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錄之一百一十一:忠縣土改惡夢

整理: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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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2月06日訊】陳懋蘅是重慶忠縣人,屬於書香世家,父親民國時當過縣長,主編過《忠縣誌》,在地方上很有聲譽。

陳懋蘅的父母做主,很早就將她許配給該縣天塹鄉陶大老爺的兒子陶奎。陶大老爺叫陶華軒,是有名的鄉紳。他有三個弟弟,陶吉軒、陶馥軒、陶南軒,都是滿腹文章的人,陶吉軒還當過四川省參議員。

陶奎朝陽大學畢業,在磨子鄉完小當校長,人很不錯。他們的婚期定在1950年正月十二。陳懋蘅在重慶讀書的弟弟在外面知道很多新東西,多次寫信給她說,你的婚事不能辦:明明已經解放了,還去嫁給一個地主做啥子。陳懋蘅父親堅決履行婚約,說君子不能悔言。陳懋蘅是個孝順女,就聽從父親的話,嫁到天塹鄉陶家,那年她23歲。

新婚之初,陳懋蘅的父親到陶家來做客,天天和親家陶華軒在亭子樓上把酒談詩論文,非常投機,晚上在燈下暢談到深夜。但是,這種日子很快就過去了,因為土改開始了。土改是1950年冬天開始的。忽然之間,情況就變了。

陳懋蘅回憶說,「我公公陶華軒兄弟四個,包括陶奎這一輩的兄弟好幾個,都被劃為地主。陶華軒是個省吃儉用的人,不吃煙,不喝酒,不打牌,家產都是他幾十年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

土改分地主的財產,開始人們不大相信,怎麼能把別人的財產拿來分呢?後來看確是如此,很多人就積極起來了。民兵們擁到我們家,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強行搬走。我剛結婚,娘家陪嫁的箱子、雕花床、蚊帳等全部搬走,泡鹹菜的罈子也不放過。我們身上穿的稍好一點的衣服,被當場從身上剮下來,不准你多說一句話,最後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了。事先我把一些貴重的東西悄悄帶進城,藏在大姐家,民兵追進城,在大姐家找到那些東西,全拿走了。我公公為自己準備的生塋,好大一座墳,修得很氣派,也作勝利果實分了。墳都要分,他的棺材也給抬走了。」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開會鬥地主。一說開會,陳懋蘅就害怕。她剛到陶家,與人沒有什麼仇怨,積極分子們拿完她的東西就了事,沒有鬥爭她,她公婆和另外一些人就慘了。他們把她公公吊起來打,先把老人的兩個大指拇並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鉗把兩個拇指夾住,再用繩子把火鉗捆緊,往屋梁上吊。寒冬臘月,民兵們把她婆母的衣服脫光,只留一件薄單衣,然後把她丟進一個盛滿了水的大水缸裡,再把她的頭壓到水裡,過一陣又提起來,再按下去。天上下雪,水缸裡的水冷得像冰,她婆母60多歲了,怎麼受得了。

「造孽呀!我們全都被押在旁邊看著,不敢哭,只有背過身去悄悄流淚。我陶家的二哥是民國時期天塹鄉的鄉長,也挨了不少鬥。我二嫂更慘,手被點天燈。什麼叫點天燈?在手窩裡裝上油,然後放上燈芯點燈。她還被大針穿進指甲縫,痛得昏死過去。」 陳懋蘅說。

村裡有個好吃懶做的人叫陶文斗,不做農活,在外面要飯混日子。土改工作組說他是叫花子,苦大仇深,給他分勝利果實。他做夢也沒想到一分錢不花就會忽然得到這麼多財產,一下就來了精神,成了最積極的民兵,天天提著棍子在村裡走來走去打人。這個人後來培養成幹部,送到部隊當兵,轉業後在天塹公社當武裝部長。

陳懋蘅說,「地主們起先在各自村子裡挨鬥,後來集中關到我們附近龍洞村的一個大崖洞裡,不准回家。那個大崖洞是一個大岩腔,現在還是老樣子。後來我從那裡過都怕,那裡發生的那些事情太嚇人了。我被強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飯給洞子裡送。那些民兵冷,還要我送柴給他們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許多悲慘的場面。」

縣商會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關在大崖洞。這個女人長得高高長長,挨的打多喲,說不完。民兵們要她把金銀財寶交出來,她早就交完,再也沒有了。民兵就把一條蛇放進她的褲襠裡,再把褲腰和褲腳繫緊,讓蛇在她的下身亂鑽。積極分子還發明一種叫 「舞轉轉」的刑罰,由一個身強力壯的大漢抓住朱耀庭老婆的手,使勁舞圈子,讓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轉。這個女人是個小腳,本來就不容易站穩,加上已經上了年紀,哪裡經得住這樣「舞轉轉」,一會兒就昏倒了。民兵們還不放過她,過一會兒又把她提起來舞。

朱耀庭的小女兒不到20歲,還是個閨女沒過門,你猜民兵們怎麼整她?他們把她脫光衣服,捏住她的兩個乳房,把又粗又硬的豬脊毛往她乳頭裡刺,刺一下那個女兒就慘叫一聲。人家還是個黃花閨女啊!這個女兒活著出來,後來跑到外面去了。朱耀庭自殺了,他一家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陳懋蘅的公公陶華軒、叔公陶馥軒,還有她那個當過天塹鄉長的二哥,後來他們被押到烏楊鎮,天天吊打。已經快過年了,不管日子怎麼艱難,年總還是要過的,她和陶奎就天天等著他們回來過年。到了臘月三十,家家都在團年了,他們卻沒有回來。最後終於得到他們的消息,在臘月三十那天,正是萬家團圓的時候,他們父子叔侄三人被綁到神溪口,就是縣城對面的河壩,和另外幾十個地主一起槍斃了。幾天後才去收屍,他們的屍體在河邊暴露了幾天,已經變顏色了。他們不敢哭,眼淚往肚子裡流,心裡比刀絞還痛。一家三個同時被槍斃,暴屍河灘,這是個什麼年頭?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婦,經常挨鬥,不久死去。1961年,陶奎餓死,我和惟一的兒子相依為命,直到今天。土改時我23歲,現在我已經80了,將近60年來,我從來沒和任何人說過土改的事情,我怕提那些事,說起傷心。」 陳懋蘅最後說。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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