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錯】每一顆扭緊的螺絲釘都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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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5月27日訊】《有冇搞錯》。5月26日。

最近一段時間,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在加沙地帶的武裝衝突,引起了很多關注和討論。西方媒體上的討論,左中右都有,這個要看作者站在什麼立場上了。有一個可能比較右派的評論,我印象深刻,他說,二戰期間猶太人在集中營中的遭遇,是後來以色列復國的一個道德和法律基礎。

猶太人二戰期間在歐洲死了六百多萬,大批猶太人在集中營中被虐待致死,戰後真相逐步被揭露,震驚全球。後來,很多知識分子發誓「永不再發生」(Never Again)。

今天,我們不討論以巴衝突,也不討論國際政治衝突,我們談目前仍然需要面對的同樣的人道災難。

前幾天,北京法輪功學員許那,在海外發表了她的一篇文章,讓我感受良多。許那是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以前叫北京廣播學院,她是一名畫家,多次被抓進監獄,去年再被抓捕,再次入獄。

我先讀一段她的文章。

「我多麼希望自己被關押的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而不是中國的監獄。因為在納粹的毒氣室,人可以迅速死亡,而在北京女子監獄,它讓你活著生不如死。反復經歷漫長的酷刑,酷刑中他們配備懂醫的犯人看護,隨時檢測你的體徵。我在那兒多日不被允許睡覺,被發現心律不齊。於是警察命令說:『讓她睡一小時,休息一下。』

各種各樣隱蔽而精緻的酷刑被發明,比如:劈叉,將雙腿拉開成180度,命令三個犯人坐在受刑人的雙腿及後背上,反復按壓。警察自豪於這個發明:『這個辦法好,因為疼痛難忍,但又不傷及骨頭。』

納粹反人類的目的是消滅猶太人的身體,而它們的目的是摧毀人的精神、良知。當我在酷刑與洗腦中更加挺直腰板時,一個警察認真地對我說:『應該申請對你進行開顱手術,把你的大腦摘掉。』」

許那這段文字,讓我們震驚嗎?她寧願自己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就是那個我們發誓「Never Again」的地方。我們人類最大的恐懼,據說是生老病死,但死不是最可怕的,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生不如死。

中共的監獄執行這種讓人生不如死的政策,已經有七十年了。法輪功學員被迫害不是第一批,也不會是最後一批。如果讀一下法輪功學員的證詞,就會知道,劈叉只是讓人痛苦的其中一個方法,比劈叉更讓人痛苦的刑罰,起碼還有五六十種,每一個都可以導致人痛不欲生,也都令人髮指。

納粹的集中營,目標是消滅猶太人的肉體,中共的這些集中營,目標是消滅人的精神和意志,把你變成行屍走肉,變成奴隸。使人陷入無法忍受的痛苦,是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

殺人很容易,改變人很困難,所以中共發明的讓人痛不欲生的刑罰也就越來越多。

許那在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時候正是大學生,從中國傳媒大學畢業之後,遠離中共宣傳部門和廣電總局控制的那些機構,變成一個自由畫家,希望能輕鬆度日。1995年,她和先生于宙一起開始修煉法輪功。

1999年中共鎮壓法輪功之後,許那被抓關在監獄裡面。

她在文章中說:「2003年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徐滔採訪北京女子監獄,我被隔離在警察辦公室。四個犯人,以人肉銬子的形式箝住我,我可以清晰聽到不遠處採訪現場,對我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講它們如何文明執法,而我不能發出一點聲音,我的嘴裡被堵上了毛巾。

徐滔是我大學同學,我們共同受教於以培養黨的喉舌為宗旨的中國傳媒大學,如今她是北京電視台的副總編輯、全國人大代表。

這次採訪後不久,一名法輪功修煉者董翠被活活虐死在女監。最後稱她為病死,我因檢舉、控告她被虐死的事實,再次被投入小號折磨。

幾年後,同樣被『病死』的是我的丈夫于宙。與他同一監室的在押人員承認,他為于宙的死做了偽證,但他說:『我不敢講出全部,我害怕被警察滅口。』」

許那的丈夫于宙,長得很酷,一米八幾的大個子,瘦高瘦高。他是北京大學外語系法語專業畢業生。

1999年8月,他們在北京房山參加了一次同修們的聚會。那次,來了幾百位法輪功學員,其中包括後來被中共非法判刑、現在在美國的博士生王斌(被中共勞教兩次)、現在流亡海外的母親劉桂芙,美國法輪功學員黃萬青博士的弟弟黃雄(現仍然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迫害發生後大家都想跟以前的同修見見面,交流一下自己的感受。會後,于宙、許那夫婦為了照顧其他的同修,所以走晚了一些,被警察攔住,抓進看守所40多天。因為沒抓住別人,所以警察們把他們倆口子當作聚會的『組織者』嚴加審訊,可他們守口如瓶,沒有透露同修的任何信息,他們在警察面前所表現出的大善、大勇、大仁、大義讓警察都感到佩服,被釋放後,地方片警不肯再為難他們。

2001年,曾經借住在許那家的東北四平法輪功學員李小麗(已被迫害致死)被抓,警察根據李小麗的電話號碼,查到了許那另外租住的地方,7月3日北京市國安在通州綁架了許那。11月北京房山中級法院對許那非法判刑5年。

