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8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五）“因素”说：远因和近因
有一本研究反右派斗争的专著，书名起得很醒目：《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如果从这个书名引出邓拓的结论：“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那会是很好的。可惜！可惜！他在对赫鲁晓夫上述言论抨击中，显示了一种与此绝然相反的意思：这当然只是一种怀着敌意的情绪化的评论，把本来很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抹煞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
“国内一些研究者持有类似的说法。他们的理由是：……”笔者删去的那些“理由”，大致上是本文前面引述的毛泽东那些充满杀机的对内讲话。为了避免重重复复，故而删去。作者的说法是：“但是这些都仅仅说明他的思想中有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因素，却不能说这时他已经在计划开展这场斗争了。”（《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五四零页。）
好一个“这些都仅仅说明他的思想中有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因素”！好一个“因素”！
要是当真地来追查“因素”，早在中共建国前夜，毛在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中就曾说道：“他们的头脑中还残存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页一三七四。）
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同上，页一三七五）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份子，亦即旧民主主义份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同上，页一三七六）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同上，页一三八四）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份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还因为……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份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同上，页一三九八）
上述这些话，跟毛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话，“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 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相对应，就可以判断，在毛紧绷的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上，早把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份子定为了敌人，当作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而当年称作“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只是策略上的考虑，到反右时，就定性为“反动派”了。作为“因素”，为反右派打下伏笔，是其远因。
或有人问，他既然是一个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敌，那他为什么还能提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和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呢？ 他还标榜开明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毛泽东选集》五卷，页二七九）。
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来，按他“有意识地”，并不是“留下民主党派”而是正好相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就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斯大林否定毛的意见，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复电表示反对，毛才改变初衷。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文件的时候，加写了这样一段：
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朱正《反右是流产了的文化大革命》）
这里明确无误的作出“反右”的界定，“反右”的决心和反右的手法。如果说，上述这些话，如：“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是造成 “人们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的历史根源，是从长计议的话，那么，他现在搞的大鸣大放：“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图穷匕首现；就是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与其像毛泽东说的，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话；倒不如按着历史的本来面貌说，叫做“蓄谋已久的阴谋得逞”，更合事实。
“李锐在访问过程中揭露一段颇有分量的史实，他说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说过，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金钟《回首十年说批毛》，《开放》二零零三，十二）可见毛早把民主人士当作斗争对象，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按其盘根错节，毒根很深来说，更可以追溯到：
早在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文中看出毛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态度——王丹在访问许良英的《拨开“反右”运动的历史迷雾》中说：“此文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一九二六年二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二期和一九二六年三月的《中国青年》第一一六-一一七期，一九五二年重刊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已面目全非，文中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 ‘反动知识阶级’, 包括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 一部分大专院校教授和学生，属于大资产阶级，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民族革命之死敌’。（ 二），多数‘高等知识分子，包括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专院校的教授和学生，属于中产阶级，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以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三），‘小知识分子’，包括中学生、中小学教员，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王丹说: “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滥调的滥觞。”（王丹：《我们在写历史》第一四四页）
一九五八年，中共召开八大，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原稿另一处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说成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等量齐观，毛泽东将论述改写为：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散见第一三六-二一二等页）可见，毛泽东后来的通过鸣放让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而且态度诚恳得出奇，是要“逗”出“从右的方面出发的”意见来的。这一点，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后续步骤是阴谋或阳谋，可作另议，但从早前到晚近，一直是怀有“预谋”这一事实，已为历史所确证。可见毛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盘根错节，毒根很深，很深。
事实上，自“解放”以来，对知识份子的所有思想改造运动，都具有反右派斗争、斗争民主人士的因素；而反右派运动，究其本质，仍是属于反“民主个人主义”的范畴。简直可以把上节引用毛的那句话，改述如下：“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有那么多民主个人主义者没有搞掉。”
“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该书作者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向党表明，自己虽被错划为右派，受了很大苦难，但绝对没有“怀着敌对的情绪”，甚至忏悔当年包括自己在内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致使“弊端”没能“消除”成，辜负了伟大领袖“确实有”的“愿望”？其实大可不必。邵燕祥在该书“序”中 说：“有人说反右派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我以为不如说是序幕。”
一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九年后发生了，一革革了整十年，付出了中共组织瘫痪、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上亿人受害的代价，总算彻底实现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他让世人看到了毛“消除”的到底是什么“弊端”！
我不能不惊叹、感佩邓拓的先知先觉。他在中国没有付出文革的代价前，甚至没有反右前就说出了这样的话：“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政策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在邓拓“更相信”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更”字。孰料，以“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作为着书立说之“眼”的作者，竟然指责别人“抹煞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夫“确实有”者，盖非邓拓所说的“假的”也。“假作真时真也假”，这该叫读者说什么好呢？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与毛相反，当时刘少奇的诸多言论和行动，似乎倒可以说明他对于整风是抱着“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至于毛泽东，他整风是假的；真的是一场包藏祸心的，充满杀机的大阴谋。
至于说到近因，也是说来话长。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 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他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 闭口匈牙利。这一下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 （《毛泽东选集》五卷，页三三三-三三四）“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页三三八）
所以，讲近因，主要地是三个事件：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二，波匈事件；三，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