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共产主义的直接后果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五部分 第三世界(142) 作者:西尔万‧博洛克 译者:言纯均

政治恐怖

在苏军的支持下,战争不仅针对平民,而且伴随着阿富汗共产党人控制区的政治恐怖。苏军占领的阿富汗实际上转变为一座巨大的集中营。监狱和酷刑被系统性地应用到任何反对该政权的人身上。

政治恐怖是阿富汗秘密警察KHAD的职务范围。KHAD相当于克格勃。KHAD控制着所有的拘留所,并大规模实施酷刑和谋杀。尽管秘密警察名义上由穆罕默德.纳吉布拉掌控,但“年约四十岁的苏联塔吉克人瓦坦沙(Vatanshah)……在苏军进入该国后,负责KHAD总部的酷刑和审讯部门”。在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刚上台时宣布的大赦之后,普里查基监狱便被清空。它并没有长时间空着。1980年2月,卡尔迈勒实施戒严令之后,监狱再次迅速满员。伯纳德.迪佩涅(Bernard Dupaigne)这样描述普里查基:

“该监狱由8座像车轮辐条一样排列的翼状建筑所构成……1号街区是为审讯已完成但尚未接受审判的人预备的。2号街区关押最重要的囚犯,尤其是来自失宠派系的共产党官员群体的幸存者……4号街区关押著非常重要的囚犯……3号街区是最可怕的,因为它位于其余街区之间,接受不到任何阳光直射。最难驯服的囚犯正是被关在这里。它的牢房很小,以至于囚犯既无法站立也无法伸展四肢。人满为患司空见惯……监狱的规模在1982年春因地下牢房的建造而增加。囚犯们如此害怕地谈起“隧道”时所指的可能就是这些地下牢房……有12,000至15,000人被监禁在普里查基。我们还应当把其它8个拘留所和喀布尔其它监狱的至少5,000名政治犯加到该数字中。”

1985年初,联合国一份关于阿富汗人权状况的报告指控KHAD是巨大的酷刑机器。该报告指出,KHAD控制着喀布尔的7个拘留所:“(1)被称为Khad-i-Panj的KHAD第五局;(2)KHAD位于萨萨拉克(Shasharak)区的总部;(3)内政部大楼;(4)被称为西达拉特(Sedarat)的中央审讯局;(5)被称为Khad-i-Nezami的KHAD军事部门办事处,它在西达拉特大楼附近有两个私人拘留所;(6)艾哈迈德.沙汗(Ahmad Shah Khan)拘留所;(7)瓦西尔.阿克巴.汗(Wasir Akbar Khan)拘留所,即KHAD在霍瓦扎伊.班卡特(Howzai Bankat)区的办事处。”KHAD除了其在主要城镇的监狱和军事哨所以外,还征用了首都周边的200所个人住宅。

这份联合国报告继续写道:

(阿富汗政府)所实施的酷刑,其手段范围广泛,引起了报告人的关注。在他的陈述中,一名前秘密警察列出了8种不同类型的酷刑:对男性的生殖器和女性的乳房施以电击;扯掉手指甲,并伴以电击;从囚犯牢房中移走所有的厕所设施,为的是过一段时间,他们被迫在其狱友的众目睽睽之下大小便;将木制品插入肛门,这种做法尤其用于年长或受人尊敬的囚犯;拔掉囚犯的胡须,对于老人或宗教人物尤其如此;让囚犯窒息以迫使其张开嘴,然后嘴里被撒进尿;使用警犬来对付囚犯;无限期地用脚倒挂;强奸妇女,将其手脚捆绑,并将各种物体插入其阴道。

这些肉体折磨,还应加上各式各样的精神折磨,包括假处决、当着囚犯的面强奸其家人,以及假装要释放囚犯。苏联顾问参与了审讯,并协助刽子手。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译者注:剑桥大学近现代史名誉教授、情报历史学家)和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Oleg Gordievsky,译者注:前克格勃特工,从1974年至1985年为英国军情六处效力,冷战时期曾为英国提供重要情报)坚持说,“克格勃在阿富汗领土上重演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恐怖事件。”KHAD雇用了7万名阿富汗人,其中包括3万名平民,并由1,500名克格勃官员所掌控。