在北京女子監獄,許那受到各種虐待,仍然不屈服,後來監獄長周英批准,把許那關進「小號」折磨,2004年許那又被轉入一個沒有「法輪功」的勞動隊,嚴管隔離。在監獄中,許那總是不斷地向犯人們講述法輪功教人修心向善,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並以自己的善心與正行感動了許許多多的犯人和管教警察。時間長了,警察和犯人們都覺得許那說得好,說得對。因為擔心許那把監獄裡的人(從幹警到犯人)都變成法輪功學員,監獄長經常給她調隊,每次調隊時,犯人們都灑淚與她送別。

2006年底,于宙的妻子許那被釋放回家。夫妻也終於團聚了。許那繼續在工藝美術界展現著自己的才華,回家後不久,就被中央美術學院看中,免試錄取她讀油畫系的研究生。于宙為了保證妻子的學業,把家搬到校園附近。

一年之後,2008年1月底,于宙和許那的車被警察截停。那一年的夏天,北京會舉辦奧運會,中共全面加強保安。北京警察在他們的車上發現了一本書《轉法輪》,所以把兩人抓到警察局。

2月6日,于宙的父母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要求他們馬上趕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當家屬趕到那裡,于宙已經停止了呼吸,屍體被用白單覆蓋,面部還戴著呼吸罩,腿部已經冰涼……

于宙那時也在社會上漂泊,和朋友組織了一個小型的樂團,只有三個人,名叫「小娟&山谷裡的居民」。小娟是一個殘疾女孩,聲音很好聽,小強是她的男朋友,會彈吉他,于宙吹口琴,也打鼓,不是爵士樂的那種鼓,而是小型的民樂的那種小鼓。他們這個小樂團為樂迷們演唱各國的鄉村歌曲,傳統民謠,所到之處大受歡迎,擁有一群忠貞不貳的擁護者。小娟是個殘疾人,行動不便,可在小強和于宙的幫助下,她頑強地在藝術道路上走著,漸漸的,她輕柔的歌聲和樂觀豁達的性格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這個樂隊小有名氣,經常去各大酒店演出,2007年這個樂隊進行了三次專場巡迴演出,他們自己創作的歌曲《晚霞》、《我的家》、《山谷裡的居民》等深受歌迷喜愛,《我的家》成了每場演唱會的開場曲與謝幕曲。有公司還投資,專門為他們製作了一個MV。

2008年1月26日,于宙被抓之前,剛剛參加完一場演唱會。

十天之後,他死在通州看守所。2月7日,是中國新年的大年初一。樂隊歌手小娟在她的個人博客中,發表了據說是多年前已經創作的一首歌曲,美麗的魂魄。這次,小娟用清唱的方式發表出來。歌詞是這樣的:

隨著時光的流逝

我們會變成美麗的魂魄

飄在遙遠的天空

也許是你先

也許是我先

折一朵天堂聖潔的玫瑰

在天堂靜靜地等候

家屬詢問于宙的死因,醫生一會說「絕食」,一會說是「糖尿病」,而于宙身體健康,根本就沒有糖尿病。而且人剛被關進看守所10天,怎麼會因為「絕食」去世呢?為了掩蓋罪行,中共的看守所逼迫家屬馬上火化遺體,否則就以「鬧事」的名義把于宙的家人「圍起來」。于宙的家人堅決不同意火化于宙的屍體並要求屍檢。看守所曾一度答應許那辦理于宙的後事,可後來突然又說話不算了,還把許那轉押到了北京看守所,就是那個臭名昭著的「市局七處」,是北京警方專門處理所謂的「政治犯」和「重刑犯」的地方。

這是13年前發生的事情,當年11月,失去丈夫的許那被判刑3年。

去年7月,許那再次被捕,和她一起被捕的,還有多名北京的法輪功學員。他們的罪名,是在疫情期間,在網上發表了幾張街道上的照片。在中共看來,這幾張北京老胡同的照片,嚴重威脅了中共的安全。

至今,許那還被關押在北京東城區看守所。許那的母親是美術學院的教師,已經去世,父親是中國大陸知名畫家,她本人的畫作在中國大陸也頗有名氣。

為她辯護的梁小軍律師,在他推特中寫道,「許那作為一個畫家、自由撰稿人,她的學識、她自身的悲慘遭遇和坎坷命運,帶給她一種深斂於內心的睿智、良知與勇氣。」「殘酷環境之下,她淡泊名利。她本應有的名氣與影響,雖然被民間社會所低估,卻為官方所不敢輕視。每次會見她,於我,都是一種聆聽與學習的過程。」

許那對律師說,和她一起被捕的,大多是北京年輕的法輪功弟子,有些還不到20歲,所以她必須為他們戰鬥。她在最近海外發表的文章說:「這個世界每一件不公義,即使離你很遠,也與你息息相關,因為他時刻拷問著你的良知。」

她說:有些事於我不僅是權利,也是責任,我無可逃避。

所以她認為:「每一個被扭緊的螺絲釘都是有罪的,它加固了這個機器的邪惡運轉。」

面對那些罪惡假裝看不到,甚至有意無意去配合的人,無論再無足輕重,在道德上可能都是有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如此,今天也同樣如此,這包括我們每一個人。

(石山角度)

石山角度:https://www.youmaker.com/c/ShiShan

(責任編輯:李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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