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30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四）“龙陈联盟”胎死腹中
大约三年以前，在香港的一本《华人世界》刊物上，我读到了徐铸成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忘记了，里面写到的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难忘：
反右斗争初期，周恩来还召见过一次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龙云，要他承认和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兼全国政协常委的陈铭枢，结成一个“龙陈联盟”。如果他能答应下来，周恩来保证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变。
尽管自己已在报纸上的一篇篇批判声中岌岌可危，却没有片刻的犹豫，龙云当时就拒绝了，他说：这真成了天大的笑话，国人众所周知，过去我是云南的土皇帝，土军阀，而陈铭枢做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过伪行政院院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我们两个风马牛地捏在一块，这事怎么能行呢？
军人出身，戎马半生的龙云，比不得多愁善感的章伯钧，只要他第一次不肯答应下来，那就永远不会答应，即便如浑身都是外交细胞的周恩来，也就只有徒劳而返；或许，这事终究让始作俑者觉得了某些荒唐，周恩来召见之后也就不见有新的动静……
徐铸成先生还在文章里提供了这段史实的出处：
他是听一位在国务院参事室任职的老人讲的，这位老人是龙云生前的好友。龙云在云南当土皇帝的时候，前者则在云南省参议会做事。我想，无论是徐铸成，还是那位老人，大约不会也风马牛地捏造出这一段情节来，他们直到行将就木前说出来，写出来，无非是要为历史保留一点真相……
显然，不经十分警惕党内党外有人结成联盟、可又偏偏嗜好在历次运动中炮制出种种“集团”来的毛泽东的授意，周恩来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动作的。（胡平《禅机：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第四六二页）
我所以宁肯逐字逐句照抄，而不转述，也不引用原件，一则，由于我是首先从胡平先生这里看到的。二则，我也很尊重胡先生的看法。这叫做“一功两得”。
不过，我们由此看到，毛泽东真是个黑心肝，烂肚子的人，始而把两个“反贴门神不对脸”的人，硬着手脖打成“章罗联盟”；继而又要风马牛地捏出个“龙陈联盟”。前者，阴谋得逞；后者，阴谋流产。尽管毛的阴谋已玩得臻于炉火纯青；但你就相信吧：大凡阴谋家之成功，断然只能是“得逞”于一时；试问：“章罗联盟”于今安在哉？伴随着“章罗联盟，天下奇冤”的结论，阴谋家的嘴脸原形毕露，一同载入史册。由中共左手捂、右手盖的大阴谋家毛泽东的险恶、丑恶、凶恶、邪恶、罪恶的被全部、彻底揭穿，被全部、彻底清算，虽已拖过了上世纪末期，但决躲不过本世纪初叶。这是中国人民定要，也定能做到的事情！空口无凭，《谁是新中国》和“九评”在中国大陆引起的巨大反响，即为实证。
当然，人们也愈益认清了周恩来助纣为虐的角色。
（五）李富春、陶铸、王任重看谁招数高
毛泽东把阴谋定为国策，人们生活在阴谋的笼罩之下，迈步在密布的陷阱之间。
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重庆向四千多名党内外干部发表讲话时，要求打破“五怕”思想。这“五怕”是：
一，怕党员不许放，不许鸣。李富春说，党和毛主席都表示要大家大胆放，大胆鸣，用不着顾虑什么；
二，怕整。他说这大概是因为“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和其他运动时，有些人被整过，感情上还有影响。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已不同了；
三，怕说错。他说共产党还常常不免犯错误，错了大家可以讨论、纠正。要是大家都怕说错，怎么鸣得起来争得起来呢？
四，怕“围剿”。李富春说，党中央对“围剿”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的情况，已经提出了批评。王蒙的作品有缺点，也有正确的一面。是真理就不会怕围剿，真理总归是真理；
五，怕得罪人。他说那更不必顾虑。大家鸣大家争论，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以求得共同的认识。
五月十八、十九两天，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共计听取了十三个小时的意见。
大家反映最强烈的是：党群关系紧张，在于有些党员对知识份子看法不对头。人事部门只知道政治历史，不知道学术历史，有了什么事情就去翻档案袋，查老帐。党群关系不好，还因为中间隔了一层年轻的党团员和所谓的积极分子，他们中的不少人，根据领导的胃口逢迎领导。又根据自己的利益去使领导偏听偏信……
