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五十四）

【新唐人2014年1月21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十四章 大饥荒年间的城市生活

在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下，城乡分割，城镇居民和农民是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两个社会群体。国家计划部门每年根据预计粮食产量安排下一年度粮食收支的“盘子”。“收”是指从农民那里征购的粮食和进口粮食，“支”是指城镇居民口粮、农村非产粮人口用粮、工业用粮、出口和军事用粮，收入减支出就是粮食库存。中央政权对粮食库存十分重视。由于“收”过了头（即征购了过头粮），在“支”中还包括“返销”给农民的口粮。“支”有强大的刚性，除了农民的口粮以外，是很难压缩的。政府安排的顺序是，先保证了粮食支出以后，再考虑留给农民多少口粮。由于“支出”盘子太大，所以经常在农民那里征购“过头粮”。为了保证收支平衡，政府强迫农民做出最大的牺牲。所以，在大饥荒期间，饿死的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一 城镇的粮食供应

那么，能够享受粮食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普通人是按劳动强度大小不同来确定粮食定量指标的，高级干部和极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则是按权力等级享受特殊供应的。权力层次不同，享受的供应水平不同。广大普通市民，虽然不会饿死，但只能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从表十四•一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按月份看，每月向城镇供应的数量大体是均衡的，这和国家向农村供应的粮食随月份变化有所不同（见本书“粮食问题”章）。其二，后几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城镇供应的粮食比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城市副食品供应减少的原因。其三，一九六零-一九六一，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大大减少，其原因一是二千多万城镇人口被赶向了农村，二是城镇人口粮食定量减少。

二 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时差

除个别地方外，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一九五八年冬天。而城市的饥饿发生在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时差大约有十个月。农村情况好转大约在一九六一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时差大约一年。一九六零年九月从我县城中学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二十个月了。入校以后，比我高一班的同学说，一九五九年学校的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一九六二年，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要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一九六零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的大饥荒。

粮食在农村下场到国家征购，再由国家粮库进入城市居民的厨房，需要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政策是由城市人制定的，农村出现了饥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本来是一体的，想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种种努力，可以稍微延迟城市饥荒的到来。所以，城市的饥荒相对农村而言，有一个时间滞后，简称为“时滞”。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秋，农村大饥荒来临的时候，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记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坝子的农民开始大批流亡。七月，一次更大规模的流亡席卷川西坝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有的提着几个鸡蛋，或一只鸡、鸭，想给城里人换点粮食，有的背着个小包袱，寻求招雇，更多的人则是两手空空，只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七月二十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五万三千四百二十八人次，“挤购糖果”的七千八百五十人次。少得可怜的馆子其拥挤程度从以下的统计中可见一斑；七月二十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三千五百二十八人次，竹林小餐二千七百零六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二千一百人次，七月二十一日，香雪海饭店三千三百三十一人次，竟成园四千六百五十八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一千四百斤，糖果四百斤，面包八百多个，蔬菜二千斤，煤油二十斤……

农民有自发进城的，也有基层干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队给社员出具外出证明：“兹证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厂运输”，“该人身体条件差，不适应农村劳动，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成都的情况。不过，作为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非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一九五九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一九五九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天津、保定、石家庄）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注一）

到一九五九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进大批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冬天，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与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时滞”。

由于农村一度放松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大部分省份给农民以自留地，允许农民开荒种“十边地”，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地区实行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农村粮食多了起来。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冬，大部分省的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而城市好转的时间滞后。此时，城市居民反而羡慕农村了。

