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中共在中华民族救亡史上有过担当吗

中共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先生的一篇演讲《百年沧桑》被列为北京高校市级思政课的其中一讲,不仅受到官方的热捧,也被一些被中共蒙蔽的民众认同。笔者怀着好奇心,从头至尾仔细读了这篇演讲,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篇为中共站台的演讲,但它却又不同于以往的同类作品,除了演讲者的口才和噱头使它听上去比较生动外,它还试图从中共在民族救亡中的担当角度去论证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对于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真相的国人有一定的迷惑性。

金一南先生在演讲中称,中共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过程中的“自我担当”,是其存在于中国政坛最大的合理性、合法性。那么,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救亡”的过程中,中共是否真的如金一南先生所言是有担当的?是否真的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担当?“救亡”这个命题是否真的是由它了结的?

笔者认为,判断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中共对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态度,在于它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在维护还是在损害这个利益。而它究竟是在维护还是在损害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又集中体现在它是怎么对待苏俄和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和侵略的,因为晚晴以降对中国威胁最大的莫过于这两个国家。

金一南先生虽然在演讲中对中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却并未摆出充分的事实依据。他的观点是否站的住脚,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如同旧沙俄一样,1917年“十月政变”后建立的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当权的苏俄也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的野心。它建立不久就积极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党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输入到中国去,从而最终达到将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目的。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整个过程来看,中共不仅是苏俄对中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扩张的产物,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俄共“儿子党”,以俄共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执行的是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等各个方面均听命于俄共。

这种与生俱来的出生“胎记”,注定了中共不可避免要充当苏俄侵华的政治工具,为苏俄的在华利益服务。早在1921年的“一大”宣言里中共就赤裸裸地宣称: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加入现在世界上的某个“民主联邦”。这里所谓的某个“民主联邦”,它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中共的主子苏联。

8年后,1929年7月,中国东北地方当局根据中华民国政府要逐步在中国境内收回中国主权的决定,根据1919、1920年苏俄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不料苏俄非但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而且于1929年8月宣布与中国断交。斯大林并调动10万大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自卫,命张学良负责国境边防,兵分东西两路,进行阻击和抵抗。史称“中东路事件”。

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给中共发来指示:“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俄,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又频频发来电报,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俄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1929年11月,李立三在中共“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俄’,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时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称:“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60号通告,标题是“执行武装保卫苏俄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于是中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装暴动,牵制中华民国政府军,使之难以北调抗苏,与苏俄在北方的武装侵华里应外合。曾被中共媒体炒作的黑瞎子岛,就是在这次“中东路事件”中被苏俄强占的。在苏俄公开武装侵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共竟为一党之私甘当汉奸、走狗,出卖民族利益。

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正当中国国难当头之际,第三天,也就是9月20日,第三共产国际就电告中共中央机关:“必须趁著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要更进一步的武装保卫苏联。要在中国发动暴动,罢工,游行,示威,来夺取或推翻国民党南京政权”。

趁著国民政府军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布防,中共红军立即扩张,攻陷了赣南的数县。11月7日,中共果然在江西瑞金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改革,发动武装暴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第十四条赫然宣布:“我们赞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自成一国”。此条款用意已在前论述,就不在此重复了。日军侵华固因其军国主义野心膨胀,但又何尝没有当时被称为“赤匪”的中共在中国境内频频生乱,致使外患有隙可乘的因素呢?!

日军侵华是中华民族上世纪面临的最大一次民族危机,也可以说是检验一个中国政党对国家和民族究竟有无担当的试金石。

如果中共真的有担当,那么,当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它理应将民族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与国民党一同齐心协力抗击外敌,但中共的所为恰恰相反。虽然它嘴巴上把抗日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却处处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蒋的策略,借日本人入侵,国民政府无暇他顾之机,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实力,为日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做准备。

在中共看来,中日战争不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所以,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召开的中共洛川会议便确定了百分之七十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协,百分之十对日对战,和“要日蒋火拼”的方针,即将国民党视为最大的敌人。在1938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

洛川会议后,毛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地,不是抗日,而是绕到敌后,以谋扩张。毛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至于毛和中共吹嘘的游击战,不过是为中共夺地扩张的“法宝”。总之,中共的主意就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

如果说,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和中共还有些忌惮,不敢公开的不抗日,甚至还局部的参加了抗日,那么,随着中共发展到50万人马,抗日战争进入1939年的艰苦相持阶段时,中共的真面目开始暴露出来: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了。

