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正:毛泽东的“四个第一”

要说“四个第一”,发明权当然属于“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为了迎合毛泽东,林彪发明了人的因素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深得伟大领袖的赏识。伟大领袖赞曰:“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受林副统帅的影响,本人也发现了“伟大”领袖的“四个第一”,说来与诸位分享,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伟大”领袖的魄力与伟大。

首先,伟大领袖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使用酷刑与屠杀对付党内同志与战友。

以往人们往往有一个错误认识,认为史达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使用酷刑与屠杀消灭党内同志。其实,这个第一轮不到史达林,而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史达林最早是1934年基洛夫被暗害后才开始对苏联党政军干部进行血腥的清洗与屠杀,1938年达到高潮,数百万人遭到监禁与屠杀。在这之前,史达林对党内同志战友的处理,最重的不过是驱逐出国,如1929年将托洛斯基这个最让他畏惧与头疼的对手驱逐到土耳其。对其他人,就是批评斗争,撤去官职、开除党籍而已。1934年大清洗之前,行行色色的反对派分子,没有一个人受到监禁与屠杀。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早在1930年11月就对党内同志与红军将士大开杀戒了。他无中生有的指控江西共产党行委(立三路线时江西党团合一的组织)、省苏维埃与红20军“为AB团富农所充塞”,通过严刑拷打逼受害者乱供、乱咬所谓AB团分子,然后进行残酷屠杀。红20军自军长至排长各级指挥员统统杀光,仅红军将士就有一万多人惨遭屠杀(包括毛泽东的嫡系部队红一方面军),比三次反围剿红军将士牺牲的总和还要多。江西省党、团与苏维埃干部多数也被屠杀。1932年1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才断然停止了这场大屠杀。随后苏区中央局作的关于肃反工作的决议就指责毛泽东搞的这场肃反:“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是乱捕工农分子,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见《中共中央档选集》,第8册,第2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作为毛泽东当时的上级领导,周恩来当然批评了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党内军内的自相残杀。在这之前,不论是陈独秀、还是瞿秋白、李立三,或者中共苏区、红军的领导人,谁也没有使用酷刑与屠杀清除异己,消灭同志。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在中共党内、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带了这个头,开了这样残酷的先例,后来史达林、金日成、霍查、拉科西、波尔布特以及差不多所有曾执政的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都向我们的“伟大”领袖学习,也对党内的同志、战友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在执政的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中,只有心地善良、仁慈宽厚的胡志明没向我们的“伟大”领袖学习,从而使越南共产党避免了自相残杀。

其次,我们的“伟大”领袖在中共历史上、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在活着但尚未执政时就把自己的思想列为党的指导思想要全党尊奉。

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没有别的理论。在列宁活着时,联共的指导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连列宁主义都没有。列宁去世以后,史达林才加上列宁主义。但直到去世,史达林也没有将自己的理论列为联共的指导思想。其实,如就史达林的理论贡献与成就而言,加上史达林当时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要将自己的理论列为联共的指导思想轻而易举。但他没有这么做。是理论上不自信,还是别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后来的苏联共产党领袖也都有自知之明,谁也没有将自己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所以苏联共产党直到退出历史舞台,指导思想仍然是马列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真有魄力,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就敢将他的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不是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而是撇开了马列主义,片面地规定“毛泽东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标”。也是在七大前后,中共党内、根据地内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山呼万岁,将毛比做红太阳。毛也坦然接受,从来没有进行任何批评或制止。这样大的魄力与创举,可谓前无古人!不消说同样也有很高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的中共领袖陈独秀、王明、张闻天想都不敢这样想,就是当时的蒋介石,身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与中国抗战的最高统帅,其在中国的声望如日中天,不论在国内国际上,其威望都非僻处延安一隅的毛泽东所能比,蒋介石也不敢将自己的理论观点称之为蒋介石思想写进国民党的党章或让人山呼万岁。有人可能会说,蒋介石有什么理论?其实只要你读一读《蒋介石全集》,便知蒋介石并非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观点。作为党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孙中山去世后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几十年,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理论观点?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又有什么理论深度或创新,不也被朝鲜劳动党确立为党与国家的指导思想吗?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有多少理论创新,不也被中共放进自己的指导思想了吗?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党国领袖理论创新真有多少,而在于魄力的大小或脸皮的厚薄。即便没有任何像样的理论创新,只要厚颜无耻,党国领袖们照样可以被吹嘘成理论导师,一些根本不像样的理论也被定为党国的指导思想。蒋介石不过是没有这么厚的脸皮,不肯将自己的理论观点确立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罢了。毛泽东可是胆大包天,在蒋介石、史达林都不肯把自己的思想列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情况下,他就敢厚著脸皮将自己的思想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当然,苏共根本不予承认,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也因此有点心虚。连史达林都不做的事情他敢做,他不怕史达林嫉妒他吗?所以建国前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在国际场合连提毛泽东思想都不敢了,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换成毛泽东的著作。八大党章更进而删除了毛泽东思想,当然,刘少奇、邓小平与彭德怀后来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就因为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活着时就把自己的思想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厚著脸皮,破天荒开了这样的先例,后来的中共领袖亦步亦趋,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那点理论写进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才使中共指导思想之多创了世界纪录。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苏共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再没有别的理论。中共的指导思想除了马列主义,还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今后还会与时俱进,不知还要增加什么鸟理论。这一切,首先都要归功于毛泽东。

