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不抗日?“七七事变”前他加紧做了几件事

【新唐人2017年06月15日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才正式宣布抗战。中共长期宣传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抗日。事实上,在那期间蒋介石曾多次强调“争取时间为抗日做准备”,这一点在诸多史料中得到证实。

中日军事实力的差距

据史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力羸弱,内有中共在野威胁政权,外有日本侵华;前有各列强瓜分,积贫积弱,后有日本蓄势待发、野心勃勃。中日军事实力的差距摆在明面上。

根据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记载,“七七”事变前,日本陆军人数是中国的两倍,日本的枪械是中国的近三倍,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都达到了中国的两倍,野山炮更是达到了中国的五倍——中国12门,日本64门。按照数据估算,中国两个师还不一定达到日本1个师团的实力。

中国空军在七七事变时只有600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305架,约为日本的19%。到抗战开始,只有223架飞机能参战,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20人。而早在1920年代,日本海军旗下的十艘航空母舰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就已是世界上最大乃至最先进的航母舰队之一。

中国海军更是无法和日本匹敌,“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共有120多艘舰船(包括东北海军、广东海军),总排水量11万吨,约占日本10%。中国海军不但数量绝对劣势,而且舰龄老化,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是1896年光绪时代从英国进口的,舰龄已41年。装备最好的海琛号,是1898年从德国进口的,排量仅为2950吨,航速每小时19公里。

而日本海军总计有舰船285艘,排水量115.3万吨。实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三位。日本的妙高、高雄等巡洋舰排水量是13000吨,航速每小时61公里,无论个头、速度、火力都高出中国几个档次。

即使是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短短数年内,中国经过努力,在军事方面翻新了列阵,在国防工事、经济建设、外交求援方面,国民政府都做了一番准备。

蒋介石“卧薪尝胆”

早在1928年北伐战争中,日军制造的“济南事件”就让国民革命军遭到巨大损失,当时蒋介石虽选择了忍让,但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

《蒋总统秘录》中记载,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后,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中的济南事件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明知种种挑衅,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兼容之确证,却又不得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大陆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

在早期,蒋介石一直希望以外交方式抵御日本的外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寄希望于诉诸国际联盟,避免冲突正面化。

数月后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下令十九路军交防,苦战数月后,在国联的积极斡旋下,中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日军在沪驻军,国民政府迁都洛阳。

但蒋介石明白,中日最终不免一战。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攻热(指进攻热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人关,或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独立,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事实证明,1932年7月,日关东军果然向热河进攻。

蒋介石的学生陈诚在1936年11月,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演讲时说:抗日战争发动的“越迟越有利,这样才可以争取准备的时间。”

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从当年的财政预算中也能得到印证,中政会抄送促成1933年度预算案指导标准等函中规定“本年度除国防军事外,不许新设任何机关”。

国民政府秘密筹备抗战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调集约120万军队开进华北。而在上海,蒋以开办国防训练班为名,并以张自忠为总负责人,构筑从上海闸北一直到杭州的钢筋混泥土堡垒防线,共7条,到1937年基本完成。

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1928年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军事案》指出:“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今日之国防计划中,必须实事求是,发展海军,建设空军,俾国防计划归于完成。”

经钱昌照提议,南京国际政府于1932年11月1日,成立了专司抗战国防总体规划之责的秘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亲自兼任该会委员长。

至1934年9月,各项调查统计工作基本就绪,其工作重心转向各项具体的国防建设方案的规划,尤其偏重于重工业建设和能源开发的设计。先后制定了《重工业建设计划》、《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等。这些计划拟订后,经过不断修改完善,抗战爆发后大多付诸实施。

整修要塞、海港是早期国民政府为抗日备战所做的一项重要准备。1933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这项工作全面展开。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国订购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两用炮于七七事变前夕运到,星夜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个要塞。

至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

除了建设国防、整顿军力,国民政府也在经济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以紧急法令宣布改革币制,施行法币政策。规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所有银币、白银一律交由指定银行兑换法币,做到白银国有。

法币政策实施较为顺利,到1936年底法币占货币流通额的比例由币改时的67%增为78%。币制改革的施行,有利于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迅速调集人力、物力与财力以应作战之需要。

在交通方面,国民政府一方面修建新的铁路、增设军用站台、军用岔道。另一方面,对旧有铁路进行改造,主要是更换铁轨,加固桥梁,添购车辆,改善信号系统。据统计,从1927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在10年间共修铁路3793公里(东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万公里。

依靠国际联盟 争取外援

蒋介石主张依靠国际联盟,争取外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1932年,国联曾出面调解中日“一二八”事件,并发表调查团报告书,判定“满洲国”是日本军人的产物。依靠国际正义舆论不断地对日本的侵略行动进行谴责,日本在国际上陷于被动与孤立,最终退出了国联。

此外,通过国际管道,国民政府与外国以物资交换一些先进的军用装备。1936年4月,南京政府与德国签订了一项一亿马克的物资交换协定,其中规定:中国每年可用二千万马克在德国购买机器与军火,之后以价值一千万马克的钨砂及其它原料来抵偿,十年还清。

1935年,蒋的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云贵等地。1936年7月,蒋介石在送别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顾问,英国人李滋罗斯时就说到,对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继续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蒋介石定下将四川作为抗日后方根据地,他认为“中日之战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是一场持久的抵抗,其间要放弃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利用大陆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力资源,逐次实行抵抗,以空间换时间,在大西南建立复兴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战略,最后取得胜利。”

国民政府入川秘密备战

蒋介石入川后加强了对四川的全方位控制,并秘密进行了国防建设。蒋介石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再次写到:“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

1933年7月,国民政府要求济南兵工厂与四川第一兵工厂合并。1935年,蒋介石到达四川后,要求在重庆周围建设飞机制造厂。据《蒋中正总统档案》记载,他致电宋子文:“德国翁克斯飞机制造厂厂址决在重庆附近建筑,勿再变更为要。”

蒋介石还要求航空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陈庆云:“重庆、成都须积存四个队半年用之汽油。”同时致电兵工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来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行迹。”

为了保证全面开战后的资源供给,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全国实地做了大量的调查之后,制定了多种资源开发计划。另外,国民政府斥巨资投入重工业与军工业。一大批工厂也一早投入生产进行国防建设。

其中,刘湘在防区制时代开办的兵工厂,在1935年就能年产步枪18万支,轻机枪15000挺,大口径迫击炮1000门,炮弹10万发,机枪、步枪子弹2亿发。这样的生产能力已经超出了当时的作战需要,抗战爆发后这些兵工厂也为抗战所用。

(记者罗婷婷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摘自《从1933至1937,蒋介石为抗战都做了哪些准备?》作者卫诗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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