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31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七） 陆定一、周扬、夏衍哄死人不偿命
章伯钧的女儿章怡和说: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
父亲捏着报纸，读之再三。他也在想：这是为什么？
吃午饭的时候，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父亲想再说上几句，电话已挂断。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父亲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
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父亲哑然。
“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父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身，告辞。
父亲执意要送至大门。烈日下，二人淡然一笑，握手言别。
整个下午，父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并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
父亲归来，已近深夜。人刚睡下，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寂静之中，尤觉急促刺耳。接过电话，方知是浦熙修打来。
她的第一句话是问父亲：“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真的吗？伯钧，你的态度怎么样？”
父亲答：“辞职是真的，但权不在我。将来要由社务委员会议论决定。”
浦熙修说：“《文汇报》的情况要比《光明（日报）》好些。因此，还想约你写一篇关于联合政府的文章。”
父亲说：“我不能写了。”
“你能不能推荐一个人？”
“我一时想不出来。总之，要请对中国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那样的。”
接着，浦熙修在电话里向父亲传递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说，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见到了周扬和夏衍。在大厅问他们二人当前的形势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搞鸣放？他们两个人都说，现在仍然是鸣放，政策没有变。另一则消息是讲她看了《这是为什么？》社论后，立即给陆定一打了个电话，不客气地问现在是继续“放”？还是“收”？陆的回答也是，我们还是“放”，没有变。
浦熙修在电话中的讲话，语言虽简练，情绪却激动。彼此都有不祥的预感。父亲非常理解，她关心“光明”，是因为“文汇”与“光明”血脉相通，都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她关心老储，是由于她和储安平命运相连，都是报社的主编。然而，父亲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打击的目标乃是浦熙修身边的罗隆基、储安平背后的自己，和章罗所代表的中国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政党。（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像共产党这种比黑社会还黑得铁的组织，在它的阴谋家黑老大的领导下，喽啰们你不管想不想，都得昧着良心撒谎，步调一致地实施阴谋。就以周扬说吧，他至迟是在五月十八日就得知毛五月十五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而今天已是六月八日，他却竟能欺骗蒲熙修，说：“现在仍然是鸣放，政策没有变。”致使她被黑老大封为“能干的女将”而忧郁终生，命送癌症。
我评说周扬的根据，是作家黄秋耘的回忆录《风雨年华》，其中说到五月十八日晚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那里得知毛决定要反右了:
“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疄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词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
“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一段时间，直到五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五月中旬稍晚一些时间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当天（五月十八日）晚上就暗示给我。”
周扬得知“转了”以后，仍然积极实行“引蛇出洞”。五月二十五日，他在邀请文艺工作者提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说：“希望大家意见提得尖锐一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的批评只是一分，可是我体会到我们的缺点有十分。”这里充分地体现出刘宾雁在八十大寿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所指出的共产党的三大突出特点：“残酷、卑鄙、虚伪!”
（八）王若望举证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右派分子王若望先生说:
再举另一种引蛇出洞的阳谋，就在我的故乡武进县施行过。由于党政部门没法凑足上峰颁下的右派分子的指标，有位熟悉政治运动的“智叟”献计曰：如此这般，县委书记觉得此计甚妙，便挑选在端午节前夕，由教育局出面招待所有的中小学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大摆筵席，说过端午节，请大家聚餐。
当时正逢外面大鸣大放空气高涨，右派帽子还没有出笼，来宾在酒足饭饱之余，就很自然地议论反右的消息，什么人是右派等等作为谈助。
教育局在每一桌上安排一名心腹，暗暗记下张三李四发议论的精彩部分。宴会散席，他们的右派论点也就编织停当，于是这些人上了一百多位规定的名额。
为什么挑选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呢？据告知我的老师解释道：只有教师中的尖子，发起议论来才有骨头，至于把教师中的骨干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必然影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县委书记和教育局长哪里会顾及它的后果呢？
令人不胜惊异的是：为了凑指标向上邀功，连安排做记录的心腹，也有几人上了右派黑名册。
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大右派，他是右派中等级最高的。沙的妻子陈修良，曾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日后成了我的朋友，她避免谈沙文汉的挨整，却谈了另一位极右份子杨兆龙的故事：
杨兆龙曾任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司长，他妻子沙溯因和妹妹沙轶因皆是沙文汉一族的小姊妹，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陈修良误以为发觉李宗仁比蒋介石有其开明之处，那时在上海监狱中关着三十多名政治犯，陈修良便通过溯因去说服杨兆龙，晓以大义，趁早释放中共的政治犯，将功折罪，几经转折，在解放军在山东取得大捷后，杨兆龙设法将全部政治犯释放。应该说，杨是有功之臣，只是为了他响应大鸣大放，在发言中讲了“应将政治和法律分开”等语，就把杨划入极右派，没收其家产和存款。他的妻子沙溯因自杀而死，子女三人同时划为右派。杨本人判无期徒刑，他在狱中身患重病，至一九七五年特赦出狱，只剩孤身一人，眼睛昏花，满头白发，至一九七九年死去。
如果说，三反五反运动成了自杀的高潮，连陈毅市长都说：“跳楼自杀者就象降落伞部队！”那么反右运动引起自杀事件肯定超过三反五反。（《黄花岗》总第十一期，页九十）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