陶铸就此说道，今天没有谁是旧知识份子了。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经过这七年，党和大家已互相了解，急风知劲草，大家都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他要求教授们打消一切顾虑，大胆讲话，坚决揭开这两校的盖子来。（《禅机•上》第一七零页）
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学习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停课五天进行大鸣大放，鸣放倒出了知识分子郁积的苦水：
老教师认为，解放后我们一路挨打，如旧时大户人家的老奴，上有老太太，下有少爷小姐；
老教授认为，专家学者不被重用，现在是老教授要看助教、讲师的脸色,因为他们中不少人是积极分子，懂得“汇报”（指打“小报告”）。
专心治学者认为，工作能力低者反而步步高升——“党”显威风，一些积极分子盛气凌人，视自己比众人高出一等。
……
在这天的座谈会上，董每戡教授最引人注目，因为陶铸对董教授说，知道他“写了几首诗，很好”。陶铸甚至背出了其中一首诗的两句：“书生都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下面的两句是：“倘若推诚真信赖，自能沥胆与披肝。”
由于陶铸的肯定，董教授提了两条意见：其一，高等学校是学术机构，应重学术。现在学校重视职务官衔，不重学术。这种社会风气与党对学术的看法有关，要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必须扭转这种不重视学术的风气。其二，一些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冷若冰霜，面笑心不笑，运动一来凶恶异常。云云。数月后，董每戡教授就成为“大右派分子”。（中山大学《学习情况简报》一九五七年第五号。）
五月底六月初，有一天下午，中共北京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你们几所大学鸣放得还不够，因为党委力量强，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最后着重交代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施平《六十春秋风和雨》；上书第二六零页）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于中央关于大鸣大放的通知，是赞成的，他更欢迎知识界的人士能给政府提意见。
在聚集的高级知识份子中间，他真诚地请求他们说：“我们党员中有一些人，说打通思想时是我打你通，谈说服教育时是我说你服，没有想到自己也有不通之处和必须教育的地方。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武汉地区最近“放”了一点。但很不够；“鸣”了一些，但很没劲。为何放不开，鸣不起来？有人说，党群之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是钢筋水泥的，砖的木的，还是纸扎的？我们要研究它，并且不管是什么，都要打倒它，用整风的办法打倒它。我们省委对科学、教育、文艺是外行，今天向大家请教打倒墙的办法。”
王任重的讲话，在二十多个高级知识份子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纷纷把心里想说的话抖出来，对国家的热爱，对政府的信任，使他们说话无所顾忌。
马哲民，这位中南财经学院的院长更是如此。当然，他的发言也就更加尖刻。他慷慨激昂：
解放以来，知识份子有进步靠拢党是事实，但与党有距离也是事实。解放以来，知识份子遭遇上有些苦水。老干部对知识份子不信任，不尊重，看不出与反动派的分别，或者根本看不起，所以在运动中常把人民内部的问题与敌我问题混淆起来，而不少运动又是以知识份子为重点。所以人人自危，觉得国家有前途，个人没前途，活下去没意思。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
这是一次座谈会，一次由早晨到下午六点多的座谈会。报纸评论说，人们去拆“墙”了，去拆党和非党之间的墙了。一件无法估价的重大工程在武汉地区也开工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文汇报》）
春华秋实。与这次会议相应的是，三个月后，为反击右派而召集的一次省人代会议，会议对马哲民口诛笔伐，在“华中右派的主帅”头衔下，罗织种种罪名。
最后，撤消了他的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中央委员会常委、委员、湖北省主任委员，政协湖北省常委；但保留委员。
（六）赵紫阳家乡的“钓鱼记”
上行下效，直至农村，也都处处在搞“引蛇出洞”。我到全国划右派最多的河南省做过调查研究。
