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天奇:中共封鎖大飢荒消息 趙紫陽不敢讓下屬談糧食問題

中共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以後,中國出現了一場前後延續四五年之久的大飢荒,令神州大地生靈塗炭,超過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將大飢荒歸咎於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歷史記錄顯示,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造成嚴重災情的洪水、乾旱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大飢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徹底的「人禍」。

曾在1959年擔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荷蘭歷史專家馮克(FrankDikotter)表示,強迫、恐怖和系統的暴力是「大躍進」的根本,「大躍進」是人類歷史上有動機的最致命的大規模屠殺之一;「大躍進」飢荒可與古拉格群島和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三大人類災難。

由學者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飢荒資料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飢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糧食戰爭」。

上接:大飢荒周恩來下令毀證繼續徵糧出口換黃金

十三、中共封鎖大飢荒消息

大飢荒發生後,中共不但拒絕國際援助,而且一直封鎖消息。1960-1961年,包括中共黨魁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人有足夠吃的。中共當局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大飢荒實情。

此後在長達20餘年的時間裏,中共當局將有關飢荒死亡人口的統計資料列為絕密,同時不斷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人餓死。

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披露:因為當時對外國記者是封鎖的,讓他們看指定看的地方,不能隨便看的。新華社有外國專家,新華社對外英文要定稿,有外國專家,外國專家要休假。陪專家去休假的是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方實。

方實後來是炎黃春秋雜誌社的副社長,跟楊繼繩一個辦公室。方實向楊繼繩談及,他領著新華社的專家到安徽去休假。安徽合肥有個公園叫逍遙津公園,都封鎖起來了,都隔絕了,湖裡面漂著小船,穿著花衣服的女孩在那兒划船,商店裡擺著豐盛的商品,其實跟外面完全隔絕了,所以外國人看見的完全是假象。看了以後還回去寫文章,說中國沒有飢荒,中國怎麼好,然後新華社再翻譯過來,通過內部參考,參考消息向國內高級幹部發,外國人都說中國很好,作為統一思想的一種工具。

當時的新聞至多以各地大面積發生「浮腫病」作為報導題材,從中也可以看出飢荒的嚴重情況。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指人相食),報告中寫道「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1,289起」,「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從作案性質和情節上看,據對1,144起案件調查,其賣給別人吃的36起,其餘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該報告送到省委後,「省委書記曾希聖隻批給幾個書記傳閱,嚴格保密,並指示公安廳,嚴格控制知情範圍,有關檔案銷毀」。

十四、農民逃荒和求生權被剝奪

中共篡政後,自1953年起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領取。1958年1月9日,中共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行,取消了農民自由遷徙權,這樣事實上的農村隔離封鎖政策使得信息傳遞以及逃荒成為不可能。而1958年正是中國農村大飢荒的起始年。

大飢荒出現以後,飢民逃荒開始增多,但中共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

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炎黃春秋》雜誌2015年第5期刊登原廣東省高官吳南生訪談文章,訪談中涉及到大飢荒時期餓死人的數字及原因。吳南生承認,他曾去調查廣東省餓死人事件,親眼看到一下子倒下4個人,風一吹,倒下就死了。

當時吳南生就給時任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中南局副書記趙紫陽寫信,打電話,但他們沒有回話。吳南生覺得有點奇怪,就派官員專門找趙紫陽匯報。匯報的官員回來後,一見面臉都發青,說不出話來。吳南生問:「怎麼一回事?」官員說:「趙紫陽說不能牽到糧食問題。」原來彭德懷被批判了。彭德懷的事一出,誰也不敢講話了。陶鑄、趙紫陽他們從廬山開完會回來,緊張得不得了,陶鑄都被點了名。

吳南生說,信陽事件餓死100多萬。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如果是過去遇到災荒、災禍,可以帶著兒子女兒去逃荒,但是共產黨的統治不准逃荒。為什麼死那麼多人?離開本地,沒有糧票,到外面誰也沒法活。

信陽事件中,當地專區地委書記路憲文禁止信陽專區農民逃荒,派出多隊巡視員攔截逃荒者,並禁止當地信件外流。

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說,「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為依據的。1959年3月,餓死人的情況已經大規模發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這份文件口氣強硬,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飢民外出『盲流』、並隨意處置『盲流人員』了。」 (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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