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敏:疫情统计中共玩弄文字游戏

湖北省新冠肺炎(COVID-19、武汉肺炎)疫情数字,在13 日这天因纳入“临床诊断”致单日确诊病例井喷1万多例。值得关注的这是中共官方第2次更动疫情统计方法。

在2月5日中共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中,诊疗方案在“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之外新增了一个“临床诊断病例”(只限于湖北省之内,即诊断标准“一国两制”)。简言之,临床诊断表现出病征、CT影像显示有肺炎症状即可确诊,不一定要做核酸检测

有一些报导说,纳入“临床诊断”这是武汉一线医生“放宽检测标准”的呼吁得到落实;也有不少舆论指出,这是新官上任切割、释放前任的瞒报存量。其实这些说法还是这次改变统计方式的一个表面理由。

中共卫健委2月5日发布确诊新标后,是在直到一周后的2月13日公布12日统计数字,才首次将“临床诊断病例”直接纳入“确诊病例”进行公布。对照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12日在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上表示,武汉感染者底数还没有完全摸清,蔓延扩散的规模也没有较为精准的估计预测。据有关方面推算,武汉潜在被感染的基数可能还比较大。

陈一新这是在打预防针,卫健委更改统计方式也是为武汉疫情最后的数字惊人铺路。换言之,实际情况超出隐瞒者们的隐瞒。从另一个角度说,一直以来都是以筛查标准来人为控制住了确诊人数等统计。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则向财新网透露,早期国家卫健委的诊断标准是“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全基因组测序,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全基因组测序”;1月18日国家卫健委调整了诊断标准,“确诊病人的数量就急剧增加了”。由此可知,中共卫健委至少2次更动疫情统计方法,而18日这次调整不见公告。

中共卫健委专家最早订定的确诊标准三者不可或缺,这让1月5日确诊59例在1月11日减为41例,尤其是标准中的第一条“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无疑否定了“人传人”的事实。也是官方这个“虽严却漏洞百出”诊断标准,在1月18日之前,让湖北武汉省市两会“顺利开幕、闭幕”,百步亭万家宴如期召开。

1月18日中共卫健委调整了诊断标准没多久,24日国内首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通过检验上市,此后多家公司“快筛套件”如雨后春笋,报导也时有所闻,快筛假阴性太多,有个案筛选5次以上才确诊。

中共官方更动确诊病例统计方法是“有目的”地调控数字。

值得一提的数字调控是病死率。官方在疫情扩散期间一职强调死亡概率很小。2月初有热心网友根据官方资料制表显示:1月30日170死(确诊7821),1月31日213死(确诊9,800),2月1日259死(确诊11,880),2月2日304死(确诊14,401),2月3日361死(确诊17,238),2月4日429死(确诊20,471),2月5日493死(确诊24,441),2月6日564死(确诊28,605)。以上数据说明,从1月30日至2月6日,疫情死亡率几乎都等于被确诊者的“2.1%”。遂有网民表示“武汉肺炎也会数学?”、“没想到的是卫健委里还有数学家”。

其实中共“人造数据”从来不是新闻。近期国际关注例子,2019年11月医学期刊《BMC Medical Ethics》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中国官方国家级和省级的器官自愿捐赠数据,并根据“数学模型”(mathematical model)确认这些数字很可能是“人为的”。论文作者之一、澳洲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罗伯森(Matthew Robertson)表示,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与二次方程式得出数字,两者高达99.7%吻合,有可能是“巧合”,但“极其难以相信”。这个结果更可能表明数据是依据公式得出的,中国自愿捐赠器官数据存在“系统性造假”。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11月17日《换个说法,中国继续摘取囚犯器官》报导,中国声称已全面停止使用死囚作为器官移植来源,公民自愿捐款已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但是出生于中国的德国美因茨大学(University of Mainz)博士李荟格(音)说:“他们只是把囚犯重新划成公民而已”

调查中共强制活摘器官的国际独立“人民法庭”于2019年6月17日在英国伦敦宣判结果:中共仍在继续迫害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以及强摘他们器官牟利。

中共器官移植供体来源始终不明却玩弄“公民器捐”造假,还有什么统计是真的。这次中共更改疫情计算方法,台湾医生潘建志就痛批“这实在很乱来”,这么一来会造成各国流行病学专家在致死率与基本传染数(R0)的计算数据出现问题。其实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早就信用破产。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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