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官媒报导，最近由于山西多名省部级高官和知名富豪被抓，这场“大地震”引发当地政商人物的恐慌。9月3日，山西召开“第二届晋商大会”，当地有份量的老板都拒绝参加会议，怕去了回不来。因为山西官场持续发生震荡，贪官成堆，涉贪人员过多，导致看押场所严重爆满。
自中纪委“打虎”行动以来，截至目前，共有1正7副8名省部级“山西系”官员被查。伴随着山西官场剧烈动荡，第二届晋商大会十分低调。大会在原组委会主任白云被查的背景下召开，规模远不如首届，由省委副书记楼阳生主持会议。
8月29日，中纪委网站宣布了白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而在此前一天，白云还主持召开第二届晋商大会组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大会秘书处、各工作部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白云被调查的消息一出来后，我们很震惊，因为大会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着她来主持。却突遭变故，一时间仿佛失去了主心骨，让我们六神无主，手足无措。等缓过神来，我们赶紧撤下为她起草的开幕式讲话稿，以及一切与她有关的资讯资讯，包括准备进入会场的招商引资宣传册，都得重新校改印刷。”组委会一名工作人员如是说。
与2012年8月19日首届晋商大会相比，巧合的是，首届晋商大会由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的聂春玉主持。而在今年8月23日，聂在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的位子上落马，比他的后任统战部部长白云早了一个星期。
在山西落马的八位省部级官员，除金道铭是北京籍外，其余的都是山西籍。这看似独立的个体间，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此次山西官场剧变的两个重心便是吕梁、运城两个煤炭资源大市。据官方履历显示，在2011年调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前，聂春玉曾在吕梁任职8年，从地委副书记至市委书记；2011年聂春玉调离吕梁后，杜善学接替其任吕梁市委书记一职。吕梁市在2011年1月份刚刚把市委书记聂春玉送上常委，十个月后，又把继任市委书记杜善学送上了常委位子，一届省委班子同时入选两位吕梁市委书记，吕梁之竞争力堪称空前；白云则于2003-2006年间与聂春玉同为吕梁市委副书记，后聂春玉在统战部部长任上调至省委秘书长时，白云又接替其任统战部部长。
在吕梁的同僚圈中，聂春玉任职时间最长，吕梁可谓其“大本营”，且他与此前被查的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任职时间高度重合，均为2003-2011年间。太原市某机关退休老干部冯某认为，山西官场的政治生态已很严重，“很早就知道山西官场有运城系和吕梁系之说，这和山西曾出过多位高官有一定关系，其实就是老乡提拔老乡，前任提拔后任”。
曾因7000万嫁女而名噪一时的煤老板邢利斌于今年3月12日在机场被带走。邢利斌于1990年代在吕梁市中阳县发家，2002年以 “白菜价”收购柳林最大国营煤矿兴无，并以此为杠杆，通过抵押、预收煤款等手段，其掌握的联盛集团并购了柳林近半煤矿，其中多数并购发生在聂春玉任期上。
一位吕梁商人向《中国经营报》透露，他意外地被市里通知要求去参加这个晋商会议，因为邢利斌、贾廷亮、袁玉珠都不能出席，其他一些有份量的老板有各种顾虑，怕“去了就回不来”不敢出席，任务就落在了他这个小老板身上。
报导引述不愿具名的办案人员称，现在接受调查的涉案人员之多，已经超出办案人员精力，硬体设施如看押场所等也已经严重爆满。……
关于山西官场的持续震荡，网上疯传政治段子：山西省委常委会议近日选择了一处新的会址：秦城。大家伙推荐金道铭主持会议，金道铭一边环视了一下申维辰、陈川平、聂春玉、杜善学、方文平，一边搬着手指数了一下，然后说，不行，省委常委共十三人，现在才来了六人，没有超过半数，会议所有决议无效。正说着，白云，润厚匆匆赶来了！
山西某官场人士评价称，“每一个落马官员背后都有一批老板受到牵连，每一个老板被抓也都会迁出一大批官员，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这么具体。”
8月26日，中共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被带走，同日被带走的还有至少三名能源知名富豪。其中包括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6年被“胡润能源富豪榜”列为山西首富的贾廷亮、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吕梁市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邸存喜。当地知情人士认为，此三人系被聂春玉案牵出。
