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導斌:計生惡政何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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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純粹偶然的原因,聽了一對再婚夫婦的傾訴。他們向我訴說了反覆回村裡為三歲的兒子上戶口的種種艱難曲折。自兒子來到這個世上開始,他們就不斷地給村書記主任和婦女主任送禮,每個人每次都是幾百上千,可都沒用。村婦女主任多次到他們在東莞的店裡作客,每次他們都是肉酒肉飯招待,有次臨走時,她居然對著他們家大門,雙手合十說:「祝願你家死兒子!」然而也是這個婦女主任,曾為他們開過一個假出生證,為此收了他們1000元錢,又向他們借了6000元,三年後還只還1000,還有5000,賴帳不還。他們說,這次回村才好不容易有些眉目,原因是上面政策變了,派出所這次不要計生證明,答應盡快把戶口的事辦好。之所以會發生這個變化,原因是湖北計生委(原話如此,應該是衛計委)與公安在打官司。兩個政府部門之間為什麼會打官司,他們說不清。我估計可能與這次戶籍制度改革有關,公安不再把給孩子辦戶口與計劃生育證明綁在一起,衛計委對新生兒攔路搶劫的惡政一旦失去公安支持,就自動失效,這無異於摔了計劃生育幹部的金飯碗。

他們訴說中有句話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據這對夫婦講,村婦女主任在得知公安不認她開出的「違法生育」證明後,說:「我巴不得習近平死,薄熙來有什麼錯?」

且不說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本就是肆意侵犯人權的罪惡行為,即使認可其對減小人口壓力具有一定作用,也只是個權宜之計。它只是斷定,現階段中國人口太多,需要以節制生育來減少人口,但節制並非需要一直節下去,等人口總量降到某個合適的水準,計劃生育就當停止。與計劃生育相比,可持續發展才是需要長期堅持的,才是原則。由於執政者的愚昧,計生居然被與可持續發展這種長期原則並舉為所謂的「兩個基本國策」,未經公共辯論,憑中共中央和所謂專家的意見,就被強加在億萬國民頭上。

1990年前後是計劃生育的巔峰時期,除少數民族外,中共拿出過去搞政治運動的強力手段,在全國強制推行「城市一孩,農村兩孩」的暴政,為達到中國人沒有一對男女能避免被強制實施的節育,當局採取種種極端措施,一是把生育率與官職考核捆綁在一起,實行所謂的「計生一票否決」,生育率高低被視為與所有各級黨政一把手職務地位直接相關的「硬指標」;二是計生幹部有權入戶捉人抓人綁人,有權沒收財產,有權鏟倒反抗者的房屋,婦女們為逃避反抗節育採取的任何措施都無效,即使以命相脅都沒用,最極端的超越法西斯的標語口號是「喝藥不奪瓶,上吊不拉繩」;三是計劃生育被與公職和戶口等等捆綁在一起,一旦計劃外生育,不僅自身將失去公職,而且生出來的孩子也是黑人,沒有戶口。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戶籍管理從一個人呱呱墜地開始,直到進入火葬場為止,與每個人的生命相始終。沒有戶口,意味著從出生起就是被歧視的對象:讀幼兒園,被拒絕,非讀不可,得花大價錢;進小學,仍然是被拒收,仍然是得額外花大錢;長大了,沒有身份證,沒有責任田,不能參加高考……沒有戶口,幾乎寸步難行,處處飽受歧視,事事都得額外花錢,時時低人一等。

與這種強制性相配套的還有巨額罰款和收費,每超生一個孩子罰款數千,前些時曝出張藝謀因超生被罰數百萬就是例證。衛計委收取的巨額罰款和收費,美其名曰繳給了財政,實際上為鼓勵收費和罰款的積極性,至少有一半又由財政返還給了衛計委,最後不是被衛計委領導用於吃喝嫖賭,就是以獎金福利等名義被衛計委內部的幹部職工瓜分掉了。

作為計劃生育的組織保障,計生專幹(在其他黨政機關是計生兼職幹部)是打村委會起的鎮、縣、市、省、中央都必須配備的公務職位,每個鄉鎮通常有四個左右的專職計生幹部,每個縣有二百左右的計生工作人員。全國也許有20萬或更多的公務員靠結紮、墮胎、賣藥、罰款、收費為生。計劃生育事實上就是這些公務員及其領導的「封地」,他們工資的一部分由財政保障,還有一部分則屬於自籌,再加上獎金和各種福利,也許還包括領導的煙酒飯、嫖資賭資和存摺,全都依靠所謂的計劃生育政策,一旦沒有了計劃生育政策,或這個政策不那麼管用了,民眾不買帳了,不提著好煙好酒登門求告了,他們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計生官員能不跟你急?能不反對戶籍制度改革?

共產黨執政六十餘年來,旨在壓迫剝削人民的暴政、虐政、惡政絕不僅僅只是計劃生育和戶籍制度,還有更加隱蔽和嚴重的,如幹部考核提拔任命,各種審批,國土賣地,城管,強拆,環保收錢,銀行擴大存貸價差,汽油電力自來水漲價,電信電視報刊雜誌的有償新聞和強制訂閱,礦產坐地收銀子,種子農藥獸醫壟斷,醫療高額收費,社保低保從基金中刮油,高速公路旅遊景區攔路設卡搶劫……舉不勝舉,暴政、虐政、惡政幾乎遍地都是,問題堆積如山。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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