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黄炎培投奔中共 一家九人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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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因为跟毛泽东谈“历史周期率”而闻名海内外。然而,他投奔中共后,一家九口人惨遭中共迫害。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令人唏嘘的悲剧。

1878年,黄炎培出生在江苏省川沙县,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浦东新区,他后来成为近现代中国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黄炎培谈历史周期率

根据访谈录《“黄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黄炎培的幼子黄方毅透露,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6人,作为“第三方领袖”,为促国民党与共产党和谈,应邀访问中共大本营——延安。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观感如何。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次对话,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窑洞对”。

黄炎培从延安回重庆后,兴奋异常。他闭门谢客,仔细回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口授,夫人姚维钧执笔,写出《延安归来》一书,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以各种身份从重庆赴延安的人有多批。其中一些人也出版了延安纪行,但没有一人像黄炎培这样,明确表示对中共领导人和中共施政的赞赏与支持。

延安之行,成了黄炎培1949年选择投奔中共的重要转折点。

但实际上,他到延安,除去抵达延安的一天和离开延安的一天,在那里的时间只有三天。这三天里,他和毛泽东交谈了十多个小时。余下时间,不过走马观花而已。

黄炎培却对这三天一走一过看到、听到的东西,信以为真。

“黄炎培周期率”被禁谈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黄炎培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可是,他那著名的“历史周期率”,却开始被禁谈了。

据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说,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内务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首任部长谢觉哉做报告时,引用了黄炎培在延安跟毛泽东谈的“周期率”,以及毛关于“民主”“监督”的说法。谢觉哉提出了“民主监政”的新口号,认为对各级政权机关,应该实行民主监督。

没想到,这番话却引来听众席上南方某省内务厅厅长的质问。这位厅长起身站起,问:“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

这个提问令谢觉哉猝不及防,他想要解释,却也解释不清。

之后,不知是这位厅长还是什么人,把这件事上报中央某领导,该中央领导完全支持这位厅长的意见,批评了谢觉哉,并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内党外引用这段“黄炎培周期率”的对话。

消息传到黄炎培耳朵里后,他“只能违心接受,违心宣告周期率问题已由中共解决,从此不再谈论这一题目”。

后来,黄炎培在临终所着的回忆录《八十年来》里,虽提到了当年的延安之行,却刻意不提他与毛泽东之间关于周期率的对话。

七个“右派”一个“反革命”

黄炎培原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他和第一任妻子王纠思育有六子六女,和第二任妻子姚维钧育有两男两女。

黄炎培的子女们都非常优秀,比如,长子黄方刚,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卡尔登大学、哈佛大学深造;次子黄竞武,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三子黄万里,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深造;四子黄大能,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赴英国隧道水泥公司学习;幼子黄方毅,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

黄炎培的长女黄路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长女婿张心一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二女儿黄小同燕京大学肄业,二女婿王国桢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四女黄素回、四女婿陈锵,都是医学院毕业。

如果中共真像毛泽东当年说的那样搞“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黄炎培的子女们可能会有更大的作为。

但是,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把“民主”“监督”抛到九霄云外,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

1957年,毛先鼓动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实际是“引蛇出洞”。当“蛇”都被引出洞后,毛立即发动反右运动。

当时,毛泽东顾虑黄炎培的名声,没把他打成右派,但他的子女却没能幸免。

三子黄万里、四子黄大能、五子黄必信、长女黄路、四女黄素回及其丈夫陈锵、二女黄小同的长子王实方,都被打成右派;二女黄小同因笃信基督,被内定为“反革命”。

黄万里为毛钦点的右派

我们具体说说黄万里和黄必信的遭遇。

黄万里1937年获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他曾在美国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各大水利工程。

1945年,黄万里出任中华民国水利部视察工程师。之后,历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东北水利总局顾问等。1953年,调到清华大学任教。

据《科学的良心: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之辩》一文,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动工。同月,中共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学者就已开工的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的与会者。事后的实践证明,黄的意见完全正确,但中共没有采纳。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他有感而发,谈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看到后批示道:“这是什么话?”毛发话后,黄万里立即被打成右派。

之后,黄万里被剥夺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被下放工地劳动,在大会小会被批判;他的子女升学受到影响。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黄万里被鞭打至出血,被剃阴阳头;他的家多次被抄,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文稿、照片被撕为碎片。不久,他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最简陋的集体宿舍。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还被勒令每天打扫水利系馆内外。

1969年,黄万里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他头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长达23年。

黄必信被整得家破人亡

再说五子黄必信。

据《文革受难者》一书,反右运动爆发时,黄必信在大连工学院当老师。

黄炎培的子女中,黄必信性格最内向,为人朴实,沉默寡言。教书之外,闲来无事时,他喜欢用苏州评弹演唱李商隐的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其他人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他却边弹边唱,乐在其中。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散淡平和之人,也被打成右派。

文革开始后,黄必信再遭冲击,造反派轮番上阵,对他审讯逼问,内心脆弱的黄必信承受不了这种打击,1966年6月14日,他在家中上吊自杀,年仅41岁。就在他自杀不久,他14岁的小女儿黄可清1966年10月26日失踪,从此人间蒸发。

连遭丧夫失女之痛,黄必信的妻子余启运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并没有放过她。1968年6月15日,余启运在“隔离审查”中遭严刑拷打、被逼跳楼(也有说是被推下楼)重伤,流血过多致死。

黄炎培妻子自杀

黄炎培在文革爆发前去世了,否则,可以想像,他一定在劫难逃。

他的夫人姚维钧,出身书香门第,能诗善文。她活到了文革,却在文革中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与侮辱,1968年1月20日,姚维钧服安眠药自杀,不满59岁。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看,咱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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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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