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不抗日?「七七事變」前他加緊做了幾件事

【新唐人2017年06月15日訊】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入侵東北,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國民政府才正式宣布抗戰。中共長期宣傳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不抗日。事實上,在那期間蔣介石曾多次強調「爭取時間為抗日做準備」,這一點在諸多史料中得到證實。

中日軍事實力的差距

據史料記載,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國力羸弱,內有中共在野威脅政權,外有日本侵華;前有各列強瓜分,積貧積弱,後有日本蓄勢待發、野心勃勃。中日軍事實力的差距擺在明面上。

根據劉庭華《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系年要錄統計薈萃》記載,「七七」事變前,日本陸軍人數是中國的兩倍,日本的槍械是中國的近三倍,輕機槍、重機槍、擲彈筒都達到了中國的兩倍,野山炮更是達到了中國的五倍——中國12門,日本64門。按照數據估算,中國兩個師還不一定達到日本1個師團的實力。

中國空軍在七七事變時只有600架飛機,其中作戰飛機305架,約為日本的19%。到抗戰開始,只有223架飛機能參戰,能執行任務的飛行員只有620人。而早在1920年代,日本海軍旗下的十艘航空母艦在「太平洋戰爭」開始時,就已是世界上最大乃至最先進的航母艦隊之一。

中國海軍更是無法和日本匹敵,「七七」事變前夕,中國海軍共有120多艘艦船(包括東北海軍、廣東海軍),總排水量11萬噸,約佔日本10%。中國海軍不但數量絕對劣勢,而且艦齡老化,最大的巡洋艦海圻號是1896年光緒時代從英國進口的,艦齡已41年。裝備最好的海琛號,是1898年從德國進口的,排量僅為2950噸,航速每小時19公里。

而日本海軍總計有艦船285艘,排水量115.3萬噸。實力僅次於英美,居世界第三位。日本的妙高、高雄等巡洋艦排水量是13000噸,航速每小時61公里,無論個頭、速度、火力都高出中國幾個檔次。

即使是在敵我懸殊的情況下,短短數年內,中國經過努力,在軍事方面翻新了列陣,在國防工事、經濟建設、外交求援方面,國民政府都做了一番準備。

蔣介石「臥薪嘗膽」

早在1928年北伐戰爭中,日軍製造的「濟南事件」就讓國民革命軍遭到巨大損失,當時蔣介石雖選擇了忍讓,但他在日記中寫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聖賢所尚,小不忍則亂大謀,聖賢所戒。慎之!勉之!」

《蔣總統秘錄》中記載,南京國民政府底定關內後,蔣介石回憶北伐經歷中的濟南事件時,曾痛心疾首地說:「明知種種挑釁,為帝國主義與革命勢力兩不兼容之確證,卻又不得不為避免革命頓挫而竭力忍受;但對方態度簡直不復以國家待我中國,且不以人類待大陸人。此種欲忍不能,欲發不能之苦況,永留在余之腦海,雖千年萬年,亦難磨滅!」

在早期,蔣介石一直希望以外交方式抵禦日本的外侮。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寄希望於訴諸國際聯盟,避免衝突正面化。

數月後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蔣介石下令十九路軍交防,苦戰數月後,在國聯的積極斡旋下,中日簽訂了《淞滬停戰協議》,日軍在滬駐軍,國民政府遷都洛陽。

但蔣介石明白,中日最終不免一戰。他在日記中寫道,「倭寇攻熱(指進攻熱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個月之內,甚或進佔河北,捧溥儀人關,或覓漢奸,作為傀儡,以偽造華北之獨立,使我中國分塊獨立,得隴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國,必不休也。」,事實證明,1932年7月,日關東軍果然向熱河進攻。

蔣介石的學生陳誠在1936年11月,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演講時說:抗日戰爭發動的「越遲越有利,這樣才可以爭取準備的時間。」

國民政府的抗日決心從當年的財政預算中也能得到印證,中政會抄送促成1933年度預算案指導標準等函中規定「本年度除國防軍事外,不許新設任何機關」。

國民政府秘密籌備抗戰

「一二八」事變後,蔣介石調集約120萬軍隊開進華北。而在上海,蔣以開辦國防訓練班為名,並以張自忠為總負責人,構筑從上海閘北一直到杭州的鋼筋混泥土堡壘防線,共7條,到1937年基本完成。

事實上,南京國民政府很早就認識到國防建設的重要性。1928年8月14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整理軍事案》指出:「在國防上,海軍、空軍及軍港要塞之建筑,均為重要。……今日之國防計劃中,必須實事求是,發展海軍,建設空軍,俾國防計劃歸於完成。」

