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记者眼中的文革:红色中国有六亿蓝蚂蚁

中国服饰在中华文化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更被誉为“衣冠上国”。但是从1949年后,千年衣冠王国的风姿不再,中国服饰装扮单调到极点,千人一面、万人一式,中国的审美意识至少退化半个世纪。西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旗袍被认为是封建余孽……统统被批判。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曾经这样描述文革中的中国: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六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积淀丰厚、绚烂多彩的宝库。中国民族服饰以色彩鲜明、技艺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但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中国的服饰也成了中共运动的牺牲品,变成了没了色彩、没了美感、没了性别差异的服装。

《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第一次到中国时,他感觉像突然进入了一个奇异陌生的世界: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

中国从上下服装只剩下“老三样、老三色”

文革”时期,中国民众的服装式样单一,颜色单调、呈现出高度同一的特征,在中国的服装史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服装只剩下“老三样”、“老三色”。“老三样”是中山装、军便装、人民装,“老三色”是蓝、绿、灰色。无论是文革期间还是文革结束以后的70年代末,这两个时段的服饰并无太大的变化,所谓“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

一、是性别不分、男女都穿、款式统一;

二、是年龄不分、老中青三代都是一个款式;

三、是阶层、地位和职业不分,上至首长、下至普通百姓都穿;

四、是季节不分,春秋当单衣,冬天套在棉衣外面当罩衣;

五、是场合不分,不仅是日常便服,也是工作服,甚至是结婚礼服。

这是军便服一统天下的时代,“十亿人民十亿兵”既是对“反帝反修”形势的见证,也是对服装状况的真实描述。

1966年“文革”开始,西服和旗袍被定为“四旧”,一些有西服的人怕被抄家,就把西服之类的服装拆掉。西装彻底离开了中国人。纺织品和服装的生产也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很多受人们欢迎的服装面料和服装款式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四旧”的帽子,有些花色品种被批判为反动图案。

本来是一些正常的穿着,只是稍稍鲜艳一点,就被指责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吓得普通老百姓连带点花的衣服都染成蓝的,把旗袍西装扔的扔,改的改。

浸透汗水、打着补丁的哢叽布工装,斜纹布军装,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共同引领着朴素的潮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褒奖,更是无奈。

1966年9月29日,外事部门规定,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人员:“男同志一律不准穿西服,女同志一律不穿旗袍、高跟鞋,不抹口红,不戴首饰,不烫发,不拿纯装饰用的手提包等。”不准穿西服,中山装就成了唯一的“正统”服装。

只有在夹道迎接外宾时,女学生、女职工为完成政治任务,把花裙子套在裤子外面。等外宾快到时,把裤腿卷起来;外宾车队过后,再匆忙将裤腿放下,把花裙子脱下,叠起来放入包中。

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

“破四旧”红卫兵检查人们的发式和服装

1966年8月20日,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市内的主要街道张贴《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不例外。

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分可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

布拉吉被认为是修正,西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旗袍被认为是封建余孽,稍微花哨的衣服便被打成“奇装异服”,统统被批判。

在“破四旧”的口号声中,很多大中城市的主要街道上设立了红卫兵的“破旧立新”站,检查人们的发式和服装。

于是,青年学生拿着尖刀尺子,个别的还手持皮带,不时在空中挥舞。一剪刀下去还算客气,如有争辩从阴阳头剥衣服到拳脚侍候。对辫子还手下留情,当然是女人的辫子,但如果头发上了油,光亮一些,身上喷的花露水还有余香,就是资产阶级的了。路上一些人裤管或头发被剪去,更多的拎着皮鞋赤着脚在匆匆赶路。被侮辱的人们不敢有半点抱怨。

在“越朴素越革命”的思想影响下,为了避免“不朴素,不革命”,人们都不敢穿新衣服,更不敢穿颜色鲜艳的新衣服,连蓝色、灰色、绿色的新衣服也要反复搓洗晾晒使之褪色,一定把新衣服变成旧衣服才敢穿出去。

补丁甚至成了这个时期革命的标志和宣言,破旧程度就是政治革命程度的表现。那个时代,有钱就是有罪,无钱就是英雄,越穷越光荣,越富越反动。

买布要票尿素袋子做裤子

中共在物资比较贫乏的年代发明的买紧俏商品用票。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凭票定量供应,有钱也不能多买。而且每家每人都有限制。

用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有粮、布、油、煤票等;用来购买日用品的有肥皂、卫生纸、火柴票等;用来购买副食品的有鱼、肉、蛋、豆制品票等;用来购买大件的有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票等。还有一些物资,货源时多时少,有季节性,无法固定时间与数量,便采用一种从1到100连号小票,随时公布,如一些水果等。无论何种票证,都有一条硬性规定,即过期作废,没有商量余地。

“无粮票没饭吃、无布票没衣穿”,票证在那个年月,是非同小可的,当然不能让它作废。但由于票证品种繁多,使用时间不一,差错实在难免,特别是一些不识字的老人。一位农村老太,拿布票剪布,营业员说:“布票已经过期。”老太当即失声痛哭。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说:当时买布要布票,因为我们家在文革中没有了户口,成了黑户,没有布票。我母亲就到废品回收站去买装货物的旧麻袋,染黑给我们做衣服。那种旧麻袋很粗,穿在身上很不舒服,但那已经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了。

还有文章描述,早期从日本进口的尿素,外包装袋是尼龙布的,类似于后来的“的确良”布,而且两条尿素袋子,正好可以改制一条“免裆裤”。于是,很多生产队长等人就把空尿素袋子拿回家,拆洗干净,买来2分钱一包的蓝染料,把空袋子布染色,做成裤子,既耐穿又漂亮,还省钱省布票。

就是这样的事情,只有生产队的队长、保管、会计、记工员、贫协代表等少数人才摊得上,一般人是没指望的。不过,这种“料子”布很容易掉色,洗一两水后,原形毕露,尼龙口袋原来的字样清晰可见——屁股上是“日本”,膝盖上是“尿素”“株式会社”。凡是看见穿这种裤子的人,不用问,不是队长本人,也是队长身边的重要幕僚,总之,是很有面子的人。

本来是人人都喜欢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以追求美为天性的文艺,也完全沦为政服务的工具,让你谈美色变。

有文章指出,五十年代初,中国人就进入了退化阶段,退化到延安式的所谓“革命美”,男人是锅盖头,人民服,女人是齐耳短发,列宁装,不论男女,都戴一顶解放帽以示革命,人人都以土的掉渣,泥腿子和一身臭汗为美,以“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为丑。而且,凡经历一次大规模意识形态革命(如延安整风、土地革命、文化革命),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就退化至少半个世纪。

比利时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中国的阴影》形容文革:“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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