据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二十八期报道，不少地方粮食市场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现“剩市”。河南省鲁山县每天平均上市二千多斤，长葛县每天上市五千多斤，叶县和商丘每天上市一万多斤。四川温江县双流镇每场上市三千-五千斤，成交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山东郯县城关每天上市瓜二万多斤，成交百分之五十。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种多。河北省粮食工作座谈会分析，卖粮的百分之八十是社员，百分之十是生产队，百分之十是商贩；买粮的百分之五十是缺粮户和灾民，百分之十五是城镇的非农业人口，百分之二十是买生卖熟的，百分之十是商贩。四川金堂县调查，卖粮的百分之六十是生产队，百分之四十是社员；买粮的百分之七十是农村人口，百分之三十是城镇人口。一九六二年，安徽合肥市二十二个自由市场中，平均每天上市粮食三千二百多斤，百分之八十是商贩卖的，农民占百分之十三，生产队占百分之七。

为什么要卖粮？这期《粮食工作简报》上说：四川温江调查，社员卖粮的原因：购买猪仔；购买农具；家有病人或其它急用钱；有的户分到超产油或奖励工业券需要钱买。生产队为什么卖粮食？江苏省兴化县的调查结果是：修理农船、买农具、化肥、农药。不管是农户还是生产队，卖粮不是粮食富裕，而是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能挤出点粮食卖，说明情况比前两年好。

农村粮食市场是一九六零年以后才开放的，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这与开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时自由市场上农产的价格很高。城市里流传民谣：“城里一个八级工，顶不上农村一捆葱”。

城市和农村情况好转的时间差，引诱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一九六一年四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经委的几个干部到石钢、京西煤矿、龙烟钢铁公司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龙烟钢铁公司在一九六零年一年共跑了二千八百多名工人，一九六一年一月到四月上旬就跑了一千七百多人。一九六一年私自离厂的工人逐月增加，一月跑了三百二十七人，二月跑了四百六十八人，三月跑了五百五十八人，四月上旬十天就跑了四百二十三人。石钢一九六一年一到四月上旬就跑了八百四十五个工人。在工人当中，对于自留地、自由市场兴趣很大。在生产时间，只要组长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说某某回家后既有了自留地，还可以搞自由市场活动。工人说，在厂里干一个月挣的钱，不如在自由市场上卖几条鱼、几十斤萝卜、几十个鸡蛋。谷牧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注二）无独有偶，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也向东三省发了《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据各地反映，厂矿企业特别是煤矿工人自动离厂离矿的情况十分严重，对生产影响很大。”辽宁省各煤矿自春节到四月底，工人自动离矿人数达九千一百多人。黑龙江省各矿一月到四月二十日，离矿工人达七千三百九十九人。吉林省仅通化煤矿四月份离矿工人就达七百 多人。从三月二十九日到四月二十七日，鞍钢运输部就有一百四十二名运输工人自动离职。

在这种逆向“时滞”面前，城市里的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农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农村建一个小型农场。在这些基地上获得农副产品，以补食品的不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以吉林省为例，一九六零年以来，有些厂不仅粮食短缺，还因原料和燃料不足，处于半停产状态。虽然精简了一批工人到农村，还有一些闲置劳动力。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一些大企业开始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据十二个大企业的初步统计，到一九六一年底，已办起了三十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共有耕地二万一千七百零五亩，收获饲料、粮食一百二十七点四万斤，蔬菜二百五十三点四万斤，养猪四千六百三十二头、牛六百五十九头（其中奶牛四百九十二头）、羊一千零六十六只，鸡三万八千六百多只。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过去职工保健牛奶全靠市里供应，经常得不到满足，现在已能自给。还组织有职业病和体弱的职工到农副业基地边劳动、边休养，对于恢复健康效果很好。（注三）当然，在建基地时，无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这时又刮起一股新的“共产风”，靠粮食定量吃饭的强势群体，“共”弱势群体农民的“产”。由于这些基地有侵占农民利益的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例如，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和耕地的紧急通报》。通报说，“省委认为，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学校等部门，利用工余时间，种植蔬菜，大搞副食品生产，争取自给或部分自给，对于这种积极性，应当加以鼓励和支持。”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不得雇用工人或调动人民公社的劳动力；土地自己开荒，不能占用公社的耕地；工具、种子、畜力、肥料自己解决，或与公社等价交换，不能从农村搞平调。

