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阵:捅破中共存活百年天大的秘密

时常听到一些大陆朋友说,共产党给你发工资,党培养了你,为什么要反党?这个逻辑很荒唐,只因为真相未解。到底谁养了谁?回头看一下中共起家的历史,没有钱,它能活下去?它的钱何来?一直至今天,又是谁养大了中共,是谁今天仍在养它?每个人都该反省反省了。

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又让人心服口服,我们有各方面的资料可以支持说明:中共起家从靠共产国际输血到靠烧杀抢掠,又搞走私及做鸦片生意等不择手段,抗战时则靠国民政府养活。而其建政后,党附体社会,超级庞大的党政军机构全靠老百姓养活。

一、中共早期由共产国际扶养一开始就是卖国政党

众所周知的是,中共政权和已解体的前苏联,均是以马列主义为宗的红色政权。因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要“将红色旗帜插遍全球”,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自然是其援助的对像。

2016年4月,陆媒共识网专题文章《革命经费从何而来》介绍说,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陈独秀报告中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1931年6月22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称:“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更翔实的考据,不仅在中共,在共产国际均有相关记录。

中共靠暴力起家,搞暴力也需要钱。根据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的考证:以1927年为例,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大行动均获其资助,如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暴动、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均有详细数额列载。

因为把控了“钱袋子”,苏联对中共具有强大操控权(如两度撮合争议盈天的国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对确立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有重要一票、毛泽东在延安整王明也有所顾忌……。

靠吸苏共的奶水长大,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国中之国”苏维埃政权,与中华民国对立。中共一开始已明摆是一个卖国政党。

二、与共产国际内讧后被逼筹款烧杀抢掠堪比ISIS

1927年7月宁汉合流,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形势不妙,中共对俄援的要求也明显提高,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严厉批评中共不断要钱,中共与共产国际为此发生冲突。中共不得不自己筹款。

《革命经费从何而来》一文介绍说,周恩来1927年5月秘密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别任务之一就是筹款。

对红军如何筹款,陈毅曾写了一篇文章有详细说明: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借光敌人输送一部分来。

筹款的秘诀限期三天让商人代表自行摊派;对地方豪绅的勒款,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还有就是称为“挖窖”,即将豪绅藏在地下的现款挖出,……“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蒐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而且,还会以“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方式”,常常很有效。

中共早年红军头目方志敏据说有对中共的“革命”如ISIS般的极端狂热,他在江西老家领导农民运动,带头抓捕并处死了地主——亲叔叔方雨田。又曾率领红十军洗劫景德镇、两劫廿八都,杀鸡取卵的杀人的做法,恐令今天的索马里海盗相形见绌。

1930年7月,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伪装成国军,洗劫了只有一个营守卫的瓷都景德镇。此行绑架多名外国商人,押往“省会”葛源,得到其家人巨额“赠款”才将其释放。著名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的家产被洗劫一空,邓本人因替被抢掠的受害者讨要财产,也遭红军枪杀。

廿八都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市,曾是富甲一方的千年古镇。1932年6月,方志敏所部红军广丰独立团会同游击队、花枪连五百多人,带着大批“挑夫”奔袭廿八都,掠走数万元财物。(《衢州文史资料》)

方志敏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还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JohnStam)及妻女,索要巨额赎金遭拒后,将夫妇俩砍头。此种匪帮暴行,曾令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中外人士震惊。(《慷慨成仁:殉道的师达能夫妇》,1935年中文版)

笔者在1月31日发表的文章《亲历者曝“长征”秘事昭示亡共定数》,引述一位亲历中共红军“长征”的老人讲述的秘闻说,被国军围剿,红军被迫北上大逃亡的路上仍不忘搞事,暗地奸淫掳掠,并恶意栽赃嫁祸于国军。

老人回忆说,这帮人往往是明的宣传一套,暗中又指示另做一套,说人话不干人事。有一天的夜晚,连队突然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说“今晚有特殊任务,要搞一次政治攻势。”随后拉来一车国军装备,又经过一番动员、布置,让全连人换上国军的军装和装备,摸黑到了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二话不说就闯入民宅去奸淫抢夺,胡闹了一通回去了。第二天,又换回红军军装,仍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旗飘飘,歌声嘹亮。

九评共产党》一书中也记述:“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此外,毛泽东兄弟还曾共同走私弄钱。1930年5月后,毛泽东在江西创建“国中之国”红色政权,打下漳州,缴获105万大洋。钱交给中央银行首任行长毛泽民。毛兄弟千方百计“把苏区出产的桐油和钨砂走私到国统区赚钱。”(《革命经费从何而来》)

