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民众野菜树皮充饥 干部贪污吃香喝辣(图)

湖南宁乡县大跃进,“苦日子”相当程度是自上而下大刮“五风”的结果。但“苦日子”到来后,干部们也惊慌失措,惶惶不安了。全社会都缺粮,有权力的干部们,不少人大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以保自己和家人不受灾祸。

凡是采访当年因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而在整风整社、三反、社教运动中受处分者,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一是为了完成任务,搞好工作,二是保家保命。

就在民众以野菜、树皮填充饥肠之时,各级干部普遍出现巧取豪夺,贪污腐化,吃香喝辣,奢侈浮华。中共中央将这一社会现象称为“干部特殊化”。由于办公共食堂,食堂又由干部专权,干部生活特殊化也源于食堂——干部普遍开小灶。社员饥肠辘辘,餐餐饿肚子。干部有权,谁愿意挨饿呢,而且谁也不愿家人去挨饿。因此,有职有权,就多吃多占。

“老鼠洞”和“夜老鼠”

宁乡和湖南其它地方一样,还流行着“老鼠洞”和“夜老鼠”这两个“苦日子”专有名词。“老鼠洞”,是指公共食堂,它已成为干部特殊化的物资仓库;“夜老鼠”,是指白天挂名与社员“同甘共苦”的干部,晚上在食堂大吃大喝搞特殊餐。干部吃“小灶”是最常见的现象。生产队干部一般在公共食堂大灶上多吃多占,而大队和公社以上干部,则专设“小灶”,酒肉不断。

据县委的处理材料,花明楼公社机关食堂,伙食分三等,有“书记饭、委员饭、一般干部饭”。据1960年公社整风会议揭发算账,公社8个常委,一年内光多吃肉就有765斤,人均96斤;吃大米白面465斤,各种高级饼干282斤。其中胡仁钦一人吃鸡、鱼、猪肉160多斤。这还不算他们借开会和检查工作为名,长期在基层大吃大喝的物资。

1960年4月28日,8个常委一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鸡、猪肉、鸡蛋、荔枝16斤。有一次,4个书记开会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烂。

饥民闻讯,无可奈何地说:“书记吃饱了没事干,他们打打架,比拿社员打人开心取乐强多了。”

太平大队1959年死牛5头,杀了600多斤肉,几个大队干部就吃去500多斤,其中总支书记王义吾一人吃干牛肉70多斤。

干部大吃大喝当时已成普遍现象。1960年6月7日,中共夏铎铺公社委员会、湖南省委三反试点复查工作组联名向省委和县委作出《关于夏铎铺公社开展三反整风运动的报告》。

《报告》说:夏铎铺公社的干部,一个个养得红光满面,精神十足。对全社210个大队以上干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60年4月,共吃肉2062斤,鱼2335斤,鸡177斤,蛋40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员食堂断粮停炊,也无人过问。最典型的是新风大队9个干部,1959年过端午节,一次连吃带拿搞了150斤白面的包子。1959年5月到60年4月,11个月内吃牛肉138斤,猪肉220斤,酒150斤,菜油176斤,鱼210斤。

秘书黄振恒,用油炸面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来了请客吃糖,专门制作“爱爱糖”,还向公家报销。

据县委上报材料,该大队干部食堂的方针是:“以肉为纲,鸡鱼并举,小菜带头,保证基本供应。”大队9个干部就有8种绳子衣(毛衣——作者注),5只手表。群众反映说:“我们大队的干部实现了三化(手表化,绳子衣化,白糖、香烟、饼干经常化)”。

总支副书记黄振祥,1960年4月用公款178元买收音机、留声机各一部。大队部敲钟吃饭,与大机关一模一样。干部管吃饱吃好,从来不问社员食堂生活情况。大队部半夜三更干部吃夜宵,烹炸烩煎,搞得锅子乒乒乓乓,火煎鱼炒肉。可是生产上急需用的70000斤石灰,无钱买回;社员要借1元钱治病,也不批准。