森林工业、矿山、铁路等系统，有的组织职工家属进行自给性农副业生产，以弥补国家供应不足，改善职工生活。一九六二年六月，周恩来到吉林视察时，要求吉林省委对这件事进行一次调查。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并总理”提供了调查报告（注四）。报告说，在职工家属中，能够参加农业劳动的只占家属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百分之十。这两年职工家庭小片荒地百分之八十是职工本人耕种的。有的因耕地过多，已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据通化矿务局反映，在农忙时，井下工人工时利用率仅达四个半小时，今年春耕时期，因工人种地，出勤率一度由百分之八十五降到百分之七十五。工人说：“上班留点劲，下班好种地”，“星期五心长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击，一干干到星期一”。

上述报告说，森林工业搞农副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与林争地。据晖江市三个林业局统计，这几年开荒种地占用林地和采伐基地达五十一点九万亩，占三个局总面积的百分之十点三。许多生产队和职工家属为了生产粮食，不惜毁林开荒。景山林场职工家属开荒的三百多亩的小片地中，属于毁林开荒的占百分之十三。开荒种粮也破坏水土保持，开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两旁三十-五十米内的土地。职工开荒种粮与农民争地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吃不饱以外，精简下放是对不少家庭的另一种威胁。有些本来是来自农村因吃不饱是自愿回乡的，但相当多的家庭还是不愿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城市。一九六一年五月到一九六二年六月，城市下乡人口共一千八百万人，减少职工一千七百万人。城乡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二千万人。当然，精简下放的对象主要是一九五八年招工的农民。但是，城镇里出身不好的，受到种种处分的，没有固定工作的，也随之下放到农村。一九六二年，流传着一首民谣：“嫁军官，怕打仗；嫁干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个农民吃得胖”。当时中印边界战争刚打不久，怕打仗也是部分军人家属的一种思想状况。

三 靠国家粮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城镇居民的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进入大饥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一压再压。一九六零年九月七日，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九月十日晚，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李先念在这个会议上讲话（注五）说：“一点三亿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销售了五百九十亿斤粮食。今年七月北戴河会议上经各省要求确定今年销售六百二十亿斤，为此总理作了检讨。现在看来只能销售五百四十亿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压低口粮标准。在上年度全国平均每人二十九点五斤标准的基础上，再压二斤。毛主席讲：为什么不压三斤？为什么不压四斤？如果按全国平均二十九点五斤，再压三斤也对，再压四斤也对。当然，主席讲的是问题的精神。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十个月算，就可以节约十五点六亿斤粮食。”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三年粮食形势开始好转，城市居民粮食定量有所提高，但水平还是很低，详见表十四•三。

【资料来源】同表十四•二。

在今天看来，三十斤左右的粮食，应当是够吃的。但在当年，每人每月二 两油，一年吃不到两次肉，没有蛋，其它副食也很少，这点粮食是城市居民主要热量来源。表十四•二中的数据是粮食部公布的，实际上，各地为了“留有余地”，都相应地减少了粮食定量。例如鞍山钢铁公司轻体力劳动的定量只有二十七点五斤。（注六）

在定量中供应的相当一部分是红薯。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百分之十，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它地方搭配红薯比例更大一些。进入大饥荒时期以后，红薯的比例提高了。

工矿企业由于粮食很紧张，工人闹粮事件时有出现。一九六零年五六月份以来，辽宁省的工业生产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为闹粮问题。辽宁省委工业部十月二十四日《关于在职工中迅速开展一次粮食问题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报告》（注七）中反映：“闹粮原因有三：一是人们心理紧张，二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三是五类分子趁机造谣生事。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治挂帅，以增产节约为目的，对粮食问题进行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凡是采用这一办法的，粮食问题都解决了。锦州市四零一厂原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职工闹粮或同情闹粮，经过教育辩论后，反而压缩了九千余斤定量，没有一个人再喊粮不够吃。”辽宁闹粮，到底怎么闹，闹到什么程度，报告没有提及。但报告中提供了一个信息：闹粮是靠政治压力平息的。把闹粮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归结为“五类分子的造谣生事，大辩论，说闹粮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在这样政治高压下，谁敢再闹？工人闹来闹去，不仅粮食没有增加，反而定量减少了，看你还闹不闹！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锦州的经验很好，可以在工矿企业中推行。机关、学校、部队也可推行。请各组同志讨论一下。”（注八）

