李博士？
李天笑：我觉得刚才彭先生讲到一点，就是有一些学术上的腐败现象，也包括这次李希光事件。李希光我们知道他有一些头衔，另外他在哈佛大学，在国外他也有一些头衔，另外也看到他用英文发表了一些文章。
实际上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他起到这次共同参与“造谣门”事件（之外），其实他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利用他在国外的一些声誉，来达到抹黑马悦然的功能。其实像这样的人，他本身是教新闻的，但他又是个新闻人物，其实他的下场，他也是受害者之一，为什么呢？你看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很快的被网民揭穿，揭穿以后，他这个事情反而受到“腾讯网”很多网站持续不断的跟踪、追击。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他揭露了重庆市的“唱红打黑”，当然一旦他的造谣被揭露以后，很可能在党的内斗当中他就被卷进去了，人家很可能就利用他这件事情，索性把他打下去。实际上他现在受到的打击，也是在他自己做了一件坏事最后受到的惩罚，这个就说明你要为共产党做事，最后的下场是很不妙的，也是一种警示吧！所有这些像李希光或者其他类似的为中共服务的这些御用文人，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主持人：刚才加州丁先生谈到，比如像媒体的这些东西，他把它归于中国老百姓有劣根性。那我们知道在民国甚至在清朝的时候，媒体的报导让老百姓还有可以说话的地方，就是说这个东西说的是真是假、是虚是实，还是要有一些根据的，而且比如说你报的是假的，那另外媒体可以揭露你报的是假的。那么现在跟那时候相比，您觉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种新闻报导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李天笑：现在国际上的媒体，对于中共这种卑鄙的手法，利用中国一些有名人物，或者是一些学术界的人物来做一些事情，这种现象他们还是认识不透的。他们在个别的事情上可能发现一点，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没有整体的认识中共。
比方说有一位很有名的网络作家叫安替，当时他揭露李希光，他说李希光在对国外媒体，比方接受《CNN》采访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谈他的自由价值，讲新闻自由，讲媒体、网络开放等等，但是反过来在国内他就提倡“网络实名制”，就是谁上网就要公开自己的名字，实际上这是帮助中共，为什么呢？很多人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不敢用真名发表，用真名发表很快就把他打下去、抓进去判刑或者是消失了。
所以这种两面的手法，实际上西方媒体还是看得不太清楚，一些西方媒体在采访中国有关媒体的时候，找到的是他；另外还有清华大学的一些教授，记者也是采访他们。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中国人也好，还是外国这些媒体、这些人士都应该去看看《九评》，要认识共产党的真正的面目，就要系统读《九评》，你才能够掌握这个。所以这应该是共同的一个任务。
主持人：那么刚才两位谈到中国媒体报导的这种现状还有所谓的规则。那么来问一下Mat，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了不实的新闻，引起很大的争议，所以他的主编不得不出来向读者道歉。而且对《纽约时报》本身的声誉造成很大的影响。
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就是99年法轮功在中国被打压之后，有一个（报社记者）Ian Johnson单独到中国去调查，然后去采访了很多人，把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迫害致死的故事写出报导而且获了奖。那么这两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在西方的新闻报导中，他要遵守什么样的标准和原则呢？
Mat：当然就是客观的标准。我觉得这不是西方的一些标准，当然是从西方社会演变出来的，而且是当代社会或者现代事情演变出来的，但这也是一些客观的标 准。你是想要知道记者要遵守的一些原则吗？
主持人：是，请讲。
Mat：当然就是你写的报导，你要了解那个真相是如何，然后你要抓到证明的一些证据，你需要解释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证据，让他相信让他能够理解。那学术界也是一样，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的注脚，做那个报纸也不能有注脚，因为是另外一个格式，但还是一样的原则，就是发掘真实的情况，然后给读者解释你为什么知道。中国现在也是这样，比如说那个财经工商杂志也是有一些做调查的记者，他们也做得很棒，一样的原则嘛！
主持人：刚才李天笑博士谈到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这种媒体不了解，那么您在西方而且是非常关注中国的这些新闻，在西方的新闻界中，对中国的新闻现状是怎么看的呢？