再次,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开任人唯亲的恶劣先例。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之前的历任领袖都不敢任人唯亲,因为这太恶劣了。在毛泽东之前执政的苏共领袖列宁与史达林也决不做此想。史达林在苏联当政近三十年,从没有重用一个他的亲人。卫国战争期间,史达林把他的儿子雅科夫送上前线(而不是呆在司令部),结果雅科夫被俘,时年雅科夫27岁,不过是一个上尉连长。后来希特勒提出以德国的被俘上将保罗斯交换雅科夫上尉,被史达林断然拒绝。史达林未尝不清楚这会断送他儿子的性命,果然,法西斯德国不久就处死了雅科夫。史达林之后的苏共领袖也没有一人敢任人唯亲。和毛泽东一样主要靠自己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前南斯拉夫领袖铁托,执掌前南斯拉夫大权三十余年,也从来没有搞裙带关系,重用自己的亲人。总之,在毛泽东之前,共产党的领袖都没有任人唯亲的劣迹。可是毛泽东不管这一套,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文化大革命一爆发,他就迫不及待地破格提拔任命江青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凌驾组长陈伯达之上,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真正当家人。其时,江青不过是中宣部分管电影工作的一个处长而已,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头三年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实权机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本是中共中央的下属机构,但当年为了突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权力及作用,在中央文件上,都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相并列。其实,文革期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权力比原先的中央书记处还要大,因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想打倒谁就可以打倒谁,原先的中央书记处可没有这样的权力。九大上,江青进了政治局,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政治局的女干部。是论资历,还是论功绩,是论才干能力,还是论人品道德,是论在国内外的影响,还是论群众基础,比江青强的党的女干部多如过江之鲫,著名的有向警予、蔡畅、邓颖超、陈少敏、帅孟奇、曽志、李贞、康克清等,除了邓颖超(十一届三中全会进入政治局,比江青晚了差不多十年)之外,她们都没有进入政治局。不是她们比江青差,而是她们的丈夫的权力、地位远不如毛泽东。破格提拔自己的老婆江青(论德论才都恶劣不堪,堪称中共党内最坏的女人)进入政治局,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历史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人。所幸的是,后来的中共领导人都没学毛泽东。在邓小平当政的年代,他的夫人卓琳(出身名门、名校的三八式老干部)就是一个退休的老人,在中国政治上没有任何影响。这反而赢得了党内外人们真正的尊敬。
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大学毕业仅三年,1967年27岁就坐直升飞机一般成了《解放军报》负责人,那可是正军级高干啊!史达林的儿子27岁不过是个连长,人家李讷比他高多了。一年以后,李讷又出任更重要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主任。九大以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不复存在,李讷又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总之是一路高升。比李讷更受重用的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毛远新大学毕业不过三年,1968年也是27岁就破格出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几年后,30多岁就出任辽宁省委书记与沈阳军区政委,成为名符其实的东北王。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共党国体制下,解放军军长以上干部的任命,必须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下命令。也就是说,任命李讷出任《解放军报》负责人与毛远新出任沈阳军区政委的命令,只能出自毛泽东之手。当毛泽东破格任命一天仗都没打过的毛远新出任沈阳军区政委之时,为中共党国身经百战、流血负伤的老红军将士仍在职的成千上万,他们中的多数此时不过是师长、团长而已,而他们的年龄、资历与战功都是毛远新远远不能相比的。不知他们对此又作何感想?毛远新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毛泽东仍不满足。1975年,毛泽东的一道圣旨,将毛远新上调中央,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员。晚年的毛泽东深居简出,从不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一点比史达林还要高高在上,史达林晚年还要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即便是江青,想见一下毛泽东也不容易,更不用说其他中央领导人了。毛远新的主要任务就是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命令或指示,也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其职权之重要,不要说一般政治局委员不能相比,就是中央副主席也未必比他权威大。毛泽东这样安排,当然是要为毛远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做准备,不想却害了毛远新。待毛死后,华国锋将毛远新作为四人帮的骨干人员一起粉碎。

毛泽东不仅破格重用他的至亲亲人,连关系很疏远的亲属也大沾其光。文革后期,王海容作为毛泽东的外侄孙女(她爷爷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兄弟),31岁就被破格提拔为外交部副部长,成为当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多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好在她与四人帮的关系并不密切,毛死后只是被撤掉外交部副部长了事,没有被关押审判。

最后,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也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第一个在国内人民面临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几千万人饿死、五六亿百姓常年忍饥挨饿)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向国际社会寻求粮食援助,而且仍大幅度增加对外援助的领导人。

