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容:无罪的受难者—从遇罗克到聂树斌

那一片土地,在红色的风暴下,承载了无尽的苦难。逝去的生命,诉说凄楚沉重的故事,关于昨天、今天和明天。

遇罗克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10万人。各个单位都必须有人来参加,看台上、田径比赛场上都是人。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万人高举的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的遗产上,每五个警察押著一个。所有男犯人全被剃光头,胸前挂著大牌子。口号停止之后,主席台上的人开始宣判……‘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遇罗锦:《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

27岁的遇罗克,就在这19人当中。遇罗克学习成绩优秀,却因为出身问题而两次被拒于大学门外,最后成为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徒工。文革开始后,遇罗克编辑了《中学文革报》,撰写了《出身论》等一系列文章。他列举事实反驳“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共产党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权,在全国反响巨大。因言获罪,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他在狱中受尽折磨、拒绝认罪。在临刑前夜,遇罗克和死囚牢里的难友们在各自的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他们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据其妹遇罗锦所述,遇罗克在临刑前被强制进行活体器官移植,眼角膜被移植给北京一劳动模范。

死刑通知书中写:“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份刑事再审判决书,上写:“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当局对遇罗克的尸体无任何交代,只付给了父母二千元人民币作为抚恤金。遇罗克的日记以及全家人的上千张照片都未归还,只还给了十几张照片。

遇罗锦说:“哦,哥哥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她还说:“我们纪念英雄,不希望热闹一阵子而烟消去散;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一个人在生的时候要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不要总是在他死后给上戴上桂冠”。

聂树斌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9月份,警方拘留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聂树斌。他当时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综合职业技术学校校办工厂工作。1995年3月,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和强奸罪判处聂树斌死刑,聂树斌提出上诉。4月25日,河北省高级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以强奸罪判处15年徒刑。根据案卷记录,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了死刑,不满21岁,其家人未获通知。

聂树斌从被判处死刑直至被枪决,他的家人从未收到过一审和二审判决书,直到2007年才收到法院判决书。2005年,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10年后,真凶王金书落网并认罪,聂家请求重新审理案件却遭拒绝。2014年12月,最高法指令山东省高级法院对此案进行复查;2016年6月6日,最高法院决定重审聂树斌案。

2016年12月2日,中共最高法院公布了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一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推翻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据陆媒报导,无罪宣告的那刻,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起立听审,突然落泪,坐下后情绪崩溃,当庭三次大喊“我那孩子回不来了!”聂树斌的父亲和他的姐姐在得知重审结果后,放声大哭。河北高法随后发布消息,向聂树斌的父母及亲属表示歉意,并表示将汲取深刻教训,启动赔偿程序。

聂树斌案多年来备受关注。网路曾流传消息,聂树斌被处决后,他的肾被移植给一名著名退休外交官。香港《东网》2015年5月6日发表文章“聂树斌案绝不仅仅是错判”指出,聂树斌是中共器官买卖的牺牲品,而移植器官的利益很可能有政治因素。

2016年6月11日,蒐狐网披露,称聂案的幕后黑手除了有前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还有前国安部长许永跃。许永跃于1992年调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1995年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兼任省政法委书记。6月15日,财新网在报导中提到,聂树斌案“涉及到的背景太黑暗,涉及到的人官儿又太大”。

北京律师兼学者徐昕对《纽约时报》说,在聂树斌案中,从真凶王书金认罪到聂树斌被平反,中间耽搁了11年,原因是处理原始案件的地方警察和检察官从中阻挠。他说:“现在仍然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如果我们不能有这样一个系统,那就难以避免这样的案件。”

中国网媒发布文章《聂树斌案平反昭雪所有赞美都是可耻的》。作者指出,聂案昭雪,乐见其成,但沉重的东西远比歌颂更重要。文章还称,除了平反,舆论更希望看到的是追责。如果平反可期、追责无望,即使能够平反也会显得失色。

上海京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邓学平说:“正义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与之不可分割;聂树斌案的结果如果局限于个案本身,不能有效推动冤假错案平反和纠正机制的完善,那么下一个聂树斌的命运很可能将难以避免”。

选择与定位

在中共治下的所谓和平时期,有八千万同胞死于非命,原因包括政治运动的整肃、大饥荒、人权迫害等。这一数字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每一个死亡的背后,都是无比惨烈的故事。多年来,有些人努力的挖掘真相、还原历史,有些人则拚命掩盖真相、制造谎言,而还有人,选择忘记、或是漠视过往。令人悲伤的,不仅仅是昨日的痛楚,还有相似悲剧的往复循环。

2001年,王友琴建立了“中国文革浩劫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其中建有文革受难者名录。她在前言里写道:“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文革迫害死了大量的人。”“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作了什么?

抗议?同情?援助?沉默?扭头而去?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作帮凶?作旁观者?遗忘?粉饰?致力于寻求事实及公道?……在文革时,虽然压迫深重,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之间,依然有着或多或少的空间,由人选择。在文革后,关于记忆与记载事实,虽然受到很多阻碍,但是个人的选择空间毕竟比文革时代增大了许多,从而也更需要人给自己定位。”

2000年5月,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出版了家史《我家》。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遇家有四人共五次坐牢。遇罗文受访时说:“本来《我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亿万中国家庭的缩影’,但是在书出版的时候给删掉了”。“我们家算是遭遇迫害够多的了,但是也有几次重大运动与我们家没有多大关系,比如土改、镇反、四清等等,所以我们家没有人在这些运动中丧命或坐牢,但是难免有恐惧之感,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理由,照样可以把你变成下一次运动迫害的对像,我想大多数善良的人也都会有同样的想法,我认为,这就是当权者发动运动的目的,这是一种统治人民的方法。”

在“教育文史哲”网站的“遇罗克专辑”里,有一篇应学俊的文章–“‘自我反省’应当,但岂能本末倒置?”,其中指出:“从‘反右’到‘文革’的罪魁仍高高在上,尊处殿堂,受人膜拜;‘洗脑’仍为‘正在进行时’,‘革命论’仍在被继续‘制造’著”。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律师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路召集人郭吉仁律师共同指出:“一个敌视律师、否定人权价值的政权,根本没有可能真正依法治国,更遑论实现司法正义,履行法治了。”

放弃幻想

遇罗克走了,聂树斌也不会回来。他们二人都被丝毫无商量的夺走了性命,继而又分别在执行死刑9年和21年后被宣告无罪。逝去的永不再来。“红色法治”的“玩笑”释放出骇人的悲恸。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指出:中共“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战天斗地,残民以逞”。(【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中写:“共产党所有的努力,就是让人们‘忘记’;而人民所有的挣扎,就是要努力‘记住’。”“如果觉得已经事过境迁,此党已非彼党,而满足于眼前的假象,甚至误认为共产党已经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者有意改良,从而不断地淡忘过去,那就是给予中共流氓集团继续生存为害人类的机会。”

遇罗克和聂树斌的个人遭遇是无数冤案的缩影。悲剧,并未随风而逝。今日,赤色风暴仍然未停,人权迫害仍在继续。反思历史,放弃幻想,是对生命的尊重,对当下的尽责,也是在为明天开创希望。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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