四零一厂的闹粮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和中共中央宣部副部长周扬说：“一方面对广大职工进行了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对少数闹得特别厉害的人在小组会上进行了辩论，逮捕了三个进行政治破坏活动的分子；另一方面加强了食堂工作，解决了贪污、浪费和用粮无计划等问题。”看来，逮捕三人具有很大的震慑力量。毛泽东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值得推广，但要解决一些实际上的问题”。（注九）

在鞍山钢铁公司，由于社会上的“闹粮风”对职工家属影响很大。据分析，在闹粮中，能够顶得住的约占职工家属的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在闹粮中表现动摇、情绪不正常的占职工家属的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六十五；在闹粮中闹得最凶的占百分之十左右。闹得凶的家属故意刁难职工，回家只叫喝稀粥，骂他们是“熊包”，甚至不给饭吃。挑唆鼓励职工到工厂去闹粮。有的说，“共产党好，肚子吃不饱”，“人民公社好，把人饿跑了”，“生产大跃进，啥也没有了”，“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为此，鞍山市在职工当中开展了“以粮食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发动出身贫苦的“忆苦思甜”：“看看旧社会穷人的下场。在旧社会哪个穷人一个月能吃上二十七斤半？”同时找一些出身不好的典型作为辩论对象。如第二炼钢厂铸锭车间工人祝守义的老婆何秀英，伪满时期是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在闹粮中她编了一首打油诗：“二十七斤半，饿得冒虚汗，上楼腿打颤，有钱也完蛋”。铸工车间就组织全体家属对她“辩论”，她不得不认错。（注十）这种辩论会实际上是批判会，斗争会。

由于营养不足，城镇居民浮肿问题也相当严重。城市的幼儿也严重的营养不良。一九六二年六月，成都市在机关、厂矿、街道的九个托儿所所中检查了五百七十二个幼儿，缺乏营养的占百分之十八点八，患佝偻病的占百分之五。重庆比成都更为严重，托儿所的患病率达百分之九点四，街道幼儿园的幼儿发病率达百分之四十，有的已双目失明，死亡率也高。（注十一）

城市里饿死的人很少，但由于营养不良。人口出生率也大幅度下降，一些该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用《中国人口》所提供的数据计算，在大饥荒几年间，京津沪三大城市非正常死亡总共不到九万人，而少出生人口总共为二十八点五七万人。（注十二）

注解：

[注一] 高智勇：《北京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载《炎黄春秋》二零零七年第八期。

[注二] 《中央转发谷牧同志“关于迅速克服工人私自离厂现象和巩固工人队伍的意见”和贾步彬同志的信》，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六一]三三八号。

[注三]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厂矿企业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情况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

[注四]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矿工家属参加自给性农副业生产的调查报告》，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吉林省档案馆，一九五九年，全宗一，案卷一百。

[注五] 李先念同志九月十日晚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注六] 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在职工家属中进行以粮食为中心的教育运动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情况报告》，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吉林省档案馆，一九六一年，全宗一，案卷二三三。

[注七]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宣教动态》第一一三期，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注八] 《印发“在粮食问题上进行思想教育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文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四零二页。

[注九] 《关于推广锦州四零一厂解决职工闹粮问题经验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四一九页。

[注十] 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在职工家属中进行以粮食为中心的教育运动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情况报告》，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吉林省档案馆，一九六一年，全宗一，案卷二三三。

[注十一] 四川省卫生厅：《疾病情况》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省委办公厅收文号一四七，四川省档案馆，办公厅，案卷号：二九六三。

[注十二] 见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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