Mat：我觉得如果中国现在不是中共恐怖统治的社会，就是中国人治国的社会，他的媒体标准可能会跟西方社会一样，因为这是当代社会的客观标准。所以你说是中国的媒体标准，我觉得应该说是中共官方媒体影响了一些标准，因为标准是客观的。
主持人：Mat，我想如果以我的理解，您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中国不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会和西方媒体的标准是一样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Mat：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可能就是每一个国家会有一些它不同的特色，但你说那个西方的标准，其实就是当代社会的一些客观的标准，就是自由社会有政府，然后很重要的就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自由的媒体可以监视政府和帮人民说话嘛。
主持人：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学界还有媒体，他们非常想了解中国，也想帮助中国能够进步，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遵守中共的这种要求和限制，但是又不是清晰的，那么大家都把它称为自律，或者是说过滤、censorship（审查制度），那么对于这个自律和censorship，西方的媒体和学术界怎么看呢？
Mat：我觉得很多人有更好的方法，一般来讲就是会很痛恨这些规律嘛，因为基本上就是挡住不让他们去做一些真实的新闻。最近你看那个所谓茉莉花革命的一些行动，然后很多很多西方记者去报导，然后有的被打、有的被抓补等等，所以他们当然就是一直在抗议这些所谓的中共的一些审查标准。
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要做自律嘛，然后自我审查，因为如果他们写错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那他们可能会被遣返，可能他的签证会被取消，或者也许是在西方国家的那个汉学家可能会不给签证，或者不允许进入中国，所以就是要看情况。
比如你提的Ian Johnson（伊安．约翰逊）他写了关于法轮功的那些报导，然后他获奖。他写得报导非常好，他很努力的找到那个新闻很难拿到的一些消息。然后签证被取消，他一直受到一些骚扰，就是不能待在中国，所以有很多都被挡住，但是他们一方面在抗议，然后一些方面也在自律，所以我觉得情况很复杂。
主持人：Mat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有一位汉学家也是，叫林培瑞，他当时在89年的时候，很多传闻说因为他和方励之接触，所以后来他就去不了中国了，但是他问中共的官员说：“为什么不让我去中国？不给我签证？”他们说：“你自己知道”，他说：“我真的是不知道！”他有一篇2005年写的文章说：它不告诉你真正的……它的那条线在哪里，就是说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觉得这样的话反而让你心存……对更多的人让他感到一种恐惧。
就是说，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他这样做了，那个事情他那样做，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这个事情我最好不要讲话，那个事情我最好也不要去碰，不要去做。不论是西方的这种学者还是媒体，还有中国的一些学者，一些要表达真实的这种声音的人，中共它所实行的这种政策，您有什么看法，李博士？
李天笑：你都已经讲了，现在西方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它是两难的，对这些记者也好，对这些汉学家学者也好，为什么呢？第一，就是说中共自己报出来的这些数字，比方说GDP发展啦，或者是某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成就，这些事情，西方学者无从判断，他不知道你讲的有多大的水分，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数据，就是连中国内部的很多官员通过“维基解密”的话，那时候李克强他说他也不看这个报告，他也根据其他东西来判断。所以说中共的这些数据水分太大了，所以西方没法判断。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呢？他们要进入到中国自己去调查、自己去了解、去报导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中共打压，或者禁止，为什么呢？他们到底下去报导的时候，你要报导真实的东西，可能你就受到阻碍，或者把你采访的工具、器材都给你拿掉，甚至把你抓到公安局去等等。
另外，即使你跟中国的学术机构进行联合调查，你的问卷要通过他们的过滤，你要问一些比较关键的，或者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可能就要删除，最后出来的结果要经过他们的审查。这样回过来以后，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反映中国民众的情况？这又是打了一个问号。所以中共现在在中国这种共产专制的新闻控制，已经把真实的东西全部隐瞒起来了，就是说国外很难得到真实的消息。
