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奇:中共封锁大饥荒消息 赵紫阳不敢让下属谈粮食问题

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记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造成严重灾情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彻底的“人祸”。

曾在1959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Dikotter)表示,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由学者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上接:大饥荒周恩来下令毁证继续征粮出口换黄金

十三、中共封锁大饥荒消息

大饥荒发生后,中共不但拒绝国际援助,而且一直封锁消息。1960-1961年,包括中共党魁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中共当局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大饥荒实情。

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共当局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披露:因为当时对外国记者是封锁的,让他们看指定看的地方,不能随便看的。新华社有外国专家,新华社对外英文要定稿,有外国专家,外国专家要休假。陪专家去休假的是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方实。

方实后来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副社长,跟杨继绳一个办公室。方实向杨继绳谈及,他领着新华社的专家到安徽去休假。安徽合肥有个公园叫逍遥津公园,都封锁起来了,都隔绝了,湖里面漂着小船,穿着花衣服的女孩在那儿划船,商店里摆着丰盛的商品,其实跟外面完全隔绝了,所以外国人看见的完全是假象。看了以后还回去写文章,说中国没有饥荒,中国怎么好,然后新华社再翻译过来,通过内部参考,参考消息向国内高级干部发,外国人都说中国很好,作为统一思想的一种工具。

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导题材,从中也可以看出饥荒的严重情况。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

十四、农民逃荒和求生权被剥夺

中共篡政后,自1953年起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领取。1958年1月9日,中共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中共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

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炎黄春秋》杂志2015年第5期刊登原广东省高官吴南生访谈文章,访谈中涉及到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数字及原因。吴南生承认,他曾去调查广东省饿死人事件,亲眼看到一下子倒下4个人,风一吹,倒下就死了。

当时吴南生就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中南局副书记赵紫阳写信,打电话,但他们没有回话。吴南生觉得有点奇怪,就派官员专门找赵紫阳汇报。汇报的官员回来后,一见面脸都发青,说不出话来。吴南生问:“怎么一回事?”官员说:“赵紫阳说不能牵到粮食问题。”原来彭德怀被批判了。彭德怀的事一出,谁也不敢讲话了。陶铸、赵紫阳他们从庐山开完会回来,紧张得不得了,陶铸都被点了名。

吴南生说,信阳事件饿死100多万。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是过去遇到灾荒、灾祸,可以带着儿子女儿去逃荒,但是共产党的统治不准逃荒。为什么死那么多人?离开本地,没有粮票,到外面谁也没法活。

信阳事件中,当地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说,“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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