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6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 李志绥的“整党内敌手说”
这是李志绥听了毛关于“阳谋”云云之后，“我终于了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识份子将他的党内敌手整一整的策略适得其反。”“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回忆录》，页一九五）
他以为毛的阴谋是借刀杀人，利用知识份子整党内敌手；反右并非预谋。所以他才有：“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是想藉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不禁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对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由于某种原因，他特殊的御医身份，使他能见到、听到人之所未能者，故能得出此一独到之见。如，毛此后的一切政治行动都是为了推翻“八大”路线。但他对反右和文革发表的见解，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再则，问题出在事态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线似地发展下去，而往往是节外生枝、千丝万缕乱如麻的。即，不是一因一果，简单明了；而是多因一果，一因多果，互为因果。例如，苏共二十大在中国的反应就不同于在苏联本国的反应，也不同于在南斯拉夫的反应；在南斯拉夫的反应不同于在东欧其他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的反应；在国际共运内部，在执政党的反应也不同于在野党的反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应更不同于在资本主义阵营的反应；而且，还存在着连锁反应。而作为综合的反应，则是敲起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丧钟。这便是波匈事件的爆发及其影响。
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是“多事之秋”。他作出两项决断。一项就是防止党内出赫鲁晓夫，把赫鲁晓夫批倒批臭。在当时中国，妇孺皆知，赫鲁晓夫是个大坏蛋。李志绥的后知之明就是说的这一项。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揪出并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司令部。
另一项是防止中国出匈牙利事件。毛把此件当成当务之急。波匈事件对中国影响之巨、之深，非现在中国人（外国人更别说了）可以想象的。我划右派后，在农场劳动教养。有一个报社来的青年人，二十二岁，比我小两岁。他告诉我，他正在谈恋爱，跟恋人说，中国如果发生匈牙利事件，他和别的青年人都表示要参加。结果，恋人在反右运动中进行了揭发，于是，几个年轻人全都打成了右派。
现在我们来看看毛当时的心态，以及他是如何磨刀霍霍、咬牙切齿地在背后向他的党羽暗传杀机的，而在当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却给他的敌人以朋友似的笑脸相迎，使他的敌人误以为“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而觉察不出“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兹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录下几段，也好拿来示众：
“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 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第三一八页）毛不说是由于某种共产党极权统治，伤天害理，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而胡说是“那么多反革命”；由此可以想象他下一步要作什么文章。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第三二三页）刘少奇却是从经济上、民生上、党的工作和政策上总结教训，说明他对整风还有几分真意，不似毛居心叵测。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份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第三三二-三三三页）那个“要杀几千万”，根本是空穴来风，毛却用来耸人听闻。这些娃娃要大难临头了！出现什么问题也不会下罪己诏，只会加罪于人。
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万人。对于他们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他们的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 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是不是想复辟？（第三三三页）
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第三三四页）
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第三三八页）
现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第三三九页）
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大学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第三五一页）（到这里，哪些人是右派？什么话、什么事是右派言行？已勾划出一个轮廓。——紫丹）
我看要准备出大事……
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第三五二页）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实际是声讨——紫丹），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第三五五页）
就此，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回忆文章《风雨沉舟记——章乃器在一九五七》中写道：“这段‘放屁有利论’可为后来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注脚。”
毛在以上的讲话中，发放出来一丝一毫的“春消息”的善意吗？更别说诚心诚意了。他有的是充满火药味的恶意、敌意和杀机！而随后造成的气氛却使文化人在翘盼着、期待着毛主席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会给他们带来春风送暖、鸟语花香，于是便只管豪情满怀地赞颂：万紫千红总是春！我说的这，并不是文学描写，而是当时的现实，甚至“万紫千红总是春”等话语，都是当时媒体上的原话。但是，在前者转到后者的一百八十度的巨变中，这中间有一个“断层”，用什么来填充呢? 现在多数人都明白了，这唯一的填料便是“阴谋”，或由右派老祖宗的儿子所指明的：“这段‘放屁有利论’可为后来的‘引蛇出洞’策略作一注脚。”可有少数人至今硬是坚持毛原先是诚心要整风呢！那就请你们回答：“毛背后秘密的杀气腾腾！怎么在一个月后、突然间变成了大庭广众下的满面春风呢？”
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把反右的策略底定了。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鱼要不上勾，蚂蚁或者蛇要不出洞，毒草要不出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等乌龟王八、阶级敌人要不“放臭屁”、要不“先发”，该怎么办？