尽管共产党政变后恐怖政治立即随之而来,但抵抗组织仍在扩散,炸弹雨点般地落在共产党的统治中心。示威也发生了。学生们于1980年4月27日举行罢工,以自己的方式庆祝政变。他们最初的示威受到镇压,60名学生遇难,其中包括6名年轻女孩。罢工持续了一个月,以众多男女学生被监禁而告终。其中许多人随后遭到酷刑折磨。“幸运者只是暂时或永久地被学校开除。”非共产党人士被剥夺了许多机会,而且对学生和老师的镇压也变本加厉。“为了吓唬女学生,刽子手们会带她们参观抵抗战士遭受酷刑的恐怖屋:法里达.艾哈迈迪(Farida Ahmadi)看见轧断的四肢散落在KHAD大楼的一个房间里……这些从学生环境中挑选出来的受害者随后被释放回社区,在其伙伴中散布恐慌,以便他们的经历可以作为对其余人的教训。”

1983年秋,大赦国际发布了一份报告,并发出呼吁争取一些囚犯获释。哈桑.卡卡尔(Hassan Kakar)教授是专门研究阿富汗历史的历史系主任,早前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后因帮助过旗帜派成员(尽管他不是DPPA成员)并为其他几人提供庇护而被捕。对他的审判是秘密进行的,不准许律师为他辩护。他被控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被判刑8年。他的两位同事也是教授,分别被判8年和10年徒刑。阿富汗唯一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穆罕默德.尤尼斯.阿克巴里(Mohammed Yunis Akbari)于1983年被解职,同时未经指控就被逮捕和拘押。他已于1981年和1983年两度被捕,又于1984年被判处死刑,最终于1990年被处决。属于研究和讨论团体的知识分子,遭到系统性的监禁。这些团体的目标是找到结束冲突的途径。对于任何被认为对政权构成任何形式威胁的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命运也差不多。

在整个共产主义时代,信息都受到严厉控制。未经政府认可的外国人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记者和医务人员也一样。他们被捕时,被带到中央监狱并接受审问。他们没有受到肉体折磨,因为人道主义组织总是知道他们在该国的存在,并会立即要求将他们释放。但是,当他们受审且检方的指控是基于伪造的证据这一点变得明朗起来时,他们常常被迫承认他们一直在为外国政府刺探情报,并参加了抵抗力量,尽管他们纯粹是以人道主义的身份出现在那里。

尽管外国人被人讨厌,但他们既没受到酷刑折磨,也没被杀害。相比之下,被捕的阿富汗嫌疑人则常常遭受酷刑并被杀。例如,来自1966年成立的阿富汗普什图社会民主党(Afghan Mellat)的激进分子,于1983年5月18日被捕,尽管缺乏证据表明他们支持过抵抗行动。大赦国际公布了阿富汗社会民主党18名成员的一份名单(后来加进了更多的名字)。这些成员因据称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反抗者而被捕。1980年6月8日至1982年4月22日,政府正式宣布,以从事反革命活动罪判处逾50例死刑。1984年宣布又判了77例,1985年宣布又判了40例。

1986年夏,沙.巴兹加尔拟定了一份名单,其中包含喀布尔的52,000多名囚犯以及贾拉拉巴德(Jalalabad)的13,000名囚犯。根据他的数字,共有10万多名囚犯。1992年4月19日,抵抗力量占领了普里查基监狱,释放了4,000名囚犯。1992年5月,在附近发现了一个万人冢,里面包含12,000人的遗骸。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于1986年被免职时,取代他的是穆罕默德.纳吉布拉。这位总统与戈尔巴乔夫极为相似,通常自称为“纳吉布同志”(Comrade Najib),以避免所有对阿拉(Allah)的提及。掌权后,为了民族团结,他恢复了自己的姓氏。纳吉布拉是旗帜派成员,也是一名退休的内科医生,曾任驻伊朗外交官,极为亲近莫斯科。1980年至1986年,他一直担任KHAD首脑,并因在那里的工作而受到长期执掌苏联克格勃的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的称赞。后者接着成为了苏共总书记。纳吉布拉被其兄弟塞迪库拉.拉希(Seddiqullah Rahi)称为“公牛”。他曾将纳吉布拉比作拉夫连季.贝利亚,并声称他在6年内签署了9万人的处决令。除了担任情报机构首脑外,纳吉布拉还应对亲自折磨无数人负责。为数极少的幸存者之一如是说:“由于我几次否认指控,纳吉布拉走近我,对我的腹部和脸部打了好几下。我跌倒在地。在地上,半昏迷中,我依稀记得脸上和背部受到了更多的踢打。鲜血不断从我的嘴里和鼻子里涌出。直到几个小时后回到牢房时,我才恢复了知觉。”

