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19日訊】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國上馬修建的大型企業高達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產。多數成了「鬍子工程」，半途而廢的比比皆是。被浪費掉的設備不少是花巨資從蘇聯買來的，因為沒有基礎設施而閒置一旁，任其生銹報廢。
投產的設備像人一樣沒日沒夜地用，不得片刻休息。重大事故不斷，幾個月內最少有三萬多工人死於嚴重工傷。鼓起勇氣提意見的專家被當作「白旗」拔掉，毛號召人們唾棄他們的知識，說：「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重金聘來的蘇聯專家告誡中方要照章辦事，但毛鼓勵幹部「破除迷信」，不要當「賈桂（即奴才）」。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副總理、冶金專家扎施亞科（Aleksandr Zasyadko）訪華回去後，向赫魯曉夫匯報：「他們簡直把我們的東西都躇蹋了。」就連那位非常親華的總顧問阿爾希波夫說話也沒用。他對我們說：「我請周恩來和陳雲勸毛不要瞎指揮，但毛不聽。他們告訴我：對不起，毛主席不同意蘇聯方面的意見。」
毛不惜一切代價的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軍事大國夢更加遙遠。生產出來的飛機、坦克、軍艦一直受到質量問題的困擾。毛要送給胡志明一架直升飛機，飛機倒是運到邊界了，但工廠不敢送出手，怕胡伯伯坐上去機毀人亡。
四年大躍進是一場對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費，在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毛式浪費與別的浪費資源、效率低下的國家不一樣，沒有任何人像他那樣先強迫本國人民拚命幹活到筋疲力盡，再把他們辛勞的結晶無度地揮霍掉。
大躍進時，人們真是累到了極點。毛說：「不休息，這是共產主義精神。」他不斷要大家互相「競賽」、「挑戰」。只見水利工地上，肚子裡空空如也的男女老少一天十多個小時，或挑著一百來斤的擔子奔跑，或掙扎著飛快地挖土。山路上挑水澆莊稼的人們也在小跑。守著土高爐的人就更不用說了，高爐雖是廢物，可是不能停火，人們得晝夜往裡填東填西，往外刨這刨那，常見有人累昏在地。
餓著肚子不得休息地幹活導致惡性傳染病蔓延。離北京不遠的河北邯鄲地區，傷寒波及到二十一個縣市。毛指示：「把各種疫病大大消滅」，他要的是確保「出動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國實行農村人民公社，把全國幾億農民集中在兩萬六千多個公社中。毛說公社的好處是：「大，好管」，「便於管理」。第一個公社，山查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就是在他的模範省河南搞起來的。經過毛修改、被他稱為「寶貝」的公社章程，規定社員的生活全部圍繞著一個中心：勞動。九千三百六十九戶社員得「交出全部自留地，並且將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轉為全社公有」。他們得「根據有利生產和便於領導的原則」集中居住。「社員原有住宅的磚瓦木料，由公社根據需要逐步拆用。」他們必須「積極參加勞動」，「服從指揮調動」。人民公社實質上就是一個個大勞動營，人民公社制就是農奴制，五億五千萬中國農民成了農奴。
毛甚至設想過取消他們的姓名，而代之以號碼。這一設想在河南等地試行過，地裡勞動的人們，背上縫著大號碼。毛的意思是抹掉他們「人」的象徵，把他們變成一群埋頭苦幹的人面牲畜。
社員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飯。在家開伙不但不允許，連鍋、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沒有飯吃。「扣飯」成了常見的懲罰，基層幹部不高興誰了，就叫誰挨餓。
為了吃上飯，無奈的農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擠在一處，隱私當然是沒有的，家庭生活也無從談起。各自的房屋因無人照料，在風吹雨打中坍去。劉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鄉視察的記錄上，有一個天華大隊，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間房屋，現在幾經橫禍，只剩下破爛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間。
公共食堂初建時，正是毛澤東宣佈中國糧食太多時，基層幹部於是放手讓農民敞開肚子吃。這樣的吃法只持續了一兩個月。至今相當多的人仍以為敞開肚子吃是大饑荒的原因，其實它只是讓大饑荒來得更早更猛，一九五八年尚未過完就已經有大批人餓死。三年後，毛滿心不情願地同意解散食堂時，農民歡喜之餘，卻發愁無鍋無灶，有的無家可歸。
餓得虛弱無力的農民還得干沉重的體力勞動。不幹不行，有幹部監督，用安徽鳳陽一個副大隊長的話說：「群眾是奴隸，不打罵不扣飯就不行。」基層幹部的窮凶極惡往往是不得已，他們不這樣做就會失掉監工頭的特權，自己和全家就會淪入「奴隸」的境地。
這些幹部也是獄卒，把農民死死關在他們的村子裡。中國傳統上老百姓遇到天災人禍還可以有「逃荒」一條生路，毛政權把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嚴禁，有農民這樣痛訴：「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今年（一九六○年）我們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由於飢餓，農民不得不「偷」自己辛勤種植的糧食，特別是還不懂事的孩子。基層幹部的一個主要任務是抓偷。八十年代的調查報告《鄉村三十年》裡有這樣一些記錄：喬山大隊總支書記、大隊長「一天就活埋四個小孩，埋達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來。有的小孩扒出來後，拉了一褲子屎，有的回家嚇得生了病」。段橋生產隊長「用繩勒社員楊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後已斷氣（後被救）」。殷澗公社趙窯生產隊長「逮住一個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個手指」。三小隊支書指使親信「將社員吳開聰的兩個小孩（偷青）用鐵絲把兩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掛在牆上的釘子上，並取笑的對孩子說：『你們倆打個電話吧』！」
大躍進時，毛想把「人民公社」引進城市。但相對複雜的城市不容易變成農村那樣的勞動營，這個嘗試最終不了了之。毛對城市的方針是：「生產第一，生活第二。」城市在他眼裡應該是純工業生產基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毛看著那時宮殿、廟宇和寶塔林立的北京城，對北京市長說：「將來從這裡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
城裡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殘喘，也有不少人餓死。當時在北京的波蘭學生羅文斯基（Jan Rowinski）描述說：「生活的圖景彷彿是慢動作，三輪車伕每踏一腳都用盡全力，騎自行車的人好像怎麼也蹬不動，路人眼裡透著無神無助。」城裡人的肉食定量一九五七年一人一年還有五點一公斤，到一九六○年降到只有一點五公斤。政府要人們吃「代食品」，其中一種是像魚籽似的含有蛋白質的小球藻，養在人尿中，吃起來非常噁心。周恩來帶頭品嚐了這「食物」後，全國城市居民的蛋白質來源就指望它了。
