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夹边沟记事》饱食一顿(七)

【新唐人2011年10月15日讯】【编者的话】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关押右派犯人的劳改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边“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并开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作者杨显惠历时五年,采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终于完成了《夹边沟记事》,使尘封四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夹边沟记事》连载 夹边沟记事:饱食一顿(七)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一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 ——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了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你看见过他吗?

见过。我采访过他。和你说的一样。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我问,哪个大院?是在酒泉劳改分局的大院里吗?

不是,那不像个机关。除了看大门的,院子里再没有什么人。

为了印证我以前的采访,我又问,大院在什么地方?是在酒泉县城鼓楼的西北角上吗?那里曾经是酒泉劳改分局的服装厂,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车间。

不知道。我只记得院子很空,没啥人,像是仓库。

你们进城从哪条路走的?那时的酒泉县城就是个大十字,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大致的方位总是知道的。你说的大房子,没啥人,是不是在城郊农场?城郊农场的库房?

不是,就是在城里。在城里什么地方没看下。那是早晨天刚亮的时间,风刮得很冷,我们坐在车槽里根本没往外看。

我不再问了。高先生继续说,那洋芋我判断是从外地调来的种子,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连点麦草都没苫嘛。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往外抬,装车。四个人抬一麻袋,提着麻袋的四个角;第五个人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

到十点多钟汽车装满了,车要走了,那个二劳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称出十六斤洋芋来,说是一人两斤,煮着吃。自从进了夹边沟,近两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刚到夹边沟的时候伙食最好,也才吃个半饱。看着一汽车洋芋吃不进肚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劳改说,你把那多称出几斤来,叫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你的肚子不饿吗?二劳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人家是挣工资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问题上比我们办法多,但他们也是吃不了太饱,所以我才大着胆子那么说。可是那个二劳改说不行,不是不叫你们吃,是怕你们吃得太饱下午干不成活。结果我们就一人吃了两斤洋芋。肚子虽然没吃饱,但比起农场伙房的伙食来强多了。

我说,库房里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吗,煮着吃不行吗?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员——就是那个看大门的,不叫我们动库房的土豆。装麻袋都是过秤的,人家要记数。

我们装了两天洋芋,一天两车,装了四车。我们只管装不管卸,晚上不回夹边沟,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间空房里。第二天傍晚,最后一车洋芋装好了,行李都卷起来装上汽车了,二劳改说话了:今晚上叫你们吃一顿饱饭——卸下一麻袋来,煮上,吃。

那院子里有一盘不知什么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锅,我们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还是挑装得最满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满满一锅。我们确是饿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开了。

洋芋烫得很,一时间吃不进肚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把洋芋掰开,放在地上凉着,一边凉一边吃。

长期挨下饿的人,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人人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囵吞枣。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吃胀了,但还是接着吃。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结果,我们九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

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坏事了!那时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现在的柏油马路,是土路上铺了点沙子,再加上保养不好,路面就像是搓板子。车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颠老高。我们本来就吃得太胀坐不下也站不成——装了一车洋芋往哪里站呀——汽车出了城遇上坑一颠就都吐开了,每颠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还胀得痛。越颠越痛。我们都怪司机把车开得太快了,就砸车棚,叫他开慢些。开慢了吐得少些,但胃还是疼。没办法,只得忍着:挺着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着,两手在身后撑在麻袋上竭力减缓汽车颠簸带来的震动。

【作者简介】 杨显惠,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天津。1965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 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 1975年在甘肃省家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 1981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定西孤儿院纪事》等书。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上海文学》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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