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还原一九五七》(十)

【新唐人2013年6月19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由双“百”方针到二“大”方针

“双百”方针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领导国家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办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一五-四一六页)“推而广之”云云,这话是毛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说的,到了十月十三日他又说:“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没有这个大‘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做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同上,四八五页)。至于那些“大”字,他在本篇的第一句就说:“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第四八零页)中间又说:“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同上,第四八一页)。现在已经一目了然,昭然若揭。到底鸣放是“右派要涉及政治”,还是毛要“推而广之”?“大”字是“右派发明”,还是“群众创造”?是右派“要搞大鸣大放”、猖狂进攻,还是“开了很多会才放开”?毛在这些问题上都不打自招。我看了最近出版一本书,名叫《翻云覆雨毛泽东》,这些典型的例子,有待收罗进去。

其实,他整风预定的步骤就是:“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同上,第四六五页)

(四)由“百家争鸣”到“只有两家”

毛泽东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四零九页)这里,毛泽东把所有的不论家庭出身好坏的知识分子,都打入资产阶级的行列,当然都属于资产阶级这一家,按毛泽东的理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显然,百家,一下子变成了两家,所谓“百家争鸣”,就势必成为一种不可设想的尴尬局面了。

许信良先生当读到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元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时,觉得这时毛已布置好要反右,后来号召鸣放只是阴谋而已。“同时,他(毛)还泄露了‘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九十九家,永远只能充当顺从的被统治者,如此‘百家争鸣’,无异于双簧滑稽剧。”(本书第三篇《李慎之、许信良、刘宾雁的后见之明》)

(五)由“齐放”到“独放”

既然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毛泽东当然就不会允许你两家平等地“齐放”了。

果不期然。“斯诺笑了,很自然地问起了中国的现行政策,并且问到了中国的‘百花齐放’和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对他讲:

你说我们停止了百花齐放,那是传言,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停止。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我们从开始就是这样的,不是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齐放”。(《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

但他原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是这样讲的:“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 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 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他认为,“放有百利而无一害; 而收是错误的,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同上,第四一四-四一五页)这其中讲的“放”是什么意思?如果指的是“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不是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齐放’。”那么,“收”又是什么意思呢?别难为老人家了,再把这一例,也暂时存而不论,随后也加入到《翻云覆雨毛泽东》一书里好了。

邓拓先生早看透了毛的“双百”把戏,告诉胡绩伟:“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 (《争鸣》二零零一•四)

赫鲁晓夫和许多中国人一样,看出来:“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被他认为是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页四一七)

任何一个事物,如果你把它孤立起来,就变成不可理解的了。如果你要理解它,就要把放回原始的纵横联系中。“双百方针”的出炉,是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出斯大林问题之后,毛鉴于“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三四六)“但是,他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同上,页三三八)“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同上,页三三三)

这样加以联系,可以看出什么问题呢?其一,毛泽东老谋深算。论城府之深,远非苏联人能望其项背;其二,而毛上述那些话,正好是对赫鲁晓夫的论断来了一个实证。

毛提出整风是在国际上发生匈牙利事件之后,国内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知识分子要求解冻。毛提出整风是对此“多事之秋”的应对。怪事年年有 。而令人怪上加怪的是,整风之意不在整风,而是把吃奶的劲儿集中在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上。最后整的是“帮助整风的人”,就像是出殡、埋了送葬的人。邓拓看出真相,不得好下场,卒以自杀演了一出“杨修之死”。

(六)由“百家争鸣(ming)”到“九十九家争呜(wu)”

在大鸣大放期间,据我的视野所及,徐懋庸的杂文写得最多、最好。他有一篇是讽刺干部不学无术的:那时,中共刚开过“八大”,上级布置学习“八大文件”,他传达成:“学习八个大文件”;上级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ming)”,他传达成:“百花齐放,百家争呜(wu)”。结果,倒真成了“百家争呜(wu)”,百家都呜呜地哭了起来。不过,准确地说,应该是“九十九家争呜(wu)”才对。

“文化大革命”初起,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中提出,对学术问题应平等讨论。他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本来也是本着毛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基本精神。怎会料到毛竟会恼火得火光冲天呢?请看他在《五•一六通知》中,写的这一段话: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消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不能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通知》)

这就是双百方针的最终归宿。争鸣本来是让说理的,现在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压迫、独裁或专政的关系。青面獠牙代替了甜言蜜语;“他们这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代替了五七年说的右派分子,在文革中一个个遭受浩劫;曾经昙花一现、随即转瞬而逝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鸣春景象,代之以被红卫兵修理得趴倒在地、又踏上一只脚,口中念念有词:“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呜呼哀哉求饶命!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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