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土改”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所有道德和传统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为什么要开展“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我曾追问最高领导人,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最高领导人回避了斯诺的提问。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1930年代,红军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捷报频传……

最后兵败逃窜。仗打得那么热闹,支撑热闹场面的军粮军饷、武器弹药补给……钱,从何而来?“战士(农民)的鲜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战士都是农民;“农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钱财,消耗的自然是农民的血汗钱。“地主的鲜血”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供军粮军饷的。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

“红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区”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

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在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

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实目的: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大陆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是相当强烈的。自发性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最高领导人认为,必须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

杀谁呢?不幸,历史选择了“地主”作为“儆猴”的这只“鸡”。“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著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

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硃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硃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硃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儆百!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著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

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

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都可以当地方领袖。

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最高领导人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最高领导人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

“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

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土改”后,大陆在用文学艺术上,塑造了四大典型地主,都不是真实的。那些虚构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绝对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虚假的、编造的,有些则是将许多坏人坏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将社会阴暗面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居住在农村就知道,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着叫;

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而用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如果吝啬的臭名远飏,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著讲著,忘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

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甜思苦”,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撵下了讲台。

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还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一般来说,地主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

拿刘文彩来说,他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斥资200万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根据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彩家根本没有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主编造出来的。

总的来说,地主中好人占绝大多数。为达政治目的,编造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虚假的,“土改”中绝大多数被杀的地主,也都是捏造罪状,含冤受戮的。……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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