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9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在中苏论战的“九评”中，《一评》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二评》说：“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邓小平指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这样丑化他呢？”（（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首席俄语翻译的历史见证》，页二四零。）毛泽东说：“他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使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史大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 ”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一一一）
毛泽东要拥护斯大林；这是为什么呢？王若水先生在《毛主席与他的世界共运领袖之梦》一文中有清楚明白的叙述：
“文革”的发生是突然的，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念头却是酝酿已久的。要了解事情的原委和背景，我们必须多费一些篇幅，从五十年代的“斯大林问题”谈起。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领袖。谁来代替他的位置呢？这个人要有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资历和丰功伟绩，要有卓越的领袖才能和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崇高威望。这样的人本来应当由苏共的领袖来充任，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无论是斯大林指定的继承人马林科夫（他很快就下台了）还是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都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在斯大林死后，世界上活着的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和毛主席相比。以毛这样的性格，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这是极为自然的。几十年中，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盛行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享有政治的和理论的绝对权威；现在该轮到毛主席了。
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全部否定斯大林的功绩，也没有彻底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然而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却妨害了毛主席，因为毛正要搞对自己的崇拜。这才是毛的真正所“惧”。
毛也不会不想到，“肃反”的错误，他自己也不是没有犯过。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一年，毛在赣西南搞肃清“AB 团”的运动，杀害了一大批无辜的革命者。红一方面军四万多人中就杀了几十个团长，打出四千四百多AB 团分子。红二十军干部，从军长，政治委员到副排长以上干部，共七百多人，都被当作AB 团关押，先后处死。红二十军番号取消，战士被编入红七军。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就这样全军覆灭了！地方的情况更糟。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 团分子。永新县被错杀的约一千八百九十人。遇害的还有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人。这个大冤案一直没有平反。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搞“审干运动”，也弄得草木皆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清理出“特务”多达一万五千多人，有的单位清理出的“特务” 超过总人数的一半。虽然这主要是康生执行的，但身为总学委主任的毛主席是无论如何不能辞其咎的。
现在，斯大林已经不再是毛的阻碍，赫鲁晓夫也没有被毛看在眼里，可是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却妨碍了毛主席。他正想取代斯大林，享有那种世界性的万人膜拜的威风。尽管那时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已经在中国流行，可是和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相比，在程度上和规模上却是瞠乎其后的。
毛主席要保护自己，就要保护斯大林；他要为自己树立斯大林在世时享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就要想办法为“个人崇拜”翻案。
王若水的文章说明三个问题：一是，毛要当世界领袖，让世人对他个人崇拜。二是，毛怕人们在斯大林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更加疯狂地残害“阶级敌人”和党内异己的血腥罪恶，会对他进行谴责与清算。三是，毛要维护斯大林的根本制度。因为只有这个制度，而不是别的任何制度都能够实现其无限膨胀的领袖欲的。这也就是他自始至终“一边倒”向斯大林主义的原委。
起先他还假惺惺地表示赞同在中共八大上反个人崇拜。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表示“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后来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毛干脆赤裸裸地讲：“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还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还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许多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们的竞相歌功颂德，发言说：“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
“要宣传毛主席的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和工贼，后来死无葬身之地的刘少奇当时在会上发言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更有甚者，他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竟说:
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倡某些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柯庆施更高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接见斯诺时，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斯诺说：“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胜利的终止。”毛泽东说：“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
毛泽东这里说的“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就是他为自己盖棺论定的，终生做了的两件事。前者是建立党天下，后者是建立毛天下。右派反的是党天下；反右派是巩固党天下。反右派是属于前者，即“第一件事”，文革属于后者，即“第二件事”。所以，反右与文革，管在形式上有多少雷同之处，而在本质上，在概念上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对二者关系的许多错误之见，都由于对此本质的混淆不清。
在毛泽东本人对个人崇拜的鼓吹下，在林彪，柯庆施，康生等人带动下，中国的造神运动大大超过苏联，而于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前无古人！
一九五七年，右派却对“个人崇拜”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兹举一二：
民主建国会成立于一九四五年，章乃器是主要创始人之一，“民建”在一九四九年前为争取中国的民主化做了大量工作，建国后章乃器被任命为粮食部长，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却被打成 “极右分子”，撤了部长职务。主要的根据是章乃器当时说了不要搞个人崇拜，说对毛泽东也不能搞个人崇拜。现在看来他的讲话完全正确，但是他戴着右派帽子过了二十二年，“文革”被打得遍体鳞伤。（孙文广：《“民建”座谈会发言纪要》博讯自由发稿区）
首发在《观察》的晓枫的文章《最早揭露毛泽东伪马列面目的女英雄》写道:
二十二岁的四川大学学生冯元春以极其平静的声调在鸣放辩论会上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统冶阶级组成的政府，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他们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宪法’仅是一纸空文，毛泽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
她就着“高铙事件”说：“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们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她继续说：“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已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一点灾害便会饿死人。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她就着胡风事件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别人朋友之间的来信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不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清华大学一位署名一个清华人的学生贴出一份《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直呼毛泽东为皇帝，他说：“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这方面，是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 许行：一九五七年学生民主运动寻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明确表示：“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光明日报》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载：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陈新桂认为目前“鸣”“放”中有五种顾虑。他说：其中有人根本怀疑整风有何用处。储安平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提出“党天下”、“一党治国”。储安平的话还没有说完。在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专政。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这是个理论问题：如何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如何监督？这要毛主席继续发展了。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愈整愈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著名的右派、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 “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思忆文丛:《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
“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反动的。他杀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错误，二次大战不一定起来。不是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领导的十万人也不会全死掉。”“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同上，《 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北大学生王书瑶说: “正是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可能发生的错误领导丧失了任何警惕性，认为斯大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苏联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错误和犯罪得以实现，而中央权力极大这点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着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 同上:《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
北大学生群学说：“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悬殊，就必然地要产生个人崇拜。”“ 首先他们强调了一个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予歌颂、赞美，进而把它的作用夸大到似乎一切都是一个党能完成的，因而奉若神明，拒绝群众的意见，而当把党的地位异常特殊之后，再就进一步推崇个别高级领导人员，以至发展到如神的崇拜，一句话，全部理论基础是：历史主要由个别政党所创，而政党由领导者所创，一切及时指示奉若神明，否认了群众的主要作用。”（ 同上: 《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因为这些老少男女右派们都信仰民主自由，都反对极权专制；因而，反对个人崇拜，个人独裁，简直是他们的天性！而反对个人崇拜的性质，归根结底是反对“党天下”。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