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經濟困境難解鎖 「中國模式」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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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若執迷不悟,堅持「清零」到底,2022年將成歷史轉捩點,不僅大陸經濟發展無法達標,中共高舉的「中國模式」也失去號召力。

四月份經濟數字顯示,中國經濟倒退,比兩年前疫情爆發時更差。由消費品零售額、工業生產到固定資產投資,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總理李克強隨即舉行十萬人會議,表明事態緊急,必須立即行動,以保住第二季增長是正數,否則難望達到全年5.5%的增長目標。

更大危機是,政府的措施收效甚微而威信受損。國務院近日推出三十三項扶助措施,從六個方面著力,可謂洋洋大觀。不過,封城「清零」政策下,疫情癱瘓各行各業,刺激方案如何天衣無縫也好,最緊要是鬆動銀根,救急扶危,但今次北京供「放水」的金額有限,也難望可以立竿見影,一下子扭轉形勢。

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退稅計劃加上政策貸款總額共計八千億人民幣,比起十多年前環球金融危機後,中央「放水」四萬億的量化寬鬆計劃,只及五分一。若以經濟體積比算則更少,因為救援金額只佔國民生產總值不到1%(0.7%),而十三年前則是13%,兩者相差近二十倍,因此能夠發揮的刺激作用也必定大減。

北京沒有重複上次救巿的霹靂手段,未必是財力不足所致,而是國際經濟環境及大陸特殊發展情況,令北京縛手縛腳。面對高通脹的侵襲,全球多數中央銀行都會加息,並同時壓縮刺激經濟措施,以冷卻經濟,北京若反其道而行,降息加上「放水」的話,大陸經濟將未見其利,先見其害。量化寬鬆首先已會拖低人民幣的幣值,人民幣計算的資產價格亦下降,減少外資的投資意欲,再加上中外之間利息差距日漸擴大,人民幣轉投外幣的誘因提高,有可能導致資金外流**。

更關鍵是,上次四萬億量化寬鬆大計,引發大規模的不負責任借貸,海量資本投入樓市及基建,形成樓市泡沫和債務危機,至今揮之不去,更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若再重施故技的話,或會出現短暫的昇平日子,但小陽春過後,問題只會更水深火熱,若不幸重蹈日本上世紀的覆轍,以信貸膨脹推動經濟,最後造成長期的經濟衰退,相信是北京最不敢想像的後果。

北京看來進退兩難,小規模放水成效輕微,大規模又怕闖出大禍,但其實只須放棄「動態清零」政策,盡快回復生活秩序,讓經濟如常運作,便可逐步追回失地。無疑,「動態清零」的嚴厲措施有其特殊因素,但政府都難辭其咎。例如國產疫苗效力不足,但又不願倚賴外國供應mRNA疫苗,加上長者注射率遠遠未達群體免疫水平,而醫院處理重症的能力又嫌不足,也就不得不以堅壁清野的方式,犧牲社會正常生活,也要傾全力剔出患者,嚴加隔離,以免疫症蔓延,再拖垮醫療系統。

因此,與其花費大量時間金錢,全力宣傳「動態清零」的優越性,並以無限量資源投入全城圍封、強檢、隔離丶追蹤,將預防當作治療,倒不如參考國外經驗,防疫與治病並重,再以獨裁政權的獨特效率,加速為六十歲以上人士注射疫苗,並將興建方艙醫院的經費,用來大幅增加重症病房的應付能力。

按科學和常理,社會可與病毒共存,全面復工復產也不成問題,疫情再爆發的話,也可盡快測定,再按病情輕重分流處理,無須全民恐慌,害怕噩夢重臨。經濟打擊也可減至最低,不至於如眼下的全面停頓,或作不人道的閉環式生產,而三十三項措施過半無須推行的話,政府更能集中精神,在其他方面伸出援手。

不過,當常識偏廢,甚至變成異端,結果不僅是經濟運行難保行穩致遠,社會也在正常與反常之間跌跌宕宕,同時更代表「清零」政策成了領導人的圖騰,當遵守就是忠誠,放棄就是叛逆,政策抉擇不是實事求是,以人民利益為依歸,反而是宣誓效忠,一切政治先行。

好一段日子,中共宣揚其經濟崛起的成功之道在於「中國模式」,其中一大特色,是代表所謂注重政策質素、不重視民主決策的崇優制度(meritocracy):既沒有民主制度的牽制,不用爭取選票而訴諸民粹,同時又可以擇善而固執,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

但今次「清零」政策導致經濟危機臨近,若依然固步自封的話,便正好說明「中國模式」的真面目:它可以得出成本遠超效益、犧牲個人自由的政策,可見絕非崇優之作,而決策以領導人馬首是瞻,政治掛帥成風,若說有制度可言,也不外是人治的制度。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自由亞洲/責任編輯: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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