三、抗战期间:靠国民政府养活遭断供不择手段

据《革命经费从何而来》披露,1937年后,国共密切合作,至皖南事变前后,国民政府曾拨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相当数量的军饷。实际上,早在1937年初,蒋介石就开始向红军提供军费。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继续向红军提供军费。至1937年7月,国民政府每月向红军拨款约30万元。但此时的经费还不是由国民政府按照军队编制和统一规定正式拨发的,而是实际由国民政府提供、形式上从地方领取的带有临时性质的“暗中接济”。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开始正式向中共军队提供经费。国民政府的军饷实际发放到1941年初,即皖南事变前后。八路军每月领取军费数额不少于60万元,新四军军费每月最初约为7万元,后为13万元。除常规性经费外,国民政府还曾根据中共要求和作战需要拨发给中共一些临时性补助、善后费和奖励。据1938年7月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指出,蒋介石每月拨给八路军60万,新四军13万。据194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指出,蒋介石每月拨给中共73万元,八路60万,新四军13万。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停发军饷,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中共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筹款方式开始多样化,据指早期就重视筹款的周恩来,通过党产公司“以钱生钱”,上海赫赫有名的广大华行就是党产公司之一,此外南方局情报部长刘少文等人创办了一批党产公司,一边收集情报,一边赚钱。“这些党产公司就是党的提款机,要多少给多少,不打收条不记账。”这些当年的前例,印证著今天遍布世界的央企等海内外中共机构,事实上都是中共的情报线。

中共为了筹款,还搞所谓“特货”贸易。《九评共产党》书中披露,中共早期就搞鸦片生意。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背民族大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

四、建政后中共附体人民隐藏60年的秘密曝光

一直以来,被中共刻意宣传洗脑所迷惑,人们既不知道中共掩饰过的发家历史,更认为是这个“党妈”养育了自己。《九评共产党》一书已揭露中共邪灵附体社会的特征,指中共犹如吸血鬼般不劳而获。而自2016年以来,这一秘密开始由体制内人士揭开。

2016年2月,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在批“党媒姓党论”时发表言论称:“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

另外,针对号称中共接班人的共青团,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2016年3月27日发微博表示,共青团不该由纳税人供养。

在2016年3月11日的中共人大记者会上,中共首次被迫承认中共本身并不是靠党费养活。人大的发言人在回应陆媒提问有关党务部门预算何时能公开时,回应称“这个问题有点难”,并承认中央预算包括党务部门预算。这一回应引发网友热议。网友认为,这是当局公开承认,党花的也是老百姓的钱……

海外民运活动家魏京生据此指出,共产党隐藏了六十多年的秘密,就是共产党花的是老百姓纳税的钱,属于贪污,或挪用公款,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罪团伙。从反腐的角度讲,中共是中国第一贪,天下第一腐败。

魏京生指,中共党国一体公私不分,这是法西斯体制,甚至可以说是政教合一体制。但是,即使是政教合一,教会花的也是教会的钱,不是政府的钱;就是古代的皇帝,政府的公库和皇帝的私库也分得很清楚。从这一点看,中共的体制可以说是超级政教合一,超级法西斯体制。

美国之音援引评论人士章立凡认为,“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纳税人都不会养活政党和社团”,这种社会成本远远高出封建专制时代的那种一家一姓的君主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五、“万税之国”官满为患国人当醒了

中共政权是“万税之国”,百姓还要承担举世无双的巨量官员。

纳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以维持政府开支。但人民赋税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官员的收入和百姓的负担。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一次演说中说过:上海菜市场2元一斤的菜,农村菜场收购价为0.1元/斤,菜贩赚0.3元/斤,余下1.6元/斤都给政府抽走了。在香港就没有这种事情。中国是世界上税种最多的国家,可称“万税之国”!

而中共官员人数之多举世无双。党政双线,两套马车,各派安插自己的人员,互不信任,互相扯皮、互相监视。因而效率奇低。这是中共制度的死结。

香港《争鸣》2016年4月号曾有数据对比,2012年世界各国政府行政费用占财政总收入:德国2.7%,埃及3.1%,印度6.3%,加拿大7.1%,俄国7.6%,中国30%。中国将近埃及的十倍、印度的五倍!

2012年中国(未包括中央官员)地方政府供养的公职人员(包街道,村委),以2000县市为计约6000万人,从这一年起每年还要增加约250万人。

以一个人口300万的某市为例,其GDP为46亿美元,中共市委书记1人,副书记4人,常委11人,市长1人,副市长9人,市长助理3人,人大主任1人,副主任7人,政协主席1人,副主席8人,还有20名处长级秘书长,还有计生办、维稳办、精神文明办、城管,更有许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挂名“官员”在领干薪。

而纽约人口1800万,GDP为26000亿美元,市长1人,副市长1人,议长1人。东京人口1300万,GDP为11000亿美元,市长1人,副市长1人,议长1人,副议长1人。

据此,中国每百万美元GDP要养10.8官员,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是日本的十倍,美国的七倍,德国的八倍,英国的四倍。

各国行政费用占GDP比例的比较:中国为25.6%,印度为6.3%,美国为3.4%,日本为2.8%。中印两国人口相近,行政费用却相差四倍。

以上有关中共官僚系统的数据还是保守统计,实际上中共所属的所谓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历年退休官员,待遇都很惊人,形成庞大的开支,全部压在老百姓身上。

看看以上对比,身为中国公民,我们还不清醒?共产党迫害同胞,你不作声,它时时刻刻都在迫害着你,你也不作声?面对中共百年来天大的秘密被揭,相信你会重新思考这一切。

──转自《看中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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