經錢昌照提議,南京國際政府於1932年11月1日,成立了專司抗戰國防總體規劃之責的秘密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蔣介石親自兼任該會委員長。

至1934年9月,各項調查統計工作基本就緒,其工作重心轉向各項具體的國防建設方案的規劃,尤其偏重於重工業建設和能源開發的設計。先後制定了《重工業建設計劃》、《戰時燃料及石油統制計劃》等。這些計劃擬訂後,經過不斷修改完善,抗戰爆發後大多付諸實施。

整修要塞、海港是早期國民政府為抗日備戰所做的一項重要準備。1933年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幫助下,這項工作全面展開。為增強各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國訂購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兩用炮於七七事變前夕運到,星夜裝置在江陰、鎮江、南京、武漢各個要塞。

至1937年上半年,全國共有南京、鎮江、江陰、寧波、虎門、馬尾、廈門、南通、連雲港等9個要塞區整建完畢,擁有炮臺41座,各種要塞炮273門。

除了建設國防、整頓軍力,國民政府也在經濟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以緊急法令宣布改革幣制,施行法幣政策。規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以後又增加農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所有銀幣、白銀一律交由指定銀行兌換法幣,做到白銀國有。

法幣政策實施較為順利,到1936年底法幣佔貨幣流通額的比例由幣改時的67%增為78%。幣制改革的施行,有利於推行戰時財政經濟政策,迅速調集人力、物力與財力以應作戰之需要。

在交通方面,國民政府一方面修建新的鐵路、增設軍用站臺、軍用岔道。另一方面,對舊有鐵路進行改造,主要是更換鐵軌,加固橋樑,添購車輛,改善信號系統。據統計,從1927年到1937年,國民政府在10年間共修鐵路3793公里(東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計在內),使中國本土(東三省未計在內)鐵路共達1.2萬公里。

依靠國際聯盟 爭取外援

蔣介石主張依靠國際聯盟,爭取外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1932年,國聯曾出面調解中日「一二八」事件,併發表調查團報告書,判定「滿洲國」是日本軍人的產物。依靠國際正義輿論不斷地對日本的侵略行動進行譴責,日本在國際上陷於被動與孤立,最終退出了國聯。

此外,通過國際管道,國民政府與外國以物資交換一些先進的軍用裝備。1936年4月,南京政府與德國簽訂了一項一億馬克的物資交換協定,其中規定:中國每年可用二千萬馬克在德國購買機器與軍火,之後以價值一千萬馬克的鎢砂及其它原料來抵償,十年還清。

1935年,蔣的中央軍勢力進入四川、雲貴等地。1936年7月,蔣介石在送別國民政府財政金融顧問,英國人李滋羅斯時就說到,對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當戰爭來臨時,我將在臨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的的抵抗,然後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最後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繼續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

蔣介石定下將四川作為抗日後方根據地,他認為「中日之戰要想取得最後的勝利,必須是一場持久的抵抗,其間要放棄作為政治、經濟中心的大城市和戰略要地,利用大陸廣闊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力資源,逐次實行抵抗,以空間換時間,在大西南建立復興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戰略,最後取得勝利。」

國民政府入川秘密備戰

蔣介石入川後加強了對四川的全方位控制,並秘密進行了國防建設。蔣介石在12月29日的日記中再次寫到:「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

1933年7月,國民政府要求濟南兵工廠與四川第一兵工廠合併。1935年,蔣介石到達四川後,要求在重慶周圍建設飛機製造廠。據《蔣中正總統檔案》記載,他致電宋子文:「德國翁克斯飛機製造廠廠址決在重慶附近建筑,勿再變更為要。」

蔣介石還要求航空委員會辦公廳主任陳慶云:「重慶、成都須積存四個隊半年用之汽油。」同時致電兵工署長俞大維:「凡各兵工廠尚未裝成之機器,應暫停止。儘量設法改運來川、黔兩廠,並須秘密陸續運輸,不露行跡。」

為了保證全面開戰後的資源供給,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在全國實地做了大量的調查之後,制定了多種資源開發計劃。另外,國民政府斥巨資投入重工業與軍工業。一大批工廠也一早投入生產進行國防建設。

其中,劉湘在防區制時代開辦的兵工廠,在1935年就能年產步槍18萬支,輕機槍15000挺,大口徑迫擊炮1000門,炮彈10萬發,機槍、步槍子彈2億發。這樣的生產能力已經超出了當時的作戰需要,抗戰爆發後這些兵工廠也為抗戰所用。

(記者羅婷婷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摘自《從1933至1937,蔣介石為抗戰都做了哪些準備?》作者衛詩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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