波及全國的大饑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續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年為最烈。這一年，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數字，人均熱卡吸收量僅達一千五百三十四點八。城市家庭婦女的熱卡量，據一向為中共代言的作家韓素音說，最高不過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納粹集中營奧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熱卡量還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
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鄉村三十年》記載：安徽省鳳陽縣僅一九六○年春就「出現了人吃人的殘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對夫婦「將親生的八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鳳陽或許還不算最壞的，在大饑荒中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肅省通渭縣，吃人相當普遍。一個公社書記後來對來訪的記者說：「我家那個村裡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著吃了。她男人從新強回來找女兒，村裡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裡吃過人肉的不少。那時人們餓急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們去看看公社門外蹲在那裡曬太陽的人，他們中就有一些是吃過人肉的。」
在所有這一切發生的同時，中國的倉庫裡囤滿了等待出口的糧食和其他食品，由軍隊或民兵把守。波蘭學生羅文斯基親眼看見「水果成噸的爛掉」。可是上面有規定：「餓死不開倉。」★
（★糧食還被大量用來提煉高純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宣佈中國糧食太多吃不完後，在最高國務會上說要給糧食「找工業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我們所知的導彈試驗，每一枚消耗一千萬公斤糧食。）
為時四年的大躍進使大約三千八百萬中國人餓死、累死。
這個數字是這樣算出來的。根據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國人口學家楊子慧等編著的《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國人口死亡率分別為：百分之一點二，百分之一點四五，百分之四點三四，百分之二點八三。在它們前後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點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點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這四年的中國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數共三千七百六十七萬。
這個數字被劉少奇證實：他在大饑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訴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經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這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饑荒，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饑荒。而這完全是人為的，是蓄意的。中國的糧食出口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兩年就高達七百萬噸，可以為三千八百萬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熱卡。這還不包括肉類、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沒有出口，中國人一個人也不會餓死。
大躍進一開頭，毛就告誡中共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準備。在為大躍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大談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確實是喜事。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講辯證法，又不贊成死亡，是形而上學。」「〔莊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確的」，「人死應開慶祝會」。
乍一聽來，毛好像是信口開河講哲理。但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個公社黨委書記被帶去看餓死的人堆時，幾乎是在重複毛的話：「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個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區規定死人後「不准哭」，「不准帶孝」。
毛甚至還大講死人的實用價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對八屆六中全會說：「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據《鄉村三十年》記載，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種上莊稼。
毛多次說過為了他的目標，他準備以無數中國人的生命作代價。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對蘇聯領導人說：「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說：「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他從漢武帝說到宋朝，都是幾千萬幾千萬地死人。「原子仗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躍進，中國會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對中共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碳、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毛明白這樣說話太露骨了，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說：「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但他沒有下令不幹，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幹，把責任推給他們：「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待續)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 李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