中共宣传的新四军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军队。如中共广为宣传的“皖南事变”的真相就是中共军队改编成的新四军,不听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直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国民党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造成被围歼的结果。当年的《大公报》的报导就道出了真相。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还与日军暗中勾结,出卖国民党的军情,也就是通敌卖国。

日本东京大学远藤誉教授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发现了中共特务头目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其目地是为了取得日军的信任。其后,潘汉年向日军提出中共和日军的停战问题。远藤教授还找到了毛给潘汉年直接下与日军勾结指令的证据。远藤教授的研究证实,潘汉年曾多次向日军出卖国民党的战略情报。

而另外可以佐证中共与日本勾结的是,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甯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的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1984年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也同样披露了中共当年卖国通敌的事实。该书揭露: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居然能够直进直入南京岗村宁次司令部,并受到礼遇。事因则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至1945年6月,冈村甯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请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立即密电答复说,“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

于是,六月初,日军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迅速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苏北的八个县城给新四军,新四军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同时还协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而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只是因为抗日战争提早的结束,中共与日本勾结以及进一步缔结条约的可能性才终止,但中共通敌卖国的罪恶却在历史上无法抹去。

八年抗战,两千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但中共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扩充实力,与蒋介石争权的良机。结果,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中,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被极大地削弱,中共则乘机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战结束时是三比一。

难怪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过,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时,曾为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道歉,毛却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

(外)蒙古原本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是苏俄出于自身的利益,一直策划将其从中国分离出去而成为自己的附属国。

1945年2月11日,苏联和美英在雅尔达达成了协定,同意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的第一条为:“(一)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当时的形势是,国民政府不同意蒙古独立;美国坚决反对蒙古独立;英国不反对也不支持,保持中立。所有中苏友好同盟协议的条件是苏联不能协助中共和蒙古人民党以及新疆的独立分子搞蒙古独立或新疆独立,但后来实际上苏联却违犯协定,幕前幕后操纵和极力支持蒙古和新疆闹独立。

在苏军从东北三省撤军后,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命令中共马上发动革命从国民政府手里夺取东北三省,同时命令蒙古人民党马上革命搞独立。由于苏联操纵蒙古独立,违犯雅尔达会议决定和中苏协议,所以蒋介石拒绝签雅尔达协议真本。国民党政府虽然坚决反对蒙古独立,但还是尊重蒙古人民的选择,同意蒙古人民进行公投。

然而当时在蒙古许多地方,苏军用武器逼蒙古人去投票独立,而且苏军也参与了投票。(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公民表决是公民在没有外国驻军的情况下自由表决。)因此,美国联合国代表离开外蒙古后拒绝承认蒙古独立。之后蒙古从1946开始12次派代表团到中国谈判要求签署友好协定承认蒙古独立,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工作委员会拒绝了他们的独立要求,也拒绝了他们交换地图的要求。从1946年到1949年,外蒙古一直在中华民国的地图里。

但是投靠苏俄甘做傀儡的中共却一贯支持外蒙独立。毛泽东1939年就明确指出外蒙古是独立国家,不属于中国。在中国境内,中共甚至先于伪满洲国政府公开承认外蒙古是独立国家。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宣布与蒙古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当时全世界只有苏联、中共和蒙古建交。

1950年7月3日毛泽东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中称:“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正朝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

综上所述,纵观中共成立之后八十多年的历史,面对苏俄和日本的侵略与瓜分,它要么卖身投靠苏俄,出卖国土,分裂国家,要么消极抵抗,暗中勾结日本,借日军侵略之机壮大发展自己,从未真正付起过一个政党在民族存亡之际应付的责任。对它来说,其一党私利永远高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其所作所为哪里有一点对民族和国家有所担当的影子?

与之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积极阻击和抵抗苏俄的侵略,坚决抵制其将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在抗日战争中,更肩负起了领导全国抗战,挽救民族危机的重任。说到底,中华民族之所以没有在日寇的铁蹄下灭亡,之所以能够在二次大战后屹立于世界之林,靠的是蒋介石先生领导下国民党军队和全国人民的八年抗战,靠的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金一南先生说中共了结了“救亡”的命题,也太不尊重历史了吧。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金一南先生试图从中共在中华民族救亡史中的表现和作用来探讨中共是否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分析问题的角度是可取的,但他的结论却是错误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从历史事实中只能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那就是中共在中华民族救亡的历史上不但没有担当起它应付的责任,甚至助纣为虐,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正因为如此,中共自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根本就不能成立!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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