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拒认失败是自由派怨恨恐惧之源

大纪元专栏作家Mark Bauerlein撰文/曲志卓编译

目前自由派的愤怒和恐惧的状态,可能令人很难相信自由主义曾经也是很有趣的。

在唐纳德·川普(特朗普)总统在位的四年中,自由主义者痛苦不堪,陷入了更深的怨恨和怀疑之中。他们觉得历史和国家剥夺了他们控制国家的合法地位。不幸的是,乔·拜登的崛起也没有改善人们的情绪。为了让自己感到舒适和安全,自由派不得不花太多时间假装现在占据白宫的那个装模做样的庸才是个真正的政治家。

然而,回到90年代,自由派的队伍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你还记得吗?里根-布什时代已经结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很受欢迎。(虽然)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当时的众议院议长)的国会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人物,(但)他们令自由主义者以为保守主义已经奄奄一息。是的,左派们可能是具有刺激性的。但是像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黑人民权活动家)这样的麻烦制造者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很小,我们只需要偶尔姑息一下,就能让他们安静。与此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其它全球主义举措承诺将实现更大的繁荣。而互联网也似乎也只是个人表达和通用访问的工具,符合自由主义者的赋权和公平梦想。

这些情况让自由主义者可以每天都证实……他们自己。他们看到世界正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他们知道这很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有这些90年代梦想都发生在自由派长久以来建立的道德基座上(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怎么能不为自己祝贺呢?除了里根曾经打断过这个进程,自由派的对手们没有为这半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做任何事情。自由派可以将民权运动、反战抗议、妇女解放、同性恋权利以及美国稳定多样化都归功于自己。这些都是良性的、早就应该完成的,并使他们的领袖受到尊敬的十字军运动。

保守派在1995年做了些什么?没做什么。比尔·克林顿精简政府并产生预算盈余的努力,抢占了保守派对民主党“高税收-高支出”指控的先机。正如他的“索尔嘉妹妹时刻”(Sister Souljah moment,译者注:克林顿为争取中间派选民而批驳本党内的极端人物、公开与饶舌歌手及政治激进分子“索尔嘉妹妹”划清界限的时刻)令自由派避开了另一个“民主党打击犯罪不力”的指控一样。哦,保守派仍然可以谈论“家庭价值观”。但从好莱坞到曼哈顿的自由主义者只是嘲笑他们(当时有多少社会保守派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中以有同情心的人物身份出现?)当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Monica Lewinsky affair)浮出水面时(注:克林顿总统的性丑闻),保守派认为他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并且肯定能重建美国的良知——而这一切都在灾难性的1998年中期选举中破灭了。

1995年,我还是一名自由主义者,所以我清楚地记得这种令人愉悦的心态。我可以在电视上看见丹 ·奎尔(Dan Quayle,1989~1993年老布什总统时期的美国副总统)的容貌。我蔑视他。虽然这种蔑视态度不会令我更有尊严,但我确实感觉如此。历史站在你这边,见证你的信仰在公众中实现,看到你的对手一劳永逸地被打败,这些感觉真好。你是对的,你很好,而这些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国家正在按你所想的方式前进,这都是应该的。当小布什窃取了2000年的选举时,你受到了伤害,但是他的总统任期在很多方面都失败了,以至于你所有的信仰都得到了证实。唐纳德·川普曾经是你麻烦,但他已经受到了羞辱,而且不光彩地离开了,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前行了。

但是自由主义者并没有继续前行,他们似乎又不高兴了。为什么他们的积怨这么深?为什么自由派如此激烈,如此愤怒?

也许2009年5月发布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论文能够提供一些答案。

该论文的标题是“女性幸福感下降的悖论”。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妇女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取得了“巨大增长”,对生育力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新技术使她们摆脱了许多“家庭苦差”,但与此同时,妇女却经历了“主观幸福感的下降”。

女性变得更自由和独立了,但幸福感却下降了。妇女获得的物质收益正是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她们的成功是显著的。事实上,女性现在获得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比男性多得多。医学院的招生人数男女大约是对半的,而法学院的招生人数中女性比例则高于男性。这些都应该提高女性的满意度,使妇女从厨房和卧室的剥削中解脱出来。

然而,幸福并没有随之而来。这些数据让人怀疑自由主义所谓的历史性胜利。自由主义者并不喜欢这个事实。当我向自由主义者提到女性幸福感下降的悖论时,我得到的反应只是他们茫然的凝视。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与自由主义者过于深刻的信念背道而驰。他们不能接受相反的事实。而且,和往常一样,这种情况造成了精神代价。

还有另一组数据困扰著胜利的自由主义者。在2019年全国教育进步评估(NAEP,2019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数学考试中,白人12年级学生得分为159分,12年级学生为黑人128分(相差31分)。2015年的成绩差距较小,但只少了一分(30分,而不是31分)。2005年,差距相同,都为30分,2000年为34分(pdf)。