盲抓误打时常在镇压中扮演重要角色。曾在查希尔统治期间担任国会议员的一名商人被误抓并受到折磨,随后获得释放。

对我的逮捕发生在晚上9:30左右……我和另外两名囚犯一起被关进一间牢房。其中一名是建筑工人,来自喀布尔以北的卡拉汉(Kalahan);另一名是在农业部工作的官员,来自楠格哈尔省(Nangarhar)。显然,那名建筑工人已经被打得非常严重。他的衣服上沾满了鲜血,手臂受了严重瘀伤……我被带走接受审问。我被告知,在过去几周内,我访问了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访问的目的是,在当地民众中散布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事实上,我有六个多月都没离开过喀布尔。我坚决申辩自己是无辜的,但我一这么做,就开始遭到雨点般密集的殴打……一部老式电话机被连接到我的脚趾上,他们用它来对我进行电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受到审讯。两天后,参加过审讯的KHAD人员中有一人进入我的牢房,告诉我我将被释放。他说,KHAD确信,逮捕我是一个错误。

恐怖还被用在阿富汗儿童身上。他们被逮捕并送往苏联,在那里被训练成儿童间谍,为的是被派去渗透抵抗力量。儿童被注射毒品以限制他们的独立性,较年长的则获得妓女服务。一个名叫纳伊姆(Naim)的男孩告诉沙.巴兹加尔:

我来自赫拉特。8岁时,我辍学了,被安排在Sazman(阿富汗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里,然后送往苏联9个月。我父亲是名共产党员,他对此表示支持。那时,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再婚了。在家里,除了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外,每个人都是人民派的人。父亲把我卖给了苏联人。几个月来他都这样赚钱……我们的任务是当间谍。

当巴兹加尔问纳伊姆是否曾见过小孩死亡时,这名男孩回答:“见过好几次。一次是被电死。那个小孩的身体腾空跃起约一米高,然后摔在地上。那名小孩此前拒绝做间谍。还有一次,一名小孩被带到我们面前。他被控没有告发他的一位同志。据说,此人在一辆俄罗斯装甲车下面放了一枚炸弹。我们看着他们把他从树上吊起来。他们大叫道:‘如果吩咐你们的事你们不做,这就是下场!’”逾3万名6岁至14岁的儿童被送往苏联。如果父母敢抗议,就被贴上抵抗战士的标签并投入监狱。

恐怖令全民受害。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沦为这场全面战争和政府压制性政策的受害者。苏联占领军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镇压抵抗力量,包括运用不加选择的恐怖行动、轰炸平民、屠杀全村以及将无数人流放。政治恐怖总是伴随着平民恐怖(civil terror)。所有大城镇都有专门的监狱,被拘留者在那里遭受酷刑,然后通常被杀害。

干预的后果

共产党政变和苏军随后的干预对阿富汗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20世纪60年代,该国走上了繁荣、现代化和民主的道路;由共产党人支持的达乌德政变终止了经济发展,并使阿富汗深陷内战。该国被迫靠战时经济勉强维持生存。这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向苏联倾斜。(毒品、枪支和其它物品的)走私变得很常见,经济迅速沦为一片废墟。今天,这场灾难的规模仍旧难以衡量。在约1,550万人口中,有5百多万居民已前往巴基斯坦和伊朗。他们如今在那里生活在悲惨的条件下。死亡人数极难确定,但大多数观察员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夺去了150万至200万条生命,其中90%是平民。有200万至400万人受伤。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的发展中,以及不同族群间紧张关系的重燃中,共产主义所扮演的直接和间接角色是无可否认的,尽管它可能难以量化。阿富汗曾一度走上现代之路,但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战争与暴力似已成为社会中心参照点的国家。(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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