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的官和今天差别这么大?

作者: 佚名 

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史书上称之为旧制、故事或典故等。有些老规矩,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规范了官员的行为,约束了权力的泛滥。原来古代有这样的“老规矩”

宋朝就有这样的老规矩。宋朝严格约束官员权力,官员不敢进酒店吃喝。

在宋朝,尽管京城开封餐饮业很发达,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员却不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公款还是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不是罢官免职,就是纪律处分。

据《归田录》记载,宋真宗时代太子的老师鲁宗道,有一次老家来了客人,因为家里酒具不齐备,只好换了便装,领着客人到仁和楼酒店招待,混迹于士绅豪客之间,躲躲闪闪。恰好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见他,当他迟迟赶到宫里时,宋真宗劈头就责问:“何故私入酒家?”还说:“卿为官臣,恐为御史所弹。”倘不是鲁宗道实话实说,请罪态度又好,差点儿就丢官。

明朝初期的驿站,并未出现腐败,但到了中后期,钻空子的人越来越多,驿站越来越奢华,排场越来越大,逐渐成为行贿官员的场所,加剧了明王朝的败落。

清朝吸取明朝驿站腐败的教训,清政府规定,京官到地方去巡视、督查或公干,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不得宴请出差官员和馈赠礼物。

前往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出发时发出的第一道公文与鸦片毫无关系,这道公文的内容是:“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违。”

脱缰的“官民比”:古今中外没有过

在2021年的中共两会上,一位中共政协委员披露: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地方财政收入36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65亿元,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财政供养的官民比为1:5。她建议小县合并可减少行政资源浪费。

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1987年)一书公布的数据,中国西汉年间官民比率是1:7945,大约八千民众养一个官员,唐朝是1:2927;明朝年间,1:2299;清朝,1:911,九百民众养一官。

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前参事任玉岭曾在中共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曾说:“我们的官民比例早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吃财政饭的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据《上海证券报》2006年报导,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曾说: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官民比”是可以公开的比例,也就是说,无论是1:5,还是1:26,都是明面儿上可以看到的东西。

冰山下面的秘密

对于中共官员来说,无法公开的“硕鼠”行为,才是冰山下面隐藏的秘密。比如,“三公经费”,即公款吃喝、公务用车和公务出国。数据到底是多少,中共并无公开,是从官方媒体的报道中推算出来的,2006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引用时任中共政协委员刘光复的话报导,“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千多亿元”。当年10月31日,《瞭望》周刊报导:2004年官员公款吃喝3700亿元。《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千亿元。”仅这三笔款项加起来,三公消费就已达9千亿。

原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坦承:我们国家行政开支占了GDP的28%,西方一般是4%-5%,我们是他们的五、六倍,说明机构实在庞大!

国民的整体医疗费用被“特权病房”侵占,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南方人物周刊》曾报导,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新干部病房大楼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设有省级、副省级、厅级及离休干部保健床位257张。在网络引发了大量的评论,网民称这是“穷奢极欲的八星级干部病房”。

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的数字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他还透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中国卫生产业》杂志2006年12期)

“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

“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曾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外长等要职。莫洛托夫生前,与苏联作家丘耶夫有过140次谈话。这些谈话,披露了许多苏联高层政治秘辛。譬如,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干部工资”问题,莫洛托夫说道:“我们当然有工资。您瞧,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

共产政权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不计后果地鱼肉百姓呢?在共产党国家,如前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乔治·奥威尔撰写的《动物庄园》通常是一本禁书。在《动物庄园》里,揭示了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与之后的区别:

在夺取政权之前,为了获取民众支持,宣称:带领动物们实现“当家做主”的愿望,将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在夺取政权之后,农庄的“法律”被修改为:“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动物们又回到从前的悲惨状况。动物们稍有不满,便会招致血腥的屠杀和清洗。

在九评编辑部出版的著名政论书目《九评共产党》中,这样说道:“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著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历史兴替,天道循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任何违背规律的事情都难以长久,共产党无神论逆天叛道,破坏传统,行将就木,必在不远的未来遭到历史的遗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原文链接:为什么古代的官和今天差别这么大?

(转自明慧网/责任编辑: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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