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玲:瘟疫 另一种雪崩

武汉发生灾难以来,和无数国人一样,我也像个自禁的囚徒。可所有从外面飘来的消息,都总让人揪心、痛苦甚至夹杂着某种愤怒。一个多月来只能隔岸观火,不时低头敲著键盘。也陆续推出数篇评论,感觉要死要活的,伴随着格外的纠结!作为一个社会时事的关注者,就希望每一天都能收获相关新资讯:瘟疫究竟,疫区怎样,人们又如何了?显然,好坏的消息交替出现。悲喜交织之中,总想追问某些难以放下的疑惑。这当口,反思比偏执紧要。

其实,我们真的无力全面了解武汉真相。或者说,有关疫情的报道可能是丢三落四的。几日前,有披露武汉封城后一批外地打工者,至今依然在流浪中生活。但很快就被屏蔽,文虽真实,却被列入“负面”与“违法”。让人感觉有许多公平与正义的死角,在被轰轰烈烈的声音淹没。在灾难尚未终结,或一时难以终结的社会“废墟”上,弱势群体,除了死难者,你依然看不见那些还活着、却很悲惨的各式受难者。瘟疫爆发的肆虐,可以想像。

武汉已构成一个十足的悲惨世界。“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当这样的宣扬针对还在各种伤痛中煎熬的武汉时,从理性到情感都令人无法接受。称赞,可以淡化灾区情结或是安抚人心?类似这样的表达,人们也似曾相识。实际上,在疫情发生并连成一片灾难之时,这个城市已瞬间陷入慌张失措中。从开始的极少数人清醒、叫喊和懈怠,到多数人被动、麻木和沉默。突然的封城中,遍地弥漫的是无奈、染病、恐惧、死亡和弱弱地自救。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这是法国作家加缪在其《鼠疫》中的一段话。

在我看来,面对这场人祸远过于天灾的患难中,满城都是无辜受害者!谁是英雄?谁又希望充当这样的“英雄”呢?在尚未成为受害者之前,这座城市与它的市民,是否有过日常的觉悟,或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有尊严的公民?当然,这不等于他们必须要再一次接受莫名地拷问。而那些责难他们素质低下、喜好野味而自食其果的傲慢,却是完全不被允许的!问题本质或许在于:面对一种明知故犯的历史错误面前,他们从未、也难以作出自己的选择。

他们相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彼此之间,在理论上早早就属于一个整体,可在客观层面,则往往表现出的是貌合神离。所以这次,当武汉政府在攸关公众生命安全与道德考验面前,便自然表现得经不起推敲。在关键时刻的无所作为或是反作用,直接导致了千万人的身心利益深受重创!武汉瘟疫并非地方治理的技术手段问题,而是被权力制约的制度纰漏。公权力漠视或疏于民意,遵从惟上是从的权力规则,宪法的原则与公道也就必然被虚置。

而民意呢,则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在太长的岁月里,人们对自己的生存质量节省了思考,对人在社会中的尊严与否懒得料理。至于若干项重要的个人权利,几乎就不想出面去争取兑现。他们认为政府的万能,包括代为设计理想与思想,设计如何服从每一个生活方式的指令,并学会放弃对政府的任何怀疑与批评。公民对政府的委托关系成了依附关系,使得所谓“公仆”常常变为一种假设,或角色出现反转,而非对公民权益念兹在兹的责任与义务。

即使是在灾难发生后,人们依然可以感觉到:这个市政府存在具有某种“临时性”。《财新网》曾报道了11名养老院老人死于肺炎感染,武汉方面随即“辟谣”。若不是“财新网”的坚持,拿出具体的铁证进行反驳,也许,他们便可能成为另类的“造谣者”,并给自己招惹严重的舆论麻烦?或许还有更多不同角度的新闻披露,但屏蔽功能的依然强大,使那些人们需要和亟待了解的灾难真相,总是转瞬即逝,留不下痕迹。苦难景象,可以如此一笔勾销?

武汉究竟死了多少人似乎无从确定。2月28日的《武汉发布》曾有这样的通告文字:“为加强运力,已争取市指挥部、省民政厅支援,调配了一批殡仪车辆、人员以及防护装具,充实到殡仪馆,提高了遗体运送和服务保障能力。”有位网友就此看出了常识破绽。按照简单数学计算:病亡累计104例,除以封城8天,平均每天才13人,需要运力援助?如推断成立,无辜的逝者可谓死不瞑目。而人类,似乎只有屠杀才需对死者数字进行隐瞒!

这些天,各媒体出现了不少有分量涉及武汉疫情的批评文章,很可惜先后都被封口了,包括《财新网》的那篇好报道。就连近日上海学界发表的、关于疫情中暴露出十大问题的深刻必要的专业反思都被一一屏蔽了!公权力这种接近掩人耳目的做法,好像从来都是大大方方地。可这样的“自信”来得没什么理性与逻辑,也实在是缘于缺乏一种真正的文化自信。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是以对民意的不断封闭或打压获得正常发展的。

最近一位署名“令狐宝”的,也搬出了《汉书・霍光传》中“焦头烂额座上宾,曲突徙薪无人请”的故事:“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文末点到说:“假设,那主人就是中国的皇帝,那房子就是皇宫,就是国家,又会如何?从阿房宫到圆明园,从长安城到紫禁城,中国历朝历代,总是能看到似曾相识的人间大火。”

人类所以要留下不同角度观察的历史,就是要给未来留下借鉴是非的镜子,告知前人的路怎么走,有何种宝贵经验、又有何种惨痛教训。而那些被人们称之为伟大的思想,也在不断为人类的趋利避害供给方式路径,为社会的吐故纳新提供丰富营养。这些思想希望建构的社会,必然合乎人性的最基本道德,适应生存的最起码条件,满足自由的最单纯欲望。中国也不例外,由于经历了特别漫长的专制史,使我们的探索更显得复杂曲折,更期待勇气与突破!

