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从“仗义每从屠狗辈”说起

流传这么一副对联:“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为明代在桂林当官的曹学佺所撰写。而这缘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

故事是这样的。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当地皇亲宗室权贵经常纵容恶犬伤人,并以此为乐,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有一天,某权贵又放出恶犬,一个秀才躲避不及,被恶犬扑倒,眼看就要命丧狗口,这时路边冲出一名屠夫,手起刀落剁了狗头,救下了秀才。权贵一看,竟然有人敢杀了爱狗,这还了得!他们把屠夫捆绑送到官府,要判他死罪给狗偿命。曹学佺正好审理此案件,详细看过状纸后,判屠夫无罪,更判权贵要赔偿秀才医药费。权贵自然不服,便心生一计,暗中重金贿赂并威逼恐吓秀才改口供,同时要求重审。开堂再审时,秀才果真改了口供,说那天是在和此犬玩闹嬉戏,是屠夫恶从胆边生杀了此犬,要屠夫给犬偿命!秀才如此陷害屠夫,曹学佺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大骂道:人证物证皆在,况且屠夫救你一命,你不思回报,反要置他于死地,伤天害理!说完就要衙役杖击秀才,秀才挨不过,不得不招认是做假口供。于是,曹学佺重新判决:屠夫无罪;秀才恩将仇报,革去功名,给权贵当狗去!审理结束后,曹学佺愤然在案卷上写下“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副名联。

不过,也有许多人质疑曹学佺这副对联。他们说,曹学佺是在一种气愤的状态下写的,少不了有点偏见。也有的说,人们平时似乎对于“屠狗辈”的道德要求比较低,所以一旦他们做了一件“仗义”的事情,就显得很特别有正义感。而对于读书人的秀才,道德期望比较高,一旦一个不仗义,马上会被喷:“瞧瞧,还知识分子呢,一点不讲义气。”有人甚至这样为秀才开脱:一个人能不能“仗义”通常与自身条件有关。“屠狗辈”相对处于社会底层,顾虑比较少;而“读书人”经过多年教育,顾虑多,更会权衡利弊关系。这样的开脱显然近乎无耻了。

事实上,“秀才”仗义的应该说还不少。最近就有现成的例子。

6月20日,湖北大学网站发布消息: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梁艳萍记过处分,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在官方消息发布不到两个小时,武汉作家方方就在个人微博发文,斥责湖北大学给中国的大学丢脸了,也给湖北丢脸了。她严词痛斥:极左团队和网络流氓们,你们绑架了湖北官方,绑架了湖北大学,绑架了宣传部门,绑架了出版部门。我要看看,同时也请大家看看:你们会不会绑架所有大学?你们会不会绑架所有部门?你们会不会绑架整个中国?你们会不会绑架以亿而计的中国人?

一如既往!这就是方方。她的表态保持了自己的一贯风格。

这是被“伟光正”的“党”处理啊。几十年来,在中国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一个人一旦被“党”处理了,大多数人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不落井下石已经很难得了,更别提公开发声了。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过来。事实上,梁艳萍教授被处理后,中国网络上就立时一片欢呼声。身处风暴中心的方方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抢眼。这种豪爽让很多人汗颜,也让人感慨:方方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也同样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3月23日,当方方因为她的武汉封城日记被全国四面八方大肆攻击的时候,梁艳萍撰文《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为其辩护。梁艳萍说:作为一名身处疫区的作家,方方的追问是使命感的追问,良知的追问,也是批评者的追问。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

梁艳萍教授的辩护正气凛然:

批评无自由,则赞美就毫无意义。要知道,问责是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后现代,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管理模态总不能永久地停滞于前现代,总不能维持一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让人蒙在鼓里,不知就里。采用对上奉过去,对下顺过去,得过且过,忽悠一时算一时吧?更不能像鲁迅当年直刺的那样:“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除了对官员治理的追问,方方的写作还有对出自公共卫生、疾控等领域专家之口的“可防可控”“人不传染”等酿成灾祸的言论的追问。当病毒肆虐之下,不实事求是,每人隐匿一点点,遮蔽一点点,含混一点点,大祸就酿成了,就降临了,最终从九省通衢,蔓延世界……悲乎!

 

梁艳萍教授对封城日记的挞伐者极其厌恶。他们从一开始就排成了长队,挥舞著十八般兵器,喊著骂着,朝向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恶狠般地扑来。梁教授嘲笑那些阿Q们、赵多多们、王秋赦们,他们都从蛰伏中出来,换件衣服,披个马甲,又上阵了。他们犹如流氓病毒一样在寻找宿主,企图寄生于其上,多蹭那么一点含赵量,或者到时候去邀功,得以投入到“胜利叙事”的狂欢中。梁教授连用“可耻!很可耻!可耻之极!”来形容这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在方方事件中,这种可耻之人——不管是“屠狗之辈”还是经过多年教育的“读书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例如忘恩负义的“敲锣女”李丽娜。2020年2月8日,武汉疫情高峰时期,她在自家阳台上敲锣哭诉,呼唤大家救她染疫但无法入院的母亲。方方以极大的同情在日记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后来敲锣女的母亲住院了,得救了,故事也随着方方声援日记传到世界。事后李丽娜写了上下两篇《武汉敲锣记》,方方转发了上篇,并配文说:“永远要记住武汉人的奋斗,还有无数人的相互帮助。这些事都必须记录在案。”但是,这次敲锣女却翻脸了。看到方方日记受到全国许多人洪水般批判为“抹黑国家”,敲锣女也指责方方把她“当武器使”,“拖她下水”,给她“带来伤害”,完全恩将仇报。