到1960年4月底,公社检查,该大队社员吃糠咽菜,还有两三个月,社员存粮每人也只有10斤存粮了,总支书记不闻不问,致使春荒饿死人、浮肿病一发不可收拾。插秧人忙季节,关山生产队饥荒病56个劳动力,总支书记黄福祥、副书记黄振祥还不知晓,干部白天往外面转一个圈,又回大队部吃饭,晚上坐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开夜餐。严重影响群众生产情绪,他们说:“我们天天忙出工,干部光吃不劳动,具体问题不解决,搞起生产冒得劲。”

1960年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副书记何长友在报告中这样形容:“去冬今春滋长著的大摆筵席,杀鸡请客,做寿,添置非生产性的消遣器材之风,在少数地区几乎日日盛行。”当然,上述情况只能是干部的特权。

195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关子冲食堂司务室,灯光暗淡。队长、队会计和食堂会计正在办公桌旁烤火,桌上放了几本账册和算盘,炊事员正在厨房准备丰盛的夜餐。

不料,有人轻轻敲门,队长开门一看,是大队支书和大队长,连忙招呼:“我们准备开个夜班,把食堂账目清一下,出榜公布,搞个民主理财。好机会,领导来了,请领导指导。”

“好嘛,大家不谋而合,我们来的意思正是请你们搞个民主理财的样板。你们的力量强,底子好,条件够!”支书慢悠悠地说。队长笑在眉头,苦在心里。吃私食不行了,只好溜进厨房,轻声对炊事员说:“加码,再加3个人的,大队领导也来了。”

突然,门又咚咚响起来,队长小心打开门,顿时屋里气氛紧张起来,原来是县委工作组副组长。开会时他讲得最硬,不管任何人,谁搞特殊化就处分谁。他跨进门槛,看到屋里的架势,闻到喷香的菜味,不动声色,一屁股在炭火旁坐下了。

队长见势心动,马上汇报说晚上要清理账目,并恳切要求:“报告组长,今晚恐怕要乾通宵,我们要炊事员搞了个夜餐,一要请组长原谅,二要请组长一起指导工作。”

组长说:“近来偷盗风严重,我是专门来检查食堂‘三防’工作的。对财务嘛,我也略知一二,可以参谋参谋。今晚,你们的情况特殊,工作任务重,开个夜餐也可以,但以后不宜多搞,要注意影响。”

话音刚落,饭菜端上,大家放宽心,松开裤带,围拢炭火,热乎乎地吃了起来。

整社工作队的任务,就是下到社队,整顿干部作风。可是,1961年,县委书记何长友在《关于开展农村整风社的报告》中,这样描述当时工作队的干部说:“夏铎铺公社新风大队工作队长张其永,由于生活严重特殊,工作极不艰苦深入,在整社中继续大吃大喝,吃鱼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违犯粮食政策,超吃粮食,每餐吃10两,群众反映是一个特殊钵,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很坏。”

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讽刺干部吃喝风:“口里冒得味,开个现场会;肚里有点嘈,组织大检查”。开会就是吃肉吃鱼的场合。大检查更是令干部开心的事了。让检查者吃得嘴里流油,心满意足,那检查的结果就好多了。

检查评比,走一路,开一路荤,一家更比一家强。有的干部自己想吃什么就开什么会。想吃肉,开“发展牲猪检查会”;想吃酒席,就开个“红旗食堂现场会”。

白马桥浅水大队食堂管理员在笔记本上作了一个记载,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历史资料:1959年从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开过大小现场会7次,到会干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办饭菜19桌。本子上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食堂办得好是好,就是现场会多得不得了。办上一桌菜,除了鱼、肉开支不上算,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个人半个月的油盐。此风不可长,要开也要开得少。”后来被人举报,这位会计被撤职,送上斗争台。

