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茜:论中国社会失衡现状和原因

中国社会已处严重失衡的状态

中国社会演化正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社会结构的失衡、人们心理的失衡进一步加深,社会进一步溃败,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刺激着人们,诸如“权贵贪腐”、“阶层固化”、“道德沦丧”、“贫富悬殊”、“相互投毒”、“城管杀人”等等。这些问题——标示着中国社会在某种演化阶段上的特征——渗透、弥漫于从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阶层关系,到人们的行为、心态中。它们通过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出来,但超越个人的特殊,而是社会普遍化的特征。虽然有些问题存在多年,但直至今天,它们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社会从来都不会停留在它曾经呆过的地方。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仍然是一个问题时,也会变异、“生产”出可能更可怕的新问题。时下,最令人担忧的新问题就是中国整个社会变得狠毒。具体地说,当权力、资本,以及其它利益集团比较狠毒的时候,老百姓也变得狠毒。两者在行为、心态上趋同。贫富悬殊、阶层固化、道德沦丧等警示性词语所描述的现象,在复杂的社会机制中导致社会的“狠毒化”。 从一些大的角度看一看,比如从社会行为上说,底线不断被突破,这个底线,包括了心理的底线,人性的底线,社会惩罚的底线,人们干一些事,没有心理障碍和任何惩罚的禁忌了。比如,有的有钱有势者,开车都敢轧人,并且口出狂言,放在以前,有几个敢这样干?再比如拆迁中,有的动用黑社会力量上阵,制造暴力拆迁,根本就什么都不怕。总之,整个社会已经陷入暴力的泥沼里。

社会暴力化的原因固然由诸多因素造成,究其根本原因是专制制度下的权力失衡,由于权力完全堕落到全心全意为己服务的深渊,并且依靠制度规范和暴力设施来保障利己主义的权力落到实处。无限政府与绝对权力,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双重的暴力:官员对民众的暴力与民众对官员的暴力。

福柯曾经一针见血地断言,法西斯内在于每个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内心均潜藏着某种暴力倾向。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将暴力集中于政府之手,禁止私人使用暴力,同时通过缜密的制度设计来约束权力。如果权力缺乏有效约束,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权力会大面积地引发官员的暴力倾向。

另一方面,受害人通常有非常强烈的动机“为权利而斗争”。制度如果已为此提供公正有效的救济渠道,比如允许其在政策制定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受到伤害后可以诉诸法院并得到相对公正的审判;通过选举等各种程序要求更换暴力的执法官员等。受害者就可以通过制度保护自己的利益,不满情绪亦可通过表达而宣泄。假如制度内的救济和宣泄渠道被堵塞,就会激发受害人的原始的暴力复仇的欲望。而行政权力的傲慢与执法的暴力化,往往成为受害人暴力反抗的触发器。当人们对制度失去普遍性的信赖,整个社会就必然日趋暴力化。舆论对于暴力反抗的赞美与同情,其实就是源于对制度的严重的不信任所致。

现今,中国权力的失衡导致了贫富悬殊、人人不敢讲真话、不讲诚信、热衷于考公务员、精英热衷于移民海外、疑官仇富、感到“不幸福”、吃空饷、爱走关系、沽名钓誉、潜规则盛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难以出台、教育泛政治化、甚至连许多原本信誉十分良好的跨国公司到中国后也变坏了。

权力结构是一国走向成功或失败的源泉。然而,只有那些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国家才可能走向成功,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之国: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二是政治权力广泛分布在不同的群体中,并得到有效制衡。一旦权力失衡,将产生多种经济、社会问题。

近二十多年来,中共一味强调经济增长,而忽略自身的修养,在保持自身纯洁性上一塌糊涂,其一党独大的权力膨胀的恶性欲导致中国的权力结构彻底失衡。

中国权力失衡的突出表现

一、在政党权力配置上,中国所谓特有的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改变政治上的垄断格局,党派间缺乏实质的竞争,中共一党统领着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其他党派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这就导致议会(即人大)在出台制度和政策时,遭受的制衡和辩争太少,使制度的公平性和政策的稳定性较低。

