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群众斗群众” 专家揭中共推枫桥经验内幕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11月21日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所谓“枫桥经验”,近期再度受到中共高层和宣传机构的热捧。有专家揭露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因它的权力越来越不稳,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以当年文革那一套“枫桥模式”,发动“群众斗群众”,让民众互相监督,人人为敌,强化中共对社会的控制。

日前,负责中国社会治理、平安建设的省级领导人,在浙江绍兴召开大会,纪念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强调,要以习思想为指引,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随后,新华社等官媒发表多篇文章,为“枫桥经验”推波助澜。

如《人民日报》12日头版刊登题为“枫桥经验为何历久弥新”、副标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文章。强调目前浙江共划分了7.08万个网格,配备23.4万名专兼职网格员,每个网格配备一名专职网格员,全面取代村级的各类协辅人员。

评论人士横河对新唐人表示,“枫桥经验”实质就是“群众专政”,“维稳体制中有两个分支,“政法委”注重在用司法体系惩罚;而“综治委”强调群众专政。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专政对象变化不同。

早期是“四类分子”,后来就变成了各类“不稳定因素”,也就是中共不断制造出来的新的敌人。”90年代,中共由“枫桥经验”发展出维稳体制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包括朝阳群众、红袖章大妈、网格治理员,及网评员(五毛)等等。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自由亚洲分析认为,如今当局再度重点推出“枫桥经验”跟形势有关,首先是中共强化对社会的控制,面对中国经济下行,民怨增加,传统的维稳方式耗费大量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捡起了毛时代的那一套。

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浙江枫桥区发明的,一种发动群众来“监控、改造”“阶级敌人”的做法,宣称“十个人包夹改造一个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它的主要特点是由原来通过司法程序来惩治阶级斗争的对象,转为群众斗群众运动。

1963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示,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得到极大地发挥,大批基层官员和所谓有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

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中共建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420万人被非法关押审查,超过172万人非正常死亡,还有众多家庭被拆散。

胡平认为,枫桥经验反映了中共政权的根本属性,它完全是秉承了共产极权制度最基本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一个人,从他的行为,到他的言论,以至于思想,进行全面控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就更像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描述的那种状态。“老大哥”时刻在紧盯着你。

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一度被冷落,但90年代,中共领导层开始重提“枫桥经验”。2013年,在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期间,习近平批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这是时隔50年后,又一次由中共最高领导人对“枫桥经验”作出肯定。如今在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共政权陷入外患内忧的困境之下,中共高层再度重提“枫桥经验”。

评论人士文昭在自媒体上分析说,在经济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中共再提“枫桥经验”,发动群众斗群众,是因为它的钱不够花了,现在虽然不像毛时代的财政那么捉襟见肘,但也是“蛇大窟窿大”花钱的地方多。

文昭表示,显然中共目前感到有社会不稳的重大隐患,需要加强对社会的压制。最近大批删除社交媒体账号就是表现,但是与它要对社会增加的压力比,它的维稳开支却难以同等地放大,这时它就需要重走“枫桥模式”,想发动群众为其所用。

在鼓噪枫桥经验的同时,中共官媒开始重新宣扬义和团,北京还接连出现为文革平反的巨型大字报、横幅。

文昭认为,“义和团和枫桥经验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受到当政者操纵的群众暴力,以无比光辉正确之名,干着伤天害理的事。”

种种迹象表明,中共领导层已经深陷危机,不得已使用这些历史符号重塑其威信。

(记者李韵报导/责任编辑:李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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