8月4日，山西另一个首富、被指是“华润百亿并购案”的最大受益者的山西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被曝已被警方带走调查。张新明与山西政商界关系极为复杂，被称为山西官场地震中的核心人物。其与金道铭、申维辰、宋林等人关系密切。2005年排名山西首富的张新明，号称“三晋第一煤老板、山西赌王、山西地下组织部长”。可谓手眼通天。涉黑、唆使杀人、骗贷、洗钱、巨额赌博、行贿、偷税。由张新明利用黑金政治亲手搭建起的“黑金帝国”，也随之张的落马轰然崩塌。也更坐实了他新的外号—“省部级高官杀手”。日前被查的两常委陈川平、聂春玉，传闻便是张新明为自保而招供出来的。
总部设于香港的华润集团，为央属国有的境外企业。华润首波“反腐”，始于2014年4月17日落马的前董事长宋林，其案情至今尚未公布。
张新明被抓，除了涉央企、山西官场腐败，外界普遍认为也和周永康窝案有关。举报张明新涉嫌倒债、掏空、私采滥挖、倒卖煤炭和黑帮敲诈的材料进入公安部都被搁置下来，主要就是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撑保护伞。特别是被市场喻为“两大煤商股权之争”的案子，该案送到最高院，在周永康的干预批示下，整个案子被判得黑白颠倒。何以周永康要“保护”张新明？跳开煤炭领域，张新明还涉嫌很多金融案件。例如2011年9月，也就是与华润的并购案成交后，手握重金的张新明，转身成私募大鳄，当时金融界质疑他借沪深两市交易平台，通过大宗溢价交易，在二级市场兴风作浪，在A股市场连续下跌情况下，两市却出现溢价成交的反常行情，张新明套现15亿，金额虽不大，却涉嫌多家券商机构配合违法炒作和内线交易等利益输送。……
山西的政治是名符其实的“黑金政治”，这“黑”，一喻官场之黑，二喻山西官商共同的生财之道是黑色的煤。该省官员利用煤资源配置大权而产生的官商勾结，既展示了中国资源大省的主要腐败类型，也揭露了中国“带血的GDP”背后的残酷，以及该省民众在生态废墟上度日的艰辛。当地政治生态恶劣，从当地荣辱观严重劣变可见一斑：个人荣辱系于财富，财富来源可以不择手段。这虽是个全国性问题，但山西的特殊性在于连牌坊都不要了，是鹅城的现实版。
山西省的政治经济以“煤”为核心。近30年以来，山西政治与社会新闻的关键字，由矿难、黑煤窑、童奴、煤老板炫富、买官卖官、假记者讹诈、官员入股煤矿、煤矿采空导致地陷等组成；所有震动中国的事件与贪腐案件，其源头全都与煤有关。就连山西女商人丁书苗钜款贿赂铁道部长刘铁军案，也是为了煤的下游产业，即煤的运输。因为依赖煤发财致富的人全成了地方“精英”，他们的荣辱观就成为当地的主流荣辱观。前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很清晰地向世人展示过山西那种以辱为荣的荣辱观，侯入狱前后两件很“牛皮”的事使他在贪官群中“鹤立鸡群”，一是据说他曾威胁办案人员：“如果你们一定要让我怎么样，那山西会有一大批官员跟着我倒楣，不会少于二三百个干部”；二是2013年侯提前出狱，当地官员、煤老板及名流们，争相迎接其“荣归故里”，列队欢迎，鲜花簇拥，其礼遇犹如英雄凯旋。
当地民众的麻木也很有名，开小煤窑蓄养童奴成风，可见当地民风败坏。2001年榆次村民胡文海持枪连杀14名村官及相关人员，起因是历任村干部瓜分村办煤矿上交的400余万元，胡文海多次申诉未果，还被村民们嘲笑。胡痛恨正义得不到伸张和村民的麻木，因而杀人。他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令人动容：“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
无论是胡文海杀人案还是侯伍杰等类入狱，与当地依赖煤矿发财的事例相比，都是小概率事件。山西官场官员们“吃煤”如故，煤老板炫富也不避讳，7000万嫁女的故事惊世骇俗。
2010年代中期，频发的矿难令全国震惊，并带出了煤矿中的官商勾结问题，这是个全国性的问题。国内媒体有不少报导曝光山西带血的煤，仅略举一二，可见一斑：全国的煤矿都成为腐败渊薮，因为中国矿山开采权属于国家，而国家是抽象的，国家权力需要官员代表，于是矿山开采权就成了权钱交易的筹码；又因为国家部门繁多，官员们独吞利益不太可能，于是利益均沾，一切只要能够与矿山沾点边的人物，即对矿山开采权发包者与承包者能够构成伤害（亦即能够利用管辖权对煤老板吃拿卡要）的权力部门，都能够依靠煤矿发财。