起始于1958年底,终于1962年夏的持续三年多的、几乎遍及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大饥荒,饿死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祸及地域之广都是全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不少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惨剧。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多样,自然灾害年年发生,不是淹就是旱,但从来都是祸及少数地方。中国历史上灾荒频繁,但从来不会遍及全国,充其量两三个省份。饿死人最多的,也没有超过一千万人。但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的蛮干胡来造成的大饥荒,却几乎遍及全国,饿死人达两、三千万,这一点就强有力的说明大饥荒主要是由人祸而非自然灾害造成。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饥荒既不会遍及全国,更不会持续三年多的时间。不仅中国历史上,人类史上再也找不出另一次几乎遍及全国、持续三年多的大饥荒。大跃进与公社化的蛮干胡来从1958年8月持续到1961年,大饥荒也如影随形的从1958年底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大跃进与公社化的蛮干胡来1961年结束,大饥荒也随之于1962年上半年终结,两者的先后因果关系十分明显,也十分简单。

面对着这场主要是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毛泽东的应对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与想像,堪称旷古未见。在他明知道饥荒蔓延、大量民众饿死的情况下,他还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歪曲事实,欺骗国内人民与国际视听。他不仅严令禁止国内新闻媒体报导饥荒的任何消息,而且在1960年、1961年向访华的斯诺、蒙哥马利、密特朗与特鲁多等西方著名新闻记者、元帅与政要一再断然否认中国发生了饥荒。不仅这些人受骗,连一向坚定反共的阿登纳总理也不相信中国发生了饥荒。理由是:红色中国这时正向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国家大量出口粮食、鸡蛋与肉类,怎么可能发生大饥荒?这时中国正向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国家大量出口粮食、鸡蛋与肉类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阿登纳确凿地知道这一点。但同时大量中国人饿死或挣扎在死亡线上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这一点阿登纳却被毛泽东蒙在鼓里。阿登纳就以他确知的第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否定了他所不知道的(责任当然不在他)第二个千真万确的事情。25年前,当笔者读到《阿登纳回忆录》这段文字时,真是感慨万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大大低估了独夫暴君的毫无人性的歹毒与邪恶。毛泽东的确是在千百万中国人饿死的大饥荒中,不仅向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国家大量出口粮食、鸡蛋与肉类,不向国际社会寻求粮食援助,而且继续打肿脸充胖子,大幅度增加对外经济军事援助的。就在大饥荒非常严重的1961年,毛泽东却向并没发生饥荒、当时生活比中国人好得多的阿尔巴尼亚与非洲国家送去十几万吨的小麦与大米。仅仅140多万人的阿尔巴尼亚当时竟得到饥荒中的中国6万吨小麦的无偿援助,几内亚1961年也从中国得到1万吨大米的无偿赠送。1961年3月底苏联主动提出以借款形式援助中国100万吨小麦,被毛泽东亲自拒之门外(苏联主动提出以借款形式援助中国100万吨小麦,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民正大量饿死,他们想对中国人民尽自己的人道主义救援义务,可毛泽东就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4月份,当中国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协商两国贸易之际,好心的苏联领导人又提出上述提议,又一次被中国的外贸部长拒绝,叶季壮这样做当然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也是在196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以东方人的处事风格向当时中国外交部长陈毅悄悄地商量:请求允许日本提供10万吨小麦,避开公众的视野秘密运给中国。结果也被陈毅拒绝,陈毅当然也是秉承毛泽东的意旨而行。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的对外援助本应完全停止,起码也要大幅度减少,但事实完全相反,中国的对外援助反而直线上升。1958年中国的对外援助2.76亿元,1959年达到3.50亿元,1960年3.63亿元,1961年5.19亿元,1962年猛增到8.54亿元(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2册,第225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不顾国内人民的死活而继续大量援助别国,毛泽东做的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面对着自己制造的千古未见的大饥荒,毛泽东即使不向国际社会求援,但只要停止对外援助,将这三年(1959—1961)援助他国的12.32亿元人民币用来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当能减少国内人民一、两千万人的饿死。但他就不这么做,他心里哪还有一点关心国内人民死活的起码的人性或温情?他之所以不怕留下千古骂名丧心病狂地这么做,就是因为一旦他承认中国发生了饥荒,向国际社会求援,或停止对外援助,就意味着承认他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是一场根本的失败,这将在国内外对他的巨大权威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尤其在那时,毛泽东正野心勃勃的谋求取代苏联领导人成为世界共产党阵营的最高领袖,他怎么能承认他的大跃进尝试是一次失败呢?为了维护他的权威,他才不管国内人民的死活呢!饿死两三千万百姓在老毛眼里算得了什么!1957年11月访苏时他就大言不惭地说过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造成人类三分之一甚或一半人口的死亡,令那些本来就残暴成性的各国共产党头子们听了都不寒而栗。毛泽东的极度自私残暴,一至于此!

从上述铁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再给毛泽东总结出另外“四个第一”:对同志、战友残暴无情世界第一,不顾人民死活世界第一,自私自利、厚颜无耻世界第一,蛮干胡来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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