再列举几个争先恐后投入“胜利叙事”狂欢中的可耻者:

3月18日,一篇三千多字的致方方的信发表在网上,写信者自称是十六岁中学生,信中劝方方“吃人饭,要说人话,端别人碗,要服人管”。

4月9日,极左网站《红色文化网》刊登笔名“十念生”的文章,把方方日记在全球发行形容为“欧美的一把屠刀”,而他“仿佛看见这把屠刀已经举起”。

4月14日,武汉市区出现一张公然威胁方方的大字报,作者自称“乡下农人”。这张以《告方方书》为题的大字报骂方方“吃人血馒头”,“享受着种种国家体制内优好的福利和待遇,却干着严重伤害构陷国家的事情”,“要求方方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出来,削发为尼或者以死的方式谢罪,否则,自己将会以‘侠义方式’,对方方你进行‘文攻武伐’”。

4月16日,曾在比武中被徐晓冬十秒打趴的太极雷雷,在社交媒体录制视频,称要“诚邀武林同道”,用拳头教训方方。

4月21日,《今日头条》刊登名为“左笔书法钱诗贵”的文章,称有南京的雕塑家朋友认为方方是“积极充当西方反华势力急先锋”,“不折不扣沦为了汉奸”,要在秦桧墓旁给方方立跪像。

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也亲自出山,以居高临下之态,反而攻击方方“丧失做人的底线”。《环球时报》胡锡进总编则代表“中国人民”,发文称,“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一个曾与本城人共生死,在大家最难的时候记下本城人点点滴滴的作家,现在竟然受到全国性的恶毒攻击,这当然不只是个别人忘恩负义,不能单单看作是一个“东郭先生和狼故事”,一个“农夫与蛇的真人版”。这是极左团伙集体作恶,群起而攻,制造并形成汹涌舆情,背后又显然有强大的政治思潮势力相助。据揭露,他们这次为了胁迫湖北大学处理梁教授,甚至点名威胁湖大校长:你不处理梁艳萍,我们就揭发你什么什么。这一招明显有效。另一招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新近就传言:中纪委第几巡视组进驻中国作家协会,对方方已经有了处理结论;又说军方已经公开斥责方方日记……诸如此类,全都写得斩钉截铁,煞有介事,来头越大,似乎越证据确凿。而那些“大旗”,似乎也很乐意去充当“虎皮”。

梁艳萍教授在她的《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的文章中说: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我们不能留给后代美丽的符号,至少我们可以留给他们可能美好的希望!

梁艳萍教授为方方的辩护掷地有声,但又相当悲壮。毕竟,不能不说,在目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中,在强大的政治思潮势力的挤压下,她肯定只能是败方。迎头相撞,结果头破血流。类似她“下场”的,之前已很多,跟着可能还有:海南大学退休教授诗人王小妮、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谭邦和、南昌大学教授静娅、河北省开滦一中校长张丽钧……等等。这些人经过多年教育,是顾虑多,但顾虑的不是自身仕途;他们是更会权衡利弊关系,但权衡的是国家民族的大利大弊。

那些阿Q们、赵多多们、王秋赦们是屠狗之辈吧,他们并不因处于社会底层没有顾虑而“仗义”。他们愚昧蛮劣根本不知何为“仗义”!而封城日记的挞伐者、处分梁艳萍教授的决策者,都是受过“教育”的了,甚至是“宣传”、“教育”领域的当权者,可却正是因为受过“教育”而懂得如何罗织罪名。他们是权贵的看家狗,是良知的刽子手。

显然,仗义不仗义,负心不负心,跟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接受的是什么“教育”!权贵们权贵来之不易,他们老谋深算,金睛火眼,深知驭民术之关键。君不见,堂堂清华百年名校的十六字校训就被拦腰砍去一半,剩得八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另一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早已不知所终!而没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只能是虚妄之语,与古人所望大相径庭。

说到这里,实在应该进一步想想:如果当年的广西右参议曹学佺大人和权贵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么,一个可悲可叹的情景绝对百分之一百出现:管你屠狗辈也好,读书人也好,所谓“仗义”,所谓“负心”,全都得倒转过来!

但叹息也罢,悲哀也罢,这正是今天人们看到的现象。权贵们正为他们的“胜利叙事”而弹冠相庆,即使是一时的成功。

(6月30日于悉尼)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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