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白)吴越争霸是春秋时期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争,它以越国灭掉吴国而结束。越王勾践在公元前494年战败,到吴国为夫差养马三年,受尽屈辱;回国后卧薪尝胆十五年;又经过三年战争,于公元前473年灭亡了吴国。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期间,公元前479年,孔子走完了他伟大的一生,病逝于鲁国。

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深深影响了后续2,500年中国的文化与政治,而他的重要著作就是他在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所写的《春秋》。《春秋》这本书以鲁国的国史为基础,以孔子的立场对这些史事进行善恶褒贬,以给后世订立道德和治国的规范。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盛赞《春秋》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也正因为孔子的《春秋》记载了从鲁隐西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因此后世的人把东周列国时期的前半部分,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称为春秋时期。之后,中国就进入了战国时代。

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步入战国时代。战国是以“三家分晋”作为标志的。司马光也把这件事作为《资治通鉴》所记载的第一件事。在宋代的儒生看来,“礼”和名分是非常重要的。三家分晋,不仅仅是晋国的三家大夫得到了晋国的国政、瓜分了晋国的国土、赶走了晋国的国君,而且他们还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且是得到了周天子承认的。也就是说,周天子等于变相鼓励大夫在造反,这就是名分错乱的开始。

司马光为什么这么看重“礼”?他有一个说法,一个国君很难保证他的实力、智力、谋略、经世济民的才华等方面都是在一国中最突出的。总会有大臣比国君厉害。既然大臣比国君厉害,为什么大臣不能够做国君,而由你来做国君呢?这就是因为国君和大臣之间是有一个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名分。

即使某一个国君能够保证他自己是全国最聪明的人,他也没有办法保证他的儿子、孙子乃至世世代代,都是一国中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只是凭能力和实力说话,那么国君就会面对巨大的危险。大夫的实力强了,国君就会被取代甚至被杀掉。所以为了避免大臣和国君之间互相的杀戮,就必须有一个东西来约束他,这个东西就是“礼”。

如果国君能守国君之礼,那么他就是一个好国君;大臣能守大臣之礼,大臣就不会杀掉国君。这样一个国家的政权才能够平稳地一代一代传下去。而三家分晋就是一个名分错乱时,有了这样一件事为先例,从此之后,人们就可以不谈道德,而只谈实力,于是就进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战国时代。

那么“三家分晋”是怎么回事呢?晋国原来有六家大夫,后来范氏大夫和中行氏大夫的家族都被灭掉了。此时还剩下四家实力强大的大夫,就是智家、韩家、赵家和魏家。

智家是四个家族中实力最强的,大夫叫智伯瑶。智伯瑶这个人有五个特点,一个是长得非常好,叫“美须长大过人”;第二个是他的射箭和驾车的技术非常好,叫做“善射御过人”;他的技艺非常多,叫做“多技艺过人”;他强毅果敢,做事情非常有决断性;同时,他的口才非常好。

但是智伯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又贪婪又不仁。当时他在觊觎大夫爵位时,曾经有人劝过他的父亲,说这个人有“五长凌人”,有这么多的长处,但是他又不仁。你用这么多的长处去实现那些不仁的目的,最后一定会给智家带来祸患。结果他的父亲不听,把智伯瑶立为世子,最后智伯瑶就成为智家的大夫。

韩家、赵家和魏家的实力就比智家差一些。公元前455年,智伯瑶为了削弱另外三家的实力,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现在越国很强大,对我们晋国是一个威胁。于是要求另外三家大夫,每家拿出一百里的土地充公。这样公家多了土地、多了人口,就可以多了税收,就可以有钱去训练更多的士兵,晋国就会更安全。他是以这样的一个借口要求另外三家割让土地。当时韩家和魏家惧怕智伯瑶的声势就从命了,割让了一百里的土地给智伯瑶。

当智伯瑶向赵家要皋狼这块土地(今山西省离石县)时,赵家的大夫赵襄子就不肯给。赵襄子说,我们赵家的土地每一寸都是百战所得,那个土地上流过我们先人的血,我是一寸都不会交给你的。如果韩家和魏家愿意给,那是他们的事,我是绝对不给的。

智伯瑶当时大怒,于是就约会了韩家和魏家一块去进攻赵家,而且他说,如果把赵家灭掉,赵家的土地分成三份。另外这三家大夫,每一家都会拿到一份土地。韩家和魏家一方面惧怕于智伯瑶的声势,另一方面又贪于得到赵家的土地,于是三家联军去进攻赵家。

赵襄子的父亲临死之前,曾经告诉他说,如果我们赵家遇到什么变故,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晋阳。晋阳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太原市。当时晋国的国都在曲沃,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曲沃县,中间间隔将近三百公里,很远的路。当时赵襄子一看,三家联军来进攻了,赵襄子就准备跑。

他就问手下大臣说,我们跑到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大臣给他推荐的第一个地方叫长子,就是现在的山西省长子县,因为那个地方的城墙刚刚修好,又高又厚。

赵襄子说不能去,修城墙已经让老百姓很辛苦了,他们已经很疲惫了,你再让他们替你打仗,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不能去长子。

又有人说,我们应该去邯郸。邯郸府库非常充实。

赵襄子说,正因为府库里有很多的钱,所以我们不能去,因为那些钱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搜括来的。还是听我父亲的话,去晋阳。于是他们就从曲沃,奔行三百公里到了晋阳。

晋阳城非常非常坚固。当年营建这座城的人,一个叫尹铎、一个叫董安于。他们在动工营建城池前,曾经问过赵襄子的父亲说:你想让我们去给你经营一条后路、一个根据地,还是想让我们多搜括一些钱财,让你更富裕?

当时赵襄子的父亲说,一定要经营一个根据地。所以这两个人对晋阳的百姓就非常非常好,税收非常非常轻,老百姓对他们家也非常非常忠心。于是赵襄子就跑到了晋阳。

他在这个地方守城,三家联军进攻,打了两年都没有打下来。从公元前455年,一直打到公元前453年,顿兵坚城之下。智伯瑶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儿不耐烦了。

智伯瑶有一天在附近巡视地理,突然看见附近有一座山,山上的水千流万道,滚滚投东而去。他就问土人这是什么山、什么水。土人说,这条水叫做晋水,非常大的一条河。

智伯瑶突然间就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想在河的下游栏一个坝,把河水挡住,然后要把水导到晋阳城城下,水灌晋阳。于是三家的军队就开始按这个计划施工。当时正好是春天,春雨下降,河水暴涨,很快那个水就淹到了晋阳城下。离淹没城墙就只差三版了。(“三版”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大概相当现在的不到一米。)

我们知道城墙是平地砌的一堵墙。老百姓的房子不会在同样的高度,所以老百姓家里面的房子,已经都被水淹掉了。没有地方做饭了,老百姓只能在房顶上,把锅挂起来做饭,“悬釜而炊”,而且当时还下着雨。就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晋阳城没有一个老百姓投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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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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