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还原一九五七》(七)

【新唐人2013年6月14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三】目的未达,万骨已枯

毛泽东反右派、批判反冒进,是为了向自己的政治目标大跃进。在大跃进中,毛腼腆地表示,当中国比苏联先一步到达共产主义门口时,要等苏联老牛爬坡似地赶上来,然后客气地道一声:“请!”在这之前,我们先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人们不禁要问:他这样做到底目的何在呢?

诸如目的、动机、意图、居心这类内在的东西,除非自己老实说出,否则,别人只能以X之心、度Y之腹。即便X 是君子,如果他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做这种隔皮断瓤的事,也会沦于瞎猜,更别说X 是小人了。毛泽东在反右时说:“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毛泽东选集》五卷,页四二七)别说“看”,即便是“猜想”,更有甚者,即便是“瞎猜、胡猜”,也有可能瞎猫碰个死老鼠;蒙对的几率按大数定律说,该是百分之五十。可毛泽东自认为有把握“看得出来的”所谓“善意,恶意”,不管是当时对右派,还是随后反右倾对彭黄张周,还是文革对三家村、四家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甚至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陈伯达、关王戚、林彪、黄吴叶李邱;统统算起来,没有一次是正确的!其正确率等于零。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若是“和尚打起伞来”搞武断,那就比“瞎猜”还要更恶劣、更荒谬无数倍。所以,只有态度端正、方法科学,才能庶几乎无大错矣!那么,毛泽东丧心病狂地搞大跃进,其真实目的、动机、意图、居心到底何在呢?

王若水说:“毛泽东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这就是毛泽东发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背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明报月刊》一九九六年十月号)

杨光认为,“大跃进”与“世界领袖”这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中国若不能实现“大跃进”,毛的“世界领袖”之梦就断然不可能成真,反过来,如果毛泽东命中注定要成为真正的“世界领袖”,中国也就必将势不可挡地出现一场惊天动地、惊世骇俗的“大跃进”。(《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民主中国 》)

在《晚年周恩来》一书的第二章中,高文谦先生写道:“对于斯大林之死,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在失去了斯大林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长后,一直深感受制于人的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从此行事可以不再有所顾忌;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一时群龙无首,正好可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一逞其压抑已久的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雄心抱负。

“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毛泽东的头脑开始急剧膨胀,决意独辟蹊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向苏联模式挑战,企图再一次创造奇迹,与苏联一争高低。毛后来种种好大喜功,头脑发烧,急于求成的举动,诸如改变原来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幅加快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乃至发动‘大跃进’,莫不根源于此。”

毛号召中国要“超英赶美”,我的朋友张先痴一语戳穿:他是“骨子里想当地球球长”(《格拉古轶事》第四十二页)。

我由于切身感受而体会到:毛实现自己的图谋,总有一个“三步走”的思维框架。一九五七年毛反右的三步是: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告知党内:蚂蚁出洞嘞!大学教授、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要在中国搞匈波事件,要推翻共产党,左派要做准备;二、三、四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天安门上,笑容可掬地、诚心诚意地布置陷阱;五月中旬,以中央文件和《事情正在起变化》为题的文章,向党内发出反右密令。毛最大的三步走是:由延安整风建立全党的领导权到夺取全国的领导权;由一党专政到一人专政;由中国的斯大林到世界革命导师。谋取世界霸权地位也是三步: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当第三世界的头;最后是,“把地球管起来”。

所以毛的超英赶美,实际上是“声西击北”;只是一场以英美为参考系的中苏较劲,当下的目标是“阵营的头”。

同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薄一波传达了毛的一个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不算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

这句话隐含的意思,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而是中国与苏联的竞赛:你苏联不过变成两个美国,我比你多一倍,我是英、美、苏一起超过!在此前后,毛还说: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的好,速度比苏联的快,再加上有六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应当走到前面去。(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四三六。)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向毛泽东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有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页七十一)

在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但赫鲁晓夫也只敢提十五年赶上美国,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而比他们落后许多的中国,原来还只是说用十五年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的英国,可不久就改变了口号。到了八大二次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也就是说,赶上美国的时间几乎与苏联老大哥同步了。而到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初,毛泽东则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了。

毛泽东甚至并不忌讳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六 亿人口的齐心协力,理所当然要走到苏联的前面去。”

