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自知惹大祸 开会自称“神经病 乌龟”

【新唐人2015年03月10日讯】(新唐人记者李静报导)六四屠杀已经过去20多年了,众所周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成为六四最大的获益者。在六四事件期间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沙叶新,在《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我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接触》中曾披露,因为整肃《导报》惹了大祸的江泽民,在上海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时魂不守舍,自称“神经病”,还比喻自己当时的情形就如一只“乌龟”。目前,正值江泽民腐败利益集团在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中遭受毁灭性的的打击。近日,有海外中文媒体重提沙叶新这篇文章,颇为引发关注。

3月9日,海外亲共中文媒体重提沙叶新曾在2009年香港《动向》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我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接触》这篇文章。沙叶新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在这个历史时期与江泽民、曾庆红等上海领导人的接触内幕。

1989年4月江泽民粗暴处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认为是引发北京大规模示威的重要因素,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对此非常不满。

1989年4月30日,赵紫阳向来北京汇报工作的江泽民撂下一句重话:“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然后扭头便走,把江泽民吓得六神无主。

江泽民回到上海后,为了解决《导报》事件引发的风暴,1989年5月16日下午2时,在上海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了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

沙叶新披露了这次会议的内容。

会议出席者包括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

沙叶新在日记中写道:“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

沙叶新当时猜测,江泽民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但“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

沙叶新说,“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

沙叶新评论说,江泽民这样比喻显然失当,不伦不类,因为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沙叶新由此判断,江近日以来,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江泽民成为“六四”最大获益者

不过,江泽民整肃《导报》,赵紫阳的不满态度,惹来了中共元老们的愤怒。1989年5月19日凌晨,赵紫阳进入天安门广场含泪看望了绝食的学生,晚上10点钟,李鹏发表了讲话,重申了中央的立场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随后,江泽民接到邓小平的指令,要求他胁迫万里发表了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5月27日,邓小平召来八位元老开会,决定总书记人选是江泽民。

此后,自认为是“神经病”‘“乌龟”,但却得以爬上总书记高位的江泽民,一直担心有人为六四和赵紫阳翻案。

据说,江泽民为了制造六四屠杀与自己无关的假象,命亲信制造各种舆论,显示他在1989年4月至6月在上海处理学潮、不在北京。

但是,流亡海外的八九民运参与者和见证人吴仁华在《1989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祭》之五写道:当时,江泽民已经身在北京,他于1989年5月29日乘坐军用专机抵达北京西郊的西苑军用机场,应该是参与此次中共高层会议和决策的。实际上,江泽民不仅是得利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者。

《江泽民其人》一书中指出,1989年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一年。毫无疑问,江是“六四”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江泽民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使得原准备退休的江从上海市委书记一跃而被任命为手握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核心”。

沙叶新:习近平没必要扛“六四”包袱

公开资料显示,沙叶新1957年从南京市第五中学毕业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1年大学毕业后,保送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创作研究班学习。1963年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担任编剧。1985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3年为打破终身制主动弃职。现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

近年来沙叶新号称:“不为权力写作”,转为关注大陆的民主,亦对中共持诸多批评。曾被大陆高层点名批评。他创作了多部不为当局喜欢的剧本,包括《假如我是真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以及《邓丽君》等“挨批,获奖,再挨批,再获奖”的代表作,风靡海内外。

去年5月12日,在六四事件25周年的前夕,沙叶新创作的以“六四”为主题的剧本《自由女人》在香港由专售禁书的田园书屋发行。

沙叶新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新领导层不应该,也没有必要继续扛着六四这个历史包袱。

他说:“我相信共产党的内部他们有不同意见,而且我认为主要领导人习近平有他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他绝对不可能把这个沉重的、污秽的历史包袱,背到自己的肩膀上,他没有必要,那太蠢了。”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学者严家祺也在赵紫阳逝世十周年前夕向《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可能在考虑时机问题,“应该说不能再拖了,十年了,那么漫长的时间。”

严家祺认为,1989年以后,中国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集团”。以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和徐才厚为代表的“新四人帮”,这个腐败集团的根子是江泽民。“江泽民现在没有被触动,也影响到对赵紫阳的翻案。”

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后,着力推行反腐运动。在这场“打虎”战役中,外界已经注意到,被习近平王岐山拉下马的绝大部分是江泽民腐败集团的人马。

观察人士认为,对于江泽民来说,不仅六四问题,迫害法轮功更是他在任时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共和他都无法回避。

观察者分析指,迫害法轮功已经超过15年了,随着国际上声讨以江泽民为首的迫害法轮功的血债集团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在海外大纪元上声明“三退”(退出党、团、队)的人数已经将近2亿,中共的根已经被挖出。可以说,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旦被彻底揭开,不仅江泽民本人被法办,同时也是中共倒台之日,这个时间已经迫在眉睫。与六四包袱一样,习近平更没有必要背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个血债,但上天留给习近平选择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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