换句话说,在数学成绩上,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差距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一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曾大大缩小。自由派可以声称他们的政策和做法是这一成功的原因。但自1990年以来,尽管教育领域经历了自由派倡导的课程变化(例如,一个“与文化更相关”的课堂)、自由的大政府立法(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和大量的资金投入,白人和黑人数学技能的差距没有改变。

对自由派来说,情况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种族歧视被消除了,黑人可以自由地追求幸福和攀登收入/阶级阶梯,所以自由派们希望民权的自由胜利将带来缓慢但稳步的进展,比如他们所说的“种族提升”。但进展却停滞不前,而且已经停滞了几十年。自由主义者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美国黑人的状况具有强烈的象征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没有证据,他们还是把川普描绘成一个不悔改的种族主义者)。

民权的胜利不能就这样结束:他们必须保卫它。那该怎么办呢?自由派可能会更加努力地推动平权行动。但当这些行动过于依赖配额时,它们就会否定自由派所强调的个人主义和中立程序。自由主义者也不能过分强调个人因素,否则他们就得面对很多黑人儿童没有父亲的问题,而女权主义者也不想处理这个问题。

左派认为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之间持久差距是“系统性种族主义”造成的。他们采取的行动是弥补这种差距的反种族主义做法(“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培训等,Critical Race Theory training)。这是一种完全不自由的做法,但自由主义者还是选择这样做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他们未能消除不平等,这就使他们容易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领导人的攻击。BLM的组织者憎恶自由主义者所承诺维护的个人自由,这再次使自由主义者在心理上难以平衡。

还有其它令自由派失望的事情。全球化当然已经失去光芒,多样性也失去了活力。正如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2007年的研究表明的,社区中种族多样性的增加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即使在同一个种族之内)降低,利他主义和社区合作更罕见,朋友更少。所有这些加起来就给自由主义者造成了自我怀疑的危机。1995年,他们有自信,能批评和肯定自己,而2021年他们做不到,这就让他们很痛苦。他们的势头、信心和气势,他们自己决定和提升命运的确定性,这一切都消失了。他们不得不去责怪别的事情。

人们不能在内在信仰和外在现实之间的矛盾中长期生活,而扭曲现实往往比修正信仰容易。“这是川普的错, 都是他的错!”这是一个喊了四年的口号。自由派们拒绝自我反省,令人惊叹。本来非常成熟雅致的自由主义者居然愿意相信那些关于川普的荒谬的谣言,如“傻帽”(pussy hat,粉色有猫耳的针织帽,象征对川普侮辱女性言论的反讽)和色情录像。这是自由派精神混乱的一个明显的迹象。现在川普走了,他们需要另一个替罪羊,所以他们就把矛头对向了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福克斯电视台著名保守派主持人),或者亚特兰大(在3家按摩水疗馆造成8名亚裔死亡的)大规模杀人犯,或者正在崛起的白人至上主义威胁,虽然他们的说法都站不住脚。

真正的问题与这些所谓的敌人和恶棍无关。真正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者神话一般的理想已经破产,而他们无法接受真相。他们总是念叨“多样性”这个词,就好像它拥有神奇的力量一样。但这个词听起来越来越空洞虚无。他们在各种场合都大谈种族主义,直到这个词现在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对任何人来说都像是白噪声。他们谈论性别歧视,就好像是1959年妇女被排除在大学录取之外,而我们其他人都看到年轻女性在除工程学以外的几乎所有职业中都与年轻男性平等或超过年轻男性。

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和其他自由主义者领袖让我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军们,他们的极度无能使爱国主义、勇气和成功这些词从他们嘴里流出时,只不过是空气而已。自由主义是一种空洞的表演,就像士兵演习一样。一些“觉醒”(注:“觉醒”是指左倾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者命令其他人遵守命令。而其他人只会问“谢谢你,先生,下一个命令是什么?”

这是川普恐惧错乱综合症、取消文化、觉醒恐吓和失去民主特征的民主党的根源。自由神话已经崩溃,自由主义者感到茫然和困惑。他们用以证明自己正确的历史性胜利并没有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但他们不愿就此放弃。他们在否认事实。而一旦否认不了,他们就会很生气。事实上,他们急切地放弃原则,以维持自己的立场,就像记者们不再像记者、放弃学术自由的学者和不愿保卫自己城市的市长那样。

保守派面临的挑战是,自由主义者控制着美国社会的主要机构,而一个有权力的神经质者往往将权力用于他的神经症。他也可以使他的违法行为合理化,即使它们违反了自由原则。它每天都在发生——实施违反宪法的言论审查,人们因私人行为而被解雇……老自由主义者是绝对都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的。他们有信念,他所居住的美国加强了他的信念。但现在这种情况不复存在了。自由主义处于危机之中,自由主义者也处于危机之中。要摆脱危机,需要他们进行深刻的调整。这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一种极度缺乏的美德。

原文“Liberals Unhapp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马克·鲍林(Mark Bauerlein)是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名誉英语教授。他的作品曾发表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简称TLS)和《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等报刊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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