山西一个熟悉煤炭产业的记者计算过，大概有27个部门和单位能够插手煤矿的事情。于是，这27个部门的官员人等都附着于这条生物链上，体现为官员们在煤矿企业拥有的“股权”，而这股权的设置也各有奥妙。2005年11月1日，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公开发表讲话，称该局一项调研结果表明，“官煤勾结”的实质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1、政府官员或国企负责人在小煤矿入股，谋取非法利益。2、政府官员暗中自办煤矿或庇护亲属违法办矿。3、政府官员违规滥用审批权，收受矿主贿赂。4、纵容、包庇煤矿违法生产经营。5、在矿难发生后官员参与隐瞒事故。
政府官员从煤矿中获得的高额回报只能隐藏于暗处，而煤老板却公然炫富。胡润编制的“中国能源富豪榜”里提到：上榜富豪中，山西煤炭老板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出煤矿作为资源行业中的油水究竟有多大。产煤省份流传的话是：开上一个小煤窑，“等于弄了一台印钞机”。但这台印钞机里滚出来的钞票，煤矿主并不能独吞。对于承包者来说，企业的利润不能少，上交的承包费用不能少，官员们的进贡更不能少──煤矿主算过，赚1块钱，就要拿出4、5毛来打点各种关系，这些“关系”除了官员，还有以揭露煤矿问题为由索贿的真假记者。于是煤矿主只剩下两个可以压榨的环节，一是矿工的工作环境，二是矿工的人力资本。于是中国的矿工成为世界上最悲惨最危险的职业，首先是工作环境险恶，几乎没有任何安全设施；其次则是工资低。有人计算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采矿成本：2004年，1吨普通煤卖价高达270元，到年底涨至400元1吨。一些国营矿在2004年的采煤成本是每吨133元，而私营小煤矿每吨煤成本则只有40元左右。这80多元“节约”下来的“成本”就是与矿工生命有关的工资与福利。煤矿老板上贡给以“股东”身份出现的政府官员及各种利益关系人的部分，就出在从矿工身上抠出来的这一部分“生命成本”。
山西煤老板和官员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官员为煤矿提供保护伞，煤矿则成为官员的摇钱树。矿工的生命与山西的生态环境是他们榨取财富的主要来源。
这种疯狂的采矿首先导致山西国土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原来号称“地肥水美好风光”的山西省成了人类不宜居住之地。据国内媒体报导，山西省煤矿地下采空区高达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1/8（还有说法是1/7）。山西省官方曾总结煤矿采空造成的生态灾害：首先，煤矸石大量堆积，环境污染加重。至2010年山西煤矸石堆积量已超10亿吨，且以每年5000万吨的速度增加。矸石中的有害成分通过径流、淋溶和大气飘尘，严重破坏了周围的土地、水域和大气。其次，水资源漏失量大，人畜饮水困难。采煤造成的水资源破坏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导致1678个村庄的80万人口、10万头大牲畜饮用水困难。年排放矿井水5亿吨，全省受污染的河流长达3753公里，致使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临汾等城市水质含盐量较原先有不同程度升高。第三，水土流失面积大，植被破坏严重。采煤造成土地裂缝、土壤退化、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国内媒体对山西煤炭采空区做过调查，发现“300万人受灾，处处是鬼村”。
如今，这批将山西省糟蹋得成了处处鬼村的贪官与富商人等，虽然有部分已入狱，用国内媒体的话来说，“隐秘政商‘朋友圈’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击破，建立在煤炭之上的黑金帝国也正在慢慢坍塌”，但人们并不相信山西人从此就能过上好日子。就算将山西省贪官富商的赃款全用来重建，恐怕也不能恢复山西省原有生态的十分之一；何况，山西政治生态之恶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山西吏治远非空降省委书记一人能够力挽狂澜，袁纯清治晋不谓不力，整治小煤窑，主政山西一年内，将矿井总数减少到1053座，并让山西省官员多读书陶冶性情；前者算是抓到点子，后者对堕落不堪的山西省官员却如对牛弹琴。
整治山西吏治，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都是必要之举。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由腐败得丧失羞耻感的官员治理的“上帝弃地”，更可怕的问题在于，山西只是中国资源大省的一个缩影。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个“山西”？！
（文章并非所有的都是原创，不少资料来自网络，经作者筛选、加工、综述后独立成篇。）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