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俄乌战争对中国政局之影响

俄乌战争已历时一月,不论最终结局如何,人所共见其对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影响之大。其实,俄乌战争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本文试谈三点。

其一,挺俄挺乌的舆论对立,凸显中共“一言堂”的破产

数千公里之外的俄乌战争,在中国人中掀起了波澜。虽有严密的网络控制和严格的舆论诱导,但网上争论之激烈、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广泛,都是罕见的。

在官方诱导下,网络充斥着挺俄派的声音,他们认为:美国领着北约搞东扩,严重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安全,并且乌克兰极端分子迫害、屠杀乌境内的俄罗斯族人,俄才被迫出手;如果这次俄罗斯失败了,中方就得单独对抗美国,因此要帮俄罗斯渡过难关。

但这遭到了强烈的辩驳。挺乌派则认为,侵略就是侵略,任何理由都不能为侵略开脱;乌克兰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俄罗斯无权用军事入侵来强迫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如果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欧美仍是全球科技的领先者,不能与欧美关系搞得太僵,与欧美交朋友才是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从历史看,俄罗斯侵略成性,中方现在放任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不排除未来有机会俄罗斯会再次从背后向中国捅刀。

大陆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网络上挺俄挺乌之所以吵得不可开交,表面上是针对俄乌战争,潜台词里却包含着对中共政策和中共本身的评判,以俄罗斯喻中共,以普京喻习近平。挺俄挺乌的舆论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舆论动员,是一次民意觉醒运动。这揭示网络时代中共的“一言堂”已经彻底破产了,推动着社会变革的到来。

其二,一些人的发声反战,体现“精英阶层”力图在政治上发力

中共历来讲要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学术问题”或有一定讨论空间,“政治问题”则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中共讲“外交无小事”,对学术研究或媒体来说,当局的外交政策长期都是禁区。但俄乌战争引发的中共外交政策大争论,较大程度上突进了中共的“禁区”。

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26日,南京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五位历史教授在中国社媒平台微信上发公开信予以谴责;28日,海内外中国大学校友联署反战,强烈呼吁中共政府履行1994年乌克兰废核后与乌克兰签署的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及其承诺。而胡伟的“俄乌战争的可能结果与中国的抉择”一文更掀起了一个高潮:该文的中文版在“中美印象”网站上有30万的浏览量,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转发,但“中美印象”网站也在大陆被封,文章也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删除。

胡伟具有一定政治背景(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该文“谨以一个学者的个人名义”指出:俄乌战争使美国将重新获得西方世界的领导权,西方内部将更加团结统一,西方力量将得到明显的增长;中国不能与普京捆绑在一起,需要尽快切割,选择世界主流的立场,尽可能实现战略突围,不能被西方进一步孤立。此外,针对当局所谓“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肖斌撰文称,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无战争状态下的产物,而在战争状态下,各种不可控的风险要远远高于无战争状态,所以,中俄关系一定是有上限的,而这个上限就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或者是不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些都在显示,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已经看到了当局政策的危险,开始发声,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这,也印证了2月11日美国智库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的公共舆论:沉默的大多数?》)。华盛顿的主流观点认为,在习近平高度垄断权力的今天,虽然中国公民仍持有自己的独立看法,但因为恐惧而不敢表达;但报告发现,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对当局政策其实持有不同看法,并不总是支持中共政府的选择。报告指出,当今中国存在坚信市场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沉默大多数”,这些人的舆论力量对习近平构成政治挑战。

近年来“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成为一项政治罪名,寒蝉效应明显,但当局的一些政策已经严重影响着“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迫使“精英阶层”开始在政治上发声,这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是革命党人力量有多强大,而是原本支持清廷的立宪党人(主要代表士绅阶层)的政治转向,他们支持革命了。

其三,习当局援俄的举棋不定,暗示中共内斗激烈

中共的对俄战略,是有深远图谋的,即拉拢俄罗斯来帮助中共最终把美国拉下马(参见笔者“中共对俄罗斯的祸心”一文)。

当然,这个图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后,邓小平定下的对俄方针是“只握手、不拥抱”,目的是掌握主动权,利用俄而不是被俄所利用。1992年中俄宣布双方“相互视为友好国家”,19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年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提升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都没有突破“不结盟”的天花板。

不过,俄乌战争对习当局的冲击之大是外界难以想像的。谢淑丽曾担任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她说习近平现在面临重大的历史关口,类似面临苏联解体时的邓小平。当苏联失败时,邓采取了最克制的态度,以免挑起与西方的对抗。但习近平会如此选择吗?

援俄的诱惑在于:一方面,俄乌战争前夕的普习会联合声明(2月4日),中共首次公开支持俄方反对北约东扩,据说习近平还亲自加上“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这句话;另一方面,中共认为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升西降”,中国经济体量最快可能2028年就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了,在许多领域正从“跟跑”、“并跑”转向“领跑”了,虽离美国尚有差距但也很有些扳手腕的实力了。

但是,美国所说的“如果对俄罗斯提供援助可能面临后果”,却绝不能当作虚言(3月18日的拜习会可视为最高级的最后通牒);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中美差距,真能允许中共现在就与美国彻底对抗吗?2月16日,《华尔街日报》独家报导,中共最高层(习近平等7大常委)突然隐身是在进行闭门会议,主要议题包括中俄关系,权衡北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普京,以及如何管理中俄之间被许多人称为权宜婚姻而不是信念婚姻的伙伴关系。

这显示中共最高层存在政见分歧。如果仅仅只是政见分歧倒还罢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俄乌战争已使中共两头为难,是否援俄攸关国运、党运,谁来拍板并承担这个责任?而这,又与大半年后召开的“二十大”相挂钩,届时习近平能否打破惯例顺利三连任?

本来,习近平上台后的强势、“打虎”及许多政策,可以说把中共各个势力集团都得罪了,反习势力一直蠢蠢欲动,现在援俄问题出来了,又多了一个打击习近平的武器。各方的煽风点火、台前幕后的博弈较量,自然是忙得不亦乐乎。

结语
俄乌战争至今,各界对中国最重要的关切,是中共会不会实质性援俄。而在中国,不论是大众,还是“精英阶层”以及中共最高层,对此都争论激烈。这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是深刻的。

的确,是否援俄是一个重大选择,攸关国运。习当局会如何选择?且拭目以待。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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