滑县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穷得很。一九五八年初，全县几千名教师集中在县城第一中学进行整风反右学习大会。
第二天，县委王书记作动员报告，主席台上坐有文教局长宋立业和公安局长等人。
王书记说，我们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帮助党整掉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给党提意见。为让大家畅所欲言，县委提出三大保证：第一，保证不打棍子；第二，保证不扣帽子；第三，保证条条有答复。保证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几天过去了，没人贴大字报。王书记又作第二次动员报告，批评思想不解放；对帮助党整风的态度就说明你是否跟党一条心？后来又要求各个学校鸣放也要放卫星，每人每天至少要贴一百张大字报。这就贴出很多大字报。一看内容，全是揭发谁跟谁有男女关系，几乎有一半还画着有男女生殖器的漫画。
一中黄校长是个严肃正派的人，当然不来这一套。他原是县报社负责人，因看不惯县委领导的裙带风，被调到学校来。他的大字报是一副对联：
唯命是从之谓德
吹牛拍马之谓才
横联是“人事制度”
他找语文教师尚建遂（地区著名的书法家）挥毫；又找图画老师萧然画了个漫画：采用了齐白石画的头戴乌纱帽泥半团的官僚形象；黄很满意。还有个历史老师也在上面签了名。
贴出以后，县报社记者立即给拍了照。校长跟他们说：“我们的大字报质量最高，记者都照了象，他们的大字报质量都不怎么样，帮助党整风帮不到点子上。”
这样鸣放了一阵，就又召开大会，主席台上还是那些人，不过，身上都带了枪。周围由公安局设岗，包围了整个学校。
还是由王书记讲话：“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放得好！但也暴露了一部分敌人。他们趁党整风之际，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和各项政策。为了帮助党整风，保证大鸣大放大辩论的顺利进行，我们郑重重申三大保证：第一……第二……第三……但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出圈了，向我党发起猖狂的进攻，是属于资产阶级右派，我们必须立即向他们实行反击！……”
当天夜里就有十几人自杀。被访者目睹一个教师从塔顶跳下来（在学校东南角有一个隋代建造的古塔），喊声很大，直声直气，全校都能听见，听了毛骨竦然。他摔死了
另一个是住在隔壁教室里的一位老教师，用刮脸刀片割断了喉管……领导威胁目击者：“谁说出去，找谁说事！”就这样封锁了消息。
农村的鸣放，大都是一九五八年才开始，城市的反右，已使他们风声鹤唳。所以领导要想让他们鸣放，比蹬天还难！河南省西陕县有个区委书记跟副书记、区长刘汉昌说：“现在人都成了惊弓之鸟，你动员的态度再诚恳，再大的保证，也没人鸣放。你说这任务还怎么完成呢？咱们都是党的老同志，老战友了，谁还信不过谁？你能不能带头鸣放，来个以身示范？这样一来大家就有可能解除疑虑，打开‘三军不发无奈何’的僵局。”
“好！为了党的事业，我就来当当这个‘线’。”
大家知道当年唐明皇是用绸子勒死了杨贵妃，解决僵局的。长话短说，反右一开始，上前就把刘汉昌区长打成了右派。他当然不服；最后落了个态度恶劣，从重处理，劳动教养。
如果要研究反右运动，你就到左得出奇的河南省，河南省对你的任何荒谬的问题都能提供出荒谬的事实来回答。再顺举一例：
俗话说：“猴不上竿只敲锣。”但是，不管他怎样敲锣，你就是不上竿，他能奈你何？
这个省有一位张挺老师，是学校教职员工工会主席，思想作风正派，联系群众人缘好。领导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说：“党的知识份子政策英明，我时常心怀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哪里还会有意见？”
“你这个说法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党再英明也还会有缺点的。党有缺点党就不英明了？毛主席说，什么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嘛！帮助党整风就是给妈妈擦去脸上的黑。”
“妈妈的脸上哪有黑？妈妈的脸是白白净净的，很漂亮的。我恨章罗同盟右派集团给咱们的妈妈脸上抹黑。”
这时候他还有办法划对妈妈如此有感情的张老师右派吗？有办法或没办法，都是无所谓的。“办法”并不是必需品，只要党“想办”就会用“莫须有”三字横行无知阻的。
共产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就像我前面说的，是伊索寓言里“狼和小羊”的关系。狼总是能吃掉小羊的，而且吃得振振有词：
“张挺虽无右派言论，但内心歹毒，确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难道还有比这更厚颜无耻，蛮不讲理的吗？“你讲我阴谋就阴谋，但是，谁也无法阻挡我阴谋得逞。”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