社员一个月,吃粮不过10多斤,吃的是盐水清汤,一个月生活总共不到8元钱;一桌酒席四五十元,相当一个社员半年伙食。浅水大队食堂,3个月中干部开会吃的伙食费,大约相当于100个社员1个多月伙食。

干部贪污腐化 成为普遍现象

1960年6月25日,县委第一书记李学良在《我对“三反”运动中所揭发的问题的检查》中说到:

“全县大队以上的6700个干部中,贪污的达964个,占到14.2%,共贪污人民币145000元。看来,这个数字还有多,不会少。夏铎铺公社326个大队以上干部中,有67个共贪污金额6400元。其手段是虚假、浮领、造假凭证、收入账盈余不向上缴,骗取敲诈和勒索。该社六度庵大队会计何维华,59年在购销站贪污人民币125元。今年他动员一个老年社员出卖棺材投资为名,从中贪污现金12元外,还运用私拆挂号信等办法贪污人民币310元。社办企业厂矿财经单位,同样如此。据417个企业单位干部统计:贪污的78个,占所有单位总数的19%,有的贪污现金,有的贪污实物。夏铎铺公社医师曾尚书贪污怕补药达28种,群众反映他家是开药房,不但未受批评,反而多次评为模范,得到了表扬。该社主任杨新莆(公社党委委员)59年来贪污人民币500多元,光尝新食品之味就贪污60多元。个别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贪污,手段不择一切,有的贪污党费和团费,有的贪污投资和救济款。这说明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是很猖狂的,官僚主义者给他们的方便是严重的。因此,贪污现象不是收缩,而是发展,必须坚决反掉。”

在浪费方面:“去冬今春兹长著的大摆筵席,杀鸡请客、做寿、添置非生产性的消遣器材之风,在少数地区几乎时日盛行。黄材水库添置锦旗,做彩色衣服,动用国家布票6万多尺,一面最大的锦旗,长达2太,宽即5尺,花去人民币130多元。煤炭坝煤矿去年一次新建9间楼房,盐碱垮了,二次重建6间又垮了,因质量不好,设计不周,总共浪费人民币6万多元。商业局肉食经理部去年转运掉猪14次,共计144头,总计损失人民币2165元;夏铎铺公社新凤大队9个大队干部,动用公共积累购回收音机,留声机各一部,闹钟9座,好比排场,借支现金购买手表5只,绳子衣7件。大吃大喝方针称为;‘以肉为钢,鸡鸭并举,小菜带头,保证供应’。道林公社总支书记黄明泽从大队调去供销社,私自接受送礼共达人民币100多元。礼品之中,毛毯三床,热水瓶六个,玻璃床一张,干部还送给他一幅对联:‘明星建政共强党,泽放光辉为人民’。可见由于我们对干部教育不够,他们已受到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影响,发展到了蜕化变质。”

夏铎铺公社1960年整风整社运动,全社揭发出1382个干部贪污54525元,挪用公款21117元,利用职权借支不还9855元,多吃多占19497元,合计金额104994元,人均76元。

376个大队干部,贪污挪用195人,计贪污21132元,挪用7038元,借支4337元,合计41356元,人均210元。

讲排场,摆阔气,大兴土木。干部特殊化,还特殊在置民众生死于不顾,利用特权,一心追求自身享受和淫乐。

宁乡县委整风和“三反”材料中上报说,花明楼公社党委书记胡仁钦,平时经常说群众路线,艰苦朴素,出门带顶大烂斗笠,搏得县委领导人多次表扬,实际上是他故意把帽顶扯烂,以欺世盗名。

为了讲排场,图安乐享受,胡仁钦决定在花明楼公社大搞“十大建筑”,雕龙刻凤,大修“25里猪场”、“万人礼堂”、“绿化公路”、“水上凉亭”、“山上凉亭”、兴建公社“办公大楼”、开“花果山”、修“环山马路”、“新居民点”和“跃进桥”等等。为此两年多共拆民房2060间,占用民房15824间,平调各项实物和合248138元。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流离失所。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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