不多不少，正好是在一个月之后，二月二十七日，毛粉墨登场，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随后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天安门城楼上，以及在各种场合上，把“口蜜腹剑”表演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以致使中国的优秀知识份子们，如著名文学家傅雷对他的谈笑风生、笑容可掬、花言巧语、甜言蜜语感到如醉如狂，给儿子写信说：“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真是艺术高手。”（《傅雷家书》页一五八）再往下的信，就是:“真兴奋……踊跃争鸣……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同上页一六三）
再往下的信，就是他妻子写的了：“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最后一次说是进步了，是否算结束，还不知道。爸爸经过这次考验……活到五十岁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么简单，老朋友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会出卖朋友，提意见可以乱提，甚至造谣，还要反咬一口……”（同上页一六七）傅雷当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然后的信……直到没有了“然后”——夫妻自杀，同归于尽。被说成是花岗岩脑袋，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这便是毛编、导、演的《阴谋》全剧。他的出发点是什么？近因是五个字：“匈牙利事件”。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这个血腥的日子里，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写道：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份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可见，毛泽东“主动的整风”不是目的，而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这说明他是要反右的，要搞掉社会上的“反动派即右派”的。
从发生匈牙利事件，到反右以后，毛泽东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现在，人话、鬼话被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反映出反右来龙去脉、血迹斑斑的轨迹，突现出血淋淋的反右阴谋的红线。让阳谋说、变卦说都来个原形毕露。
显然，用“整党内敌手说”来说明反右的起因是太不得要领了，不是不对而是不全。所谓“不是不对”，是因为它有事实根据；所谓“不全”，是因为不是只此而已；所谓“太不得要领”，是因为它远非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很可能是发生在反右之后，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在整风中，要将林克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后来这便发展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见，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撤职处分。这个教训使我没齿难忘。”这促使李医生将他的“整党内敌手说”变成了他几十年后的“后见之明”。
林克等八人向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说他邀功诿过，对上拍马屁，对下专横压制。何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报告，说他们有向党进攻的议论。到三月，把他们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
毛对李医生说：“我找田家英谈过了。情况嘛，大体上是清楚了。这八个人就是不满意政秘室领导人的右倾。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官官相护，反而打击他们……这八个人在去年反右的时候，是积极分子。现在反过来，说八个人是反党份子。我说，说这样话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场，为右派说话……”
过了“五•一”，毛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载和中直党委的刘华峰、李东野、萧兰谈话。指出，政秘室的运动进展得不正常。在反右运动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风运动中成了反党份子。
萧兰发言，说：“这八个人的议论，矛头指向了中央办公厅，指向了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人。何况中直党委已经作出决定，指出这八个人进行反党活动，决定他们停职反省。”发言的语气既激烈，而态度又昂扬。她捋了虎须，事情就闹大了。
会议开了一个月，萧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她在一次发言中，称他们八人打的不是红旗，是黑旗。这便是中央办公厅的“黑旗事件”名称由来。
李医生说：“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策略。毛的目标不但有杨尚昆，还有杨尚昆的领导邓小平。”这次事件的结果，杨丢了中直党委书记。中直党委副书记李东野、刘华峰二人被下放。中直党委办公室主任萧兰被开除党籍，后死于劳改。
黑旗事件对于说明“整党内的敌手说”，是一个有力的例证；但对于诠释反右的根由，却是无力的，甚至是不伦不类的。第一是时间背景迥异。这时已结束反右，五十多万人受到严惩，另有几十万人是内控。第二是爆发匈牙利事件的隐患已被“搞掉”。即，政治形势改观。第三是人物的政治属性有别。林克等八人已被右派的鲜血染红了头顶。毛封他们是“去年反右的积极分子”，“左派”。何载对林克和后来文革初期刘少奇对蒯大富，都是沿用了反右的思维模式并都得到了毛泽东给予“打击左派”的罪名，而遭到毁灭性打击的。
毛泽东利用整风，不仅是“引蛇出洞”，而且是要知识份子激怒党员、干部。当时的事实正是这样。知识份子响应毛的号召，对那些不堪忍受的政治弊端进行了批评。被批评的党员、干部，诚惶诚恐，敢怒不敢言。一待毛发出反右的号令，他们便怀着百倍的仇恨杀将过来。文革中毛故伎重演，让刘少奇等“党内敌手”激怒革命小将，他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一贴，全国便风起云涌，高喊“砸烂刘少奇的狗头”。只有经过激怒，才能做到借刀杀人。
我也来个后见之明。一九八九年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就是活学活用了毛的这一阴谋。现在来请齐奥塞斯库作为参照物。奥氏调令军队去镇压群众，军队却调转枪口将他打倒。不是抽象地打倒，而是具体地枪毙。
邓小平呢，他将军队调进北京，进行思想欺骗（中共的术语是“思想教育”），然后驻足待命，与学生和群众对垒、僵持。一则绝对无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辩论、口角，甚至过头的言语、行动；二则他们会误导学生去做些激进的、冒险的蠢事，使矛盾激化；三则事实证明，他们会唆使坏人混进群众队伍中胡作非为，甚至杀人放火；四则军队中也会出些极端份子做出惹起众恶的事情；最后，最无耻的一招是他们制造一些“共和国卫士”，算在群众账上。他们却心怀叵测，装作正人君子的样子来宣告：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人民军队爱人民，一定要作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当军队被激怒到忍无可忍时；“不惜以任何手段进军天安门”的命令一下，履带和机关枪便会按捺不住胸膛的怒火，也不管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只管血洗天安门！
邓小平笑齐奥塞斯库妄长了一个高大的身躯，齐奥塞斯库噬脐莫及，悔愧生前未能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