因此现在我觉得《新唐人》做得很好，就是中国民众自己报导，比方我最近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讲一个什么地方的护士上街，这从来都没看到过，这个一报导出来以后觉得，唉！这个是被中共所压制、所隐瞒的事情，但是报了出来。
主持人：非常真实的东西。
李天笑：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主持人：那根据这个我想问一下Mat，现在李博士说到的，如果你和一个中国官方的机构或者单位合作，或是说你在它的底线内，或者在它的过滤中去进行调查或者是写东西的话，那么西方有一个传统就是非常注意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性，他的客观和公正，以及他自己的声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像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去中国进行调查也好，去搜寻资料也好，他们能够根据这些写出客观、公正、准确的报导，或者是研究结果吗？
Mat：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的，但他们的工作更难，就是加大难度，当然他们就是要求做你所说的独立、公正和客观的一些研究，但因为中共的审查和消息的控制，那就很难。但有一些学家要做一些研究，比如说有一个新西兰的学家，他是做中共的宣传系统，做了非常精密的研究。
然后还有一个他做了关于“大跃进”很多很多的研究，然后他是用中共自己的档案去做，很多档案他不能打开，但他看了很多很多，然后看到有4,500万的死亡的数据，是现在最大的。所以当然有，但是很难，很多人可能不去碰一些知道中共不让你去研究的东西，比如说法轮功，就是很多。
主持人：好，谢谢。我们有好几位观众在线上等候多时，我们先接一下加州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请讲！
高先生：安娜好！两位嘉宾好！我听了有关中共的新闻标准跟西方比，这是不能比的。比如像这件事情，它由中共的喉舌造这种谣，它实际上是有恃无恐，它就不怕，它根本就不要脸，它就乱来！它就觉得现在中共不是腐败很厉害吗？我要看到一个外国腐败的例子，我就拿来正好，好像逮到一个机会就猛讲，它才不管它是真是假，它只要拿着它就来，甚至于编造一个它都可以做的，它是没有底线。
然后还有一位观众讲到跟中国的交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很多人好像从技术上进行交流，实际上你看一看，这种交流有的时候反而起到一些蒙骗其他人的作用。你要从技术上来说，从新闻的一些操作来说，包括那些人到了国外以后，他讲了一大堆自由来说，没有用！邓亚萍的技术不好吗？郎朗的技术不好吗？他的技术都很好，但是他是邪恶的心灵。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交流是不行的。
然后不是有句话吗？在社会主义下面，最坏的爬上高处。他就是在那种激烈主义的东西下面，一定是灵魂最肮脏的人，他才能爬得高，而且是在这种宣传喉舌部门里面爬得高，他是两面人，最擅于讲假话，他脸不红气不喘，就这种人。包括我们再看远一点，这些专制政府，比如说希特勒当政的时候搞的什么国会纵火案，他就可以放把火把自己的剧院给烧掉，然后再来去抓。
主持人：好，谢谢高先生。那我们再接下一位加州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吴先生：大家好！这个事件是中共精心策划的，目的第一，不光是要搞臭马悦然先生，更为了要搞臭诺贝尔奖，对国外可能没有用，骗国内可能有用，因为中共觉得诺贝尔奖给它难堪，尤其是高行健的文学奖、刘晓波的和平奖，都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和最怕的，所以才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但不会得逞的，最终将搬起石头砸中共自己的脚，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吴先生。我们来回应一下刚才观众朋友他们的意见。
李天笑：加州高先生讲到跟中共的这些机构，或者学术机构这种表面的交流是没有用的，我觉得只有起到蒙骗作用，我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曾经在美国一家最有名的民意调查机构担任一个比较关键的职务，到中国举行大型的调查。那个时候跟中国的一些机构进行调查的时候，首先如果问到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从美国新闻署发来的问卷，问到关于什么《美国之音》，或是收视率如何这些问题，拿到中共的审查机构去，他就马上过滤，他说你们要把这个问题拿掉以后才让你进行调查。另外，问卷还有最后的结果、报告等等，都要经过他们审查。所以说你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反应民众的这个东西，很难说。
