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日讯】（新唐人记者唐音采访报导）文革中第一位被打死的老师、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近日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宋彬彬的所谓道歉。2月1日，旅德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接受了《新唐人》的专访，他坚持认为打死卞仲耘的凶手们犯下的是反人类罪。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在遭受红卫兵连日批斗与毒打后死去，成为文革中被殴打致死的第一名学校老师。
据媒体近期报导，参与打人的红卫兵中有一批中共元老们的女儿，如：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等。
1966年8月18日，时任中共党魁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的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宋彬彬为他带上红卫兵袖章。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写道：“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的鲜血。”
2014年1月12日，美国籍的宋彬彬与另一名当年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领头人物刘进返回母校参加活动时，为自己“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而道歉。
王晶垚并为被邀请参加这个活动。
1月27日，王晶垚公开发声明，表示“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王晶垚在声明中说：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是打死卞仲耘的凶手，并且没有对昏迷中的卞仲耘没有任何抢救行为。他指出红卫兵的行为“残暴程度令人发指”、“真是丧尽天良”。
65岁的旅德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文革时正在清华附中的高中预科六五一班，而中国第一个红卫兵就起自于这个班。
仲维光亲身经历了文革的整个过程，亲眼目睹了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卫兵的种种暴行。
2月1日，在《新唐人》记者对他的专访中，仲维光坚持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打死人的行为属于反人类罪。
记者：您怎么看待宋彬彬的道歉，还包括前一段时间，中共元帅陈毅之子陈晓鲁对文革的道歉？
仲维光：首先我们应该想到的是，当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造成了三千万人的死亡。死亡的人几乎和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有联系，而这些人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每个活着的人，跟他们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幸。
那么面对三千万人的死亡，一个清描淡写的道歉能够就这样过去吗？
记者：您亲身经历了文革，是否也看到过类似的被迫害的情况呢？
仲维光：当我看到陈小鲁到八中道歉的时候，我自己马上就想起了我在八中一个熟识的人，一个当年在八中留校工作的老师——高加旺。
高加旺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害，感到前途无望，最后自杀。自杀的时候，高加旺刚刚20岁出头。
记者：您怎么认识他的，他又是怎么死的？
仲维光：我认识高加旺是在64年，是在我初中将要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把我的堂姐介绍给高加旺。高加旺因为出身有问题而在北京找不到对象。
我的堂姐当时不在北京，但是就是这样我的堂姐也没有答应这门亲事。
为什么会对我印象很深？因为当时我看到了高加旺，我认为这个小伙子是一表堂堂，而且语言、精神都很有才气。我当时作为一个初中的孩子，那个时候我是真心地喜欢上了高加旺这个人。
但是高加旺就是因为出身，在整个六十年代，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生活可以说是生活在地狱里。
最后，高加旺因为出身而在沿海的农村找了一个对象。
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据说是因为高加旺画了沿海农村的地图。罪名是他给他在台湾的亲属给他们准备地图，给他们反攻大陆制造条件。
20岁出头的高加旺在68年夏天自杀了。
记者：现在对比一些当年红卫兵的道歉，您反思到什么？
仲维光：为什么高加旺就要生活在那么黑暗之中，受到那么多的迫害和压抑，而且在20岁出头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像高加旺这样的人，在八中被迫害到这种地步的人不止一人。是整整一个族群，在六十年代被致于黑暗、受迫害的地步。
所以我觉得陈小鲁宋彬彬们的道歉根本就没有接触到任何的根本的东西，而且对于死者高加旺这些人来说，真的是很虚伪的。
所以我认为王晶垚拒绝宋彬彬的道歉，是有道理的。
记者：在您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权主义等课题多年后，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仲维光：尽管我前面说了可能压在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他们搁上的。例如打死卞仲耘，可能是刘婷婷而不是宋彬彬。
但是所有他们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往骆驼身上加迫害的一员。不是他们没有阻止这场迫害，而是他们推动、加剧了这场迫害。
实际上当我明白更多事情以后，我才发现，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所以推行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在国际社会中看得很清楚的反人类罪！
为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就是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那种消灭和迫害，就是因为另外一个族群，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或者其他的组成，和这个族群不一样，他们就要消灭那个族群。
当时“地富反坏右”在陈小鲁宋彬彬们的眼里头不是人的，在中国社会里头，他们都没有人的地位。
实际上要道歉要反省的是，凭什么地富反坏右不是人？凭什么地富反坏右、尤其他们的子女就要受到你们的迫害？
这些个问题，我认为是至今中国社会都要反省的问题。
凭什么有人因为思想因为信仰就要受到迫害？这个是违背当代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的、基本价值的。
记者：您认为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
仲维光：实际上问题很简单。因为在50年代、60年代，共产党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传统的价值、我们做为人来说固有的价值观念。
这个价值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社会里头讲的“忠、孝、仁、义，礼、义、廉、耻”；在西方社会现在讲的就是“每个个人的权力”。
而共产党用一党专制，用共产党代表真理，来彻底摧毁了这些东西。
所以它在那个社会里头，提倡“阶级斗争”，提倡那些人为了自己生存、权力，向共产党交心揭发自己的父母，而迫害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同事。
记者：现在许多年轻人都不了解文革了。还有许多中国人认为，所谓改革开放已经进行30多年了。他们认为文革中的那一荒唐的事情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您怎么看？
仲维光：这个”一个族群消灭另一个族群“的事情，在共产党领导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大家看看今天中国社会里头，有哪些是在按照传统社会中的伦理来做？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倒置的社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
五十年代的阶级斗争论是这样；到八十年代，邓小平们推行所谓经济改革以后，由于这个社会没有价值基础，没有法治观念，只有权力至上，只有一党专制，所以今天这个中国社会在现代话的过程中，才会和西方社会截然不一样，才会充满欺骗，才会腐化到处存在。
89年又有了天安门屠杀，邓小平说：杀它个20万安定个20年。这个20万是什么呢？就是族群灭绝。
当90年代初期中国的文化出现复兴，出现了法轮功等信仰团体以后，尽管他们推崇的是“真善忍”，推崇的是非暴力，推崇的是不过问政治，但是大家都看到，1999年开始，共产党再次采取了族群灭绝.
而且对信仰团体的这种灭绝，它所带来的心灵恐惧，实际上和60年代的时侯是一样，在中国人的心上、身上都存在，很多人不敢谈法轮功问题。
而且一直影响到国际社会。很多想在中国获得利益的人都主动的回避这个问题。
所以，所有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简单到就是屈服于那个一个族群灭绝于另外一个族群的一党专制的思想，一党专制的暴力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