二、在政府与公民的权力配置上,政府权力占绝对优势,具体体现为:一是各种暴力机器被政府垄断,行政权力替代社会自治,成为统管一切的力量,既导致社会基本上丧失自治权,也导致社会关系被极大的扭曲,而成为政治的附庸品;二是缺乏实质民主,民众没有实质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很难对政府做出有效的制衡,一方面民主协商名不副实,权力事实上集中于中共一党,其他党派几乎没有参政议政权,更缺乏与中共进行制度和政策博弈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共的权力又被少数人垄断,导致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国家大政方针沦为为少数人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三是各级人大代表的分布不合理,代表性较差,而且代表中政府官员的比重太高;四是政府掌握的资源过多、审批权过大,“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始终未改变;五是新闻舆论缺乏自由,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政府掌控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一种声音独占垄断地位,其他的声音或者被打压、或者被箝制、或者被"驯化",在此状态下,文化也成为政治的奴仆,而与人性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三、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看不见的手”常常被“看得见的手”所控制、甚至扭曲:一是政府掌握着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步骤、速度和方案;二是资源和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土地—-受到来自政府政策的诸多管制,而不能自由流动;三是政府垄断着货币发行权、重大项目建设审批权、行业进入规则制定权、土地交易和使用审批权;四是许多产品和资源的价格制定权也在政府手上;五是对市场的监管和解释权力也被政府所垄断。

四、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分配上,中央政府权力占优:一是财政收入上,中央掌握着超过50%以上的税收;二是各省、市级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免由中央决定;三是地方重大项目的建设由中央部门审批;四是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和发债权,货币发行权和发债权掌握在中央手里;五是地方政府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也要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监视。

五、在国企和民企的权力分配上,国企占优:一是许多重要资源和重要行业如石油、煤炭、金融资本、电信、铁路等被国企垄断;二是在许多商业机会和营业资格的获取上,民企饱受身份歧视之苦;三是在技术领域,国企本身的储备较多,受到的扶持也比民企大;四是在市场控制力、与政府的关系、对需求的影响方面,国企也占优于民企。

六、在城市与农村的权力分配上,城市占优:一是长期以来,城市每千人的人大代表和党代表都远高于农村;二是城市人口占有的资源更多、经济条件更好;三是城市的环境、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资源等远优于农村;四是政策制定者基本生活在城市,不仅城市制度和政策由他们决定,而且农村制度和政策也由他们决定;五是自解放后,形成了诸多限制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制度。

权力的失衡不可避免带来了以下问题

一、导致市场化改革走向异化。市场化改革是各方力量的博弈过程,如果权力失衡,最终将导致市场规则的制定、市场秩序的形成、垄断的破解、竞争手段的使用等方面与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好"市场之间渐行渐远,从而,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的会走向异化。

二、导致权力管制盛行、寻租腐败行为泛滥。权力结构的失衡,会使某些群体居于权力垄断地位。垄断就会带来垄断租金。并且,权力结构越失衡,这种权力租金就可能越大,强势权力集团由此所获取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就可能越高。而失衡的权力结构,又为权力租金的个人化和货币化创造了条件。于是,在当前的中国,权力者为将其权力租金最大化和个人化,或者推行更多的管制,从而获取管制租金;或推行垄断,依靠垄断来攫取财富;或进行权力寻租和职务消费;或将权力租金"灰色收入化",或直接进行腐败,套取权力租金。

三、导致经济失衡。一是导致财富向权力者和市场作恶者流动,并引起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导致收入分配不公。二是导致投资和储蓄之间的比例失衡。三是导致货币超发。四是导致外贸失衡,外汇储备居高不下。

四、导致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和不均衡。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民众缺乏足够的力量来约束中央政府的行为,导致其更多地重视经济职能,而轻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在财政分权的经济激励和基于GDP增长率的晋升锦标赛激励下,不得不将GDP增长放在首要位置,而轻视甚至忽视事关民生的、增长效应低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同时,由于城市所拥有的超过农村的话语权,使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在城乡间严重失衡。

五、导致诸多社会、政治问题。如:缺乏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不爱搞慈善……等多种问题。

所以,由于制度上的权力失衡的原因,中国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不能对行政机关构成有效的约束。因此,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然就成为一个美丽的说辞,要求行政措施及其执行行为符合民众分享权力的欲望,亦成为国民的一厢情愿。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已到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既有着强力中央权威,又有着广泛而高效制衡的、被最大多数民众广泛分享的权力结构,中国才能确保改革开放的成果,才能不断走向新的繁荣和成功!否则,那场正在静悄悄发展的暴力革命很快就要来临。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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