中国现代文明的路途艰辛,缘于没有形成一个开放透明的舆论场域。一种公权力的过于强大,其挤压下的公民的社会便难以成长。行政权力的无孔不入,也窒息了正常的可能自主自助的民间社区。我们也大张旗鼓地谈论民主/自由,却忽略了自由的本质是对人的思想与创造的最大化,使人类生存的目的意义得到彰显。单就言论的政治自由而言,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本人都曾如此强调过:“没有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而灾难发生的现实,却同样是一面镜子,足以反照出社会存在的人文缺失。这些日子里,人们不间断地阅读到了在疫区的作家方方女士的疫情日记,感受了许多疫情下的那些无力、无助与苦难的面孔、心灵。而这样文学式的伤痕暴露,即使泪水足够、良知足够,似乎还不足以揭示未来如何阻止不幸人祸继续的力量。客观上同样需要更多人参与投入对问题的全面检视与自由表达。而作为当担责任的政府官员,救灾之余,则理应成为反思的主角之一。

社会进步需要理论思想的引导,而这种理论或思想必须是可以落地的、符合这个国家的主体——人民及其文明、安全、舒适的社会生存利益。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曾这样提示人类:公民的自由有哲学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含义。前者是指能够执行个人意志的自由,而后者则指这种有不受其他公民侵犯的自由。政治自由也包括自由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自由与公民的关系。而确保政治上的自由即是“法的精神”所要探讨的重大问题。

我们的社会不应当丧失历史纠错与现实建构的能力。但实际上,许多呈现出来的现象却令人啼笑皆非!每天收到各种信息,包括文本,有粗有细,有益无益。少数的言语也让人心痛,揭示了生命的非常劫难与人生的另面真实。可也有人,在冷酷而得意地消费著这场灾难。他们像以往那样,以胜利者姿态在发疯式地“感谢”这个祸及全球的灾难“来了!”,因为,它能体现中国人如何地紧密团结,如何地英雄气概,并让世界为此看到中华民族的特别伟大!

一位支援疫区的一线护士“弱水吟”,以一首《请不要打搅》的诗做了回答:累了一天,一夜/休息,睡觉/比你们的赞美更需要/如果可以,请你们去看看/那些灭顶的家门/是否升起了炊烟/火葬场那些流浪的手机/有没有找到主人。地球33个国家和地区遭到殃及,惊恐八方。关系亲密无间的朝鲜等竟毫无客气地率先关闭全境,阻止中国人入境,俄罗斯也随其后,据说还动用了“人脸识别”应对中国人。国民伤痛,国家尴尬,民族悲哀,人们何以自豪?

要学会理性地表达个体对社会事物的看法,甚至批评与批判。千万不要忽视自己的个人权利。胡适先生曾在“五四”时期这样说:“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挣自由,争取你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挣人格。”当然,这种稀贵的认识高度,只属于自由主义。对今天来说,国家不正常个人也难以正常,个人权利不健全,则国家难以验证其文明。只有时时审视和驱动国家的正常和进步,个人的自由与快乐就会很近,灾难也会变得非常遥远。

若面对如此灾难时刻,还在采取避重就轻、掩耳盗铃的思维行事,还唤不起对社会现代治理的思考,那么政府将如何处置民众复杂的情绪,如何缓和社会各方形成交织的新老矛盾?那些因悲剧而对政府缺乏信任的人们,又如何确保彼此未来持有正常的关系?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明朗,一个国家公民意愿的顺畅,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健康,在此间生存的所有民众才可能活出明白,活出滋味,活出尊严!否则便是公权独大,是非不分,知行混乱。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世界要感谢武汉人民”。这种不无真诚又带残酷的感谢,是武汉人民用封城消耗冠状病毒得到的。而我想说的是,这是缺少以人为本或缺失“言论自由”之下,武汉民众与灾难的一场必然遭遇。这种惨烈的代价,应该能让所有亲历这一事件的人们牢记:人类是一个命运的整体,无论你扮演什么角色,你都必须以自觉自律、以公正公义善待同类,善待同胞,善待生命。否则,雪崩时,你也属于那一片雪花——可能无辜吗?

“每个人都处在死亡的边缘。”——也许出于对武汉瘟疫威胁的空前感受并且悲观,妻子Z今天如是说。平时,很少表达自己对社会事件的态度,这一回,却也按捺不住对某种现象的忧虑。近期她正在重温《红楼梦》,并欲探“甄士隐”与“贾雨村”的存在与关联。因现实而感叹起文学人物的虚幻命运,这只属于个人的一点点社会自觉。希望我们的人生,不只是感受一种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在“道”与“释”中望不见温暖真切的现实。

若一场瘟疫过去,我们最该学会的难道不是对现实文明的再审视吗?

2020.2.27北京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北京之春/责任编辑:李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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