还有你去调查的时候，有乡政府的人跟着调查，还要帮你领路，你说民众看到有乡政府或者有领导跟着，他能够真实的填吗？这个要打问号。按照你统计的手法来说，自由填，他是昵名的，但是问题是你看到他填了，这个就很难说。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再有一个，刚才加州的吴先生讲到实际上要搞臭诺贝尔奖。
主持人：是对中国人，不是对国外用的。
李天笑：实际上还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通过把马悦然搞下去，搞臭他，这个评委的位置要让中共所属意的人来填补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其实它表面上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运作都是朝这个来的。
主持人：张先生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张凯臣：刚才加州吴先生讲的，马悦然被诬陷这个事件是中共精心策画的，这一点讲的非常深刻，非常准确。
主持人：您认为它为什么会精心策画这样一件事呢？
张凯臣：开始我就讲了，我说这是中共的一个预案，是它的阴谋，我完全赞同加州吴先生的判断，为什么？因为中共想策画它的御用文人拿下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操作的事情了。关于这个事实的来龙去脉，辛灏年先生在他的讲演中详尽的披露，这一点我请观众看一看辛灏年先生的演讲。
它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把评委，因为他是终生评委，它无法把他拿下去，它想尽一切办法，只有抹黑他、搞臭他，这个位置像刚才天笑博士讲的，腾出来，它们的人上去以后，它御用文人配合，因为它做了很多预案，实质具体的工作。所以就刚才主持人一开始问我，说你看它为什么不怕清华大学受影响啊，教授本身名誉受影响？为什么？因为它现在已经到了末世的时刻，它不再打仗出席搞一段伪装，它来不及了，现在是战斗最后决战了，必须赤膊上阵。
主持人：已经顾不上这些影响了。
张凯臣：顾不上了！所以说这个人叫他捧薄熙来也好，说给中共什么妖魔化，中共背后的文章出笼也好，他都是牺牲、出卖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底限，为中共统治献媚、献计。
主持人：那您说到这儿，我们知道在中国其实在中国的学界也好，媒体也好，我们知道还是有很多有良心的学者和媒体人的，那么像这些人他们也希望国际社会的声援，让他们在有限的空间能够做出一些更大的事情，您认为他们期盼国际社会的媒体和学界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或者怎么能帮助他们呢？
张凯臣：您讲得很对，因为中国你像李大同、高瑜，还有很多，马晓明、昝爱宗等等很多中国的新闻界，包括一些《南方都市报》，包括《潇湘晨报》，最近写了很多直接抨击中共专制本身的东西，这说明我们中国新闻界正气在上升，很多记者在觉醒，良心在萌发，这是中共灭亡前的一个集结号和进行曲。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民主革命主要靠中国人自己，靠我们本身，我们全民族民主革命力量的大汇集，但是我们不拒绝外援，像你所讲到的，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媒体辨别中共的本质，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支持。
主持人：那么我们再说到今天的话题，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和中共说绝交，对西方的学界和传媒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天笑：我觉得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可以说明中共它一切的所为都是为了政治需要，今天可以翻手为云，明天可以覆手为雨，所以说你要不受害就是跟它决裂，这个是对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学者，对中国老百姓都是具有很深远的警世意义。
主持人：那您认为呢？
张凯臣：我认为马先生这种作法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了本质问题，他做的很干脆、很彻底、很有骨气、很有原则，我非常由衷的敬佩。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张凯臣先生，也谢谢李天笑博士，我们也感谢在线的Mat。那我想我们今天在现场和线上有我们西方的，还有我们华人的评论员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我想大家之间也有沟通和交流，和我们观众朋友也有交流，也非常感谢Mat，希望我们今后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您的想法，把西方大家的意见和我们华人观众朋友来互相沟通。如果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可以写我们的反馈邮箱：[email protected]，谢谢各位收看，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