同年十一月的武昌会议,毛泽东再一次讲到了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体脑劳动,没有破除。毛泽东还说,不管我们走得多快,还是要给苏联人留面子,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我们可以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他还说,我们十 年后就可以搞到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 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可是,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们脸上无光。(罗平汉《“文革”前夜的中国》)

《毛泽东全传》的作者辛子陵说:“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惨剧——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我根据解密档案推算,此数应为四千六百八十七点五万人。古人说:‘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成功万骨枯。’于今,毛泽东则是,目的未达,近半亿的农民已经生生地被饿死。令人闻之发指,言之齿冷,忆之心有余痛。——紫丹注)。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抓住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破解毛泽东之谜的一把钥匙。”(《千秋功罪毛泽东》导言)所以,实事求是地确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许多毛泽东之谜就可迎刃而解,否则,如按下面论断进行思维,则毛泽东之谜就会百思而不得其解,如:“乌托邦”论、“改变一穷二白”论、“好心办了坏事”论、“急于求成”论、“全民狂热”论、“诗人浪漫气质”论、“精神万能”论、“太不懂经济”论,甚至“个人崇拜”论、“政治经济体制”论, 等等,即便有一点道理,但终于难免是属于隔靴挠痒的皮毛之见,而对于正确解决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大跃进中的一系列问题,则毫无裨益。比如,为什么说“大跃进是反右运动的第一个恶果”?为为什么把大跃进的“人祸”归于“天灾”?为什么毛为假卫星推波助澜,说:“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庐山会议实录》,二四一页)为什么他拍着桌子说:“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庐山会议实录》,页十八)为什么“不可思议的大救星”居心要让人民穷?为什么毛对饿死几千万人态度那样冷血?为什么人民、特别是农民遭受那样空前绝后的人权灾难,财产(连锅碗瓢勺)被剥夺精光,饿死不能逃荒?为什么对在庐山会议、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大跃进错误的人进行迫害,甚至置之死地?为什么大跃进不算经济账,强调要算政治账呢?

如果实事求是地认定毛的目的、动机、意图、居心,就能让许多此前此后、大惑不解的问题,茅塞顿开,一通百通。如,为什么毛于一九五三 年违反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起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提出贯彻废除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什么一九五五年批“小脚女人”邓子恢?为什么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一九五八 年批周恩来等的“反冒进”?为什么毛要坚持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毛一九五七年发动反右派运动使知识分子遭受浩劫、把科学民主精神一举歼灭?毛为什么要践踏“八大”路线、大搞“阶级斗争为纲”?毛为什么亲自出马大树“正确的”个人崇拜?毛为什么批“三和一少”、不顾本国人民死活,拚命出口革命,对阿尔巴尼亚、对亚非拉进行超出国力的“援助”?连众说纷纭的、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以及毛为什么要屡废自己的接班人?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成为数学上的术语:“同理可证”。

这样做,追求毛的目的、动机、意图、居心,是否会成了为共产党所批评的“唯心论”呢?不会的。系统论认为,目的是系统的形成性要素,是贯穿各个环节的一条红线。点明了毛泽东搞大跃进的野心,这就击中了大跃进的要害,揭示出大跃进的灵魂所在。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一一九页)毛泽东本人在《论持久战》中也说过:“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我们是否可以比猫画虎,做成如下的改述:“大跃进的目的,就是大跃进的本质,就是大跃进中一切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大跃进的目的,是大跃进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

张显扬在《毛发动文革,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一文的结尾说:

“我说了那么多,中心的意思,就是决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进人家的思维模式。这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开放》杂志二零零六年五月号)

其实,毛泽东权欲熏心的、极度恶劣的的本质,早在延安时期,莫斯科派来的、以记者身份作中共太上皇的弗拉基米洛夫就对之洞若观火。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毛通过拚命夺权来压制每一个人。他的全部‘理论’,只不过是为这种一直萦绕心头的目的打掩护而已……毛泽东平时从来不阅读马列著作,只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书和小说中的权术斗争……毛泽东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喜欢说粗话和随地吐痰的狡诈的农民,俨然就是掌握了所有人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写道:“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他之所以对党有兴趣,只是因为党能保证他夺到这个权力。”

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创造是其本质对象化的原理,我们说,毛泽东有多么恶劣、凶残、疯狂,他的创造——大跃进就有多么恶劣、凶残、疯狂!反之,也然。

最后,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自鸣得意之词:“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蚂蚁打哈欠——口气可不